今天是巴西哲学家保罗·弗雷勒的百年诞辰，弗雷勒以其最具权威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而广为人知。对于那些在全球范围内贫困社区工作的教师和那些在不公平的世界中寻找正义的人而言，弗雷勒依旧是一位领航者。
每一位具有批判思维的教育者都在职业生涯的某一阶段借鉴过弗雷勒的论述——要么是为了深入了解被压迫者所在的混乱处境，要么是作为启发他们推翻社会权力和特权不平等的一种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弗雷勒为农民赋权的扫盲运动被诸多国家广泛学习，而《被压迫者教育学》则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内被引用次数排名第三的著作，也是教育领域的第一大著作。
弗雷勒的名气使得他在祖国巴西既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又被人们当做伟大的先知。如今，他被诸如“自由巴西运动”（Movimento Brasil Livre）和“在线反抗”（Revoltados Online）等极右团体视作眼中钉。除此之外，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也声称他是在巴西学校系统中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幕后黑手。
然而，博索纳罗试图抹除弗雷勒对巴西的影响的举动让人想起美国共和党对批判种族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攻击。博索纳罗和“无党派学校”（Escola sen Partido）鼓励学生们在课堂上拍摄教师，尤其是当他们怀疑任课老师在课堂上传播左倾思想或宣传受弗雷勒启发的政治和社会观念时。博索纳罗党内的一名联邦议员甚至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剥夺弗雷勒作为“巴西教育赞助人”的头衔。
甚至连美国的保守派都加入到了批判弗雷勒的队伍当中。《经济学人》最近一期“来自非自由左翼的威胁”包含了一篇关于“警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文章，该文章狡猾地把弗雷勒的教学法描述为本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所写的思想论述。更不值得一提的是，该文章从《被压迫者教育学》的一个脚注中为其论断诘取证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一点，即弗雷勒的理论是以团结群众为前提，他也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暴力的那一部分。
那么，为何博索纳罗和《经济学人》要以弗雷勒为攻击目标呢？在弗雷勒的思想中，究竟又是什么让他们觉得如此具有威胁性呢？
一、革命教育家的一生
保罗·弗雷勒的童年时光是在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省度过的，那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大萧条期间。青年时期，他会坐在芒果树的树荫下面，通过用树枝写字的方式来练习阅读。弗雷勒年轻时所经历的饥饿和贫困使得他比同班同学落后了四个年级，而1933年他父亲的去世更是雪上加霜。
尽管如此，弗雷勒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从大学毕业，于1959年在累西腓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律师资格（尽管他从未从事过法律工作）。弗雷勒在26岁时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在奥兹瓦尔多·克鲁兹中学（Oswaldo Cruz Secondary School）担任葡萄牙语老师。1946年，他被任命为社会服务教育和文化部主任（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Social Services）。这是一个雇主机构（employer’s institution），旨在为伯南布哥州的工人及其家属提供健康、住房、教育和休闲服务。1961年，他开始在累西腓大学文化推广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Extension, Departamento de Extensões Culturais da Universidade do Recife）担任主任一职，并于1962年投身一个大规模的扫盲项目。
弗雷勒开展的扫盲项目为他带来了国际上的认可，尤其是他对民间传统的运用以及他对集体知识建构（collectiv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的重视。正是在累西腓大学，弗雷勒开始创建他提出的“文化小组”（cultural circles）。相较于“识字班”一词，他更喜欢“文化小组”这个说法，因为“识字”和“文盲”在很大程度上假定了阅读和写作已经是工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其中一个文化小组里，三百名收割甘蔗的农民在四十五天内就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受到弗雷勒成果的鼓舞，巴西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所领导的政府制定了建立两千个弗雷勒文化小组（Freirean cultural circles）的计划。在理想情况下，这些文化圈将在两年内覆盖五百万名成年学习者，并教会他们如何阅读。当时在巴西这个只有一半成年人口可以读写的国家，这将会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相反，在1964年，一场右翼军事政变推翻了古拉特的民选政府。弗雷勒被指控宣扬共产主义，并受到审讯和逮捕。他被军政府囚禁了七十天；由于担心自己在全民扫盲运动中的显著地位可能会招来敌人的暗杀，弗雷勒选择自我流放。巴西军方认为弗雷勒是一个“国际危险分子”以及“基督和巴西人民的叛徒”；同时，他也被指控试图将巴西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国家”。
弗雷勒的十六年流亡生涯既动荡又丰富：在玻利维亚短暂停留后，他在智利度过了五年；他在那里参与了基督教民主土地改革运动（Christian Democratic Agrarian Reform Movement），并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顾问同土地改革研究与培训学院（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Agrarian Reform）合作。1969年，他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哈佛大学发展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s Center for Studies i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但于次年移居瑞士日内瓦。他在那里担任世界教会理事会教育办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顾问，为坦桑尼亚和几内亚比绍制定扫盲计划，计划的重点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再非洲化（Re-Africanization）。他还参与制定了像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这种革命后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国家的扫盲计划，并协助秘鲁和尼加拉瓜政府开展自己的扫盲运动。
在流放期间，弗雷勒一直在撰写日后将成为经典的作品：《被压迫者教育学》、《争取自由的文化行动》（
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
）、《过程中的教育学：致几内亚比绍的信》（
Pedagogy in Process: Letters to Guinea-Bissau
）。弗雷勒的理论后来被北美和欧洲的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所采用，但他的理论基本上是在全球南方产生的：他的理论影响了很多发生在底层社区、城市贫民区、棚户区和贫民窟中诞生的社会运动（也被它们影响），从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到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 MST） 。
弗雷勒总是鼓励教育工作者重塑他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移植”到不同的国家，因为他认为他的理论很明显来自于巴西的语境。弗雷勒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从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那里吸取了教训，这些教育工作者在其他国家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的经验使得他认为需要将这些成果重塑并挪用到巴西的环境里。
弗雷勒于1965年在德黑兰举行的世界扫盲大会上遇到了古巴扫盲运动的策划者劳尔·费雷尔（Raúl Ferrer）。费雷尔和弗雷勒于1979年再次会面，讨论扫盲在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Sandinista revolution）中的作用。
弗雷勒认为古巴扫盲运动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成就之一，该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让九十万人学会了读写。他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扫盲运动也做出了类似的评论。
弗雷勒公开承认古巴独立领袖何塞·马蒂（José Martí）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思想家之一，他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坚定崇拜者。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总统非常崇拜弗雷勒，并向我表达了将弗雷勒的理论引入玻利维亚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的愿望，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其中发挥一些微小的作用。
弗雷勒原定计划去参加将在古巴举行的一个仪式。在那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向他颁发重要奖项，以表彰他对教育的贡献。然而就在仪式即将开始的前一周，弗雷勒不幸去世了。据他的朋友说，这是弗雷勒一生中最重要的奖项。
三、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弗雷勒而言，挑战资本主义紧急且必要。他并不经常描述他对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看法，但是弗雷勒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持是坚定且深刻的，而且他一生都保持着人类能动性和语言不可动摇的社会性的现代主义信仰。
弗雷勒绝对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格言来向政坛宣扬自己的观点。例如，他没有鼓吹所有价值都起源于生产领域，也不认为学校的首要作用是为资本的代理人及其拥有者服务。
然而，他确实将资本主义教育视为再现了支配性和剥削性的社会秩序的社会关系，并且他也认为通过教育“改善自己的命运”的说法往往是一种掩饰其背后意识形态的面纱，而这种面纱遮盖了人们团结劳动的成果，反而把个人努力、奖励和进步作为这个虚假叙述的核心。
弗雷勒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他的工作绝不是孤立的沉思，而是将哲学用于推进他的解放教育学。弗雷勒从专制形式的教育中解放出来的愿景来自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他对于被压迫者自我转变的描述来自于马丁·布伯和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启发；他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的概念来自于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弗雷勒强调爱是教育该有的必要前提，这是他与基进的基督教解放神学之间持久联系的一部分。敦·赫尔德·卡马拉（Dom Hélder Câmara）是巴西罗马天主教奥林达和累西腓大主教，他对弗雷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用几句话就抓住了解放神学的精神：“当我给穷人食物时，他们称我为圣人。当我问为什么穷人没有食物时，他们称我为共产主义者。”
弗雷勒本人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并不过分关注“宗教信仰”，而是关注解放教会的前途——在该地区，大部分教育系统仍处于宗教当局的控制之下。弗雷勒的理想是出现一个“先知教会”（the prophetic church）：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受害者站在一起的教会。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特雷斯（Gustavo Gutierrez）是解放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就解放神学中“穷人的选择”（option for the poor）的中心原则进行了系统书写。在得知弗雷勒的愿景后，他邀请弗雷勒参与详细阐述新兴基进基督教教义的一些关键要素。
四、被压迫者的教育学
尽管弗雷勒与解放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弗雷勒的职业最恰当的描述是“实践哲学家”（philosopher of praxis）。简单地说，弗雷勒的哲学旨在帮助人类积极地成为更完整的人——这个关乎政治和伦理的计划意味着理解这个世界，也意味着改变世界。弗雷勒的名言“阅读文字和世界”（“reading the word and the world”）很好地描述了他的这项计划。
弗雷勒对口头和书面语言所蕴含力量的痴迷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力量解释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以及世界可能成为的样子。对于弗雷勒来说，识字使得人类能够生活在虚拟模式中——一种“仿佛”（as if）的状态，为新世界开辟了道路。
弗雷勒研究中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未经检验的可行性”（Untested Feasibility），这是一个关于希望的哲学，它呼吁被剥夺权利的群体去超越他们所面对的“限制情况”——即不发达的环境对人性的限制——并将这些不利条件转化为一个有空间创造性的实验。对弗雷勒来说。这就是识字的关键所在：这是一种可以用来剥夺和排斥权利的手段，同样也可以用来解放。
支持弗雷勒的教育学理论是对世界及其转变的复杂且坚定的唯物主义愿景。对于弗雷勒来说，对世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然会改变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此外，改变世界会影响个体之后对世界采取行动的方式。进入这个改变世界的过程即是个体学习如何成为对动态且开放的世界采取行动的主体，而不是仅在封闭、不变的系统中行动的被动对象。这是弗雷勒关于被压迫者如何克服压迫现状的愿景。
“对话”（dialogue）和“辩证法”（dialect）是弗雷勒词汇中的关键词。正如弗雷勒所说，对话式的“相遇” 实际上是灌输的对立面（对于那些担心批判种族理论和弗雷勒所谓“灌输”的巴西和美国评论家来说，这是一种讽刺）。弗雷勒反对“银行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把一些看上去理所当然的知识一股脑地灌进倒霉学生们的大脑里——因为这既具有社会压迫性，又假设世界的规律是如此固定，以至于相同的课程可以令人作呕地往复传授。就像弗雷勒在《被压迫者教育学》里说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