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從2000年開始進入基層的兒科醫生,我對兒童輸液打針的弊端和風險,體會比一般人要更深刻一些。
2012年,我的門診來了個1歲10個月的孩子,發燒38.5度,本來給開了口服藥,但家長要求打針,說打針好得快。出於安全考慮,我再三勸家長,但家長依然要求打針。
現在的孩子,體質跟我小時候相比區別非常大。臨床上一個典型的常見問題,就是過敏的情況特別多。因為見得多了,所以我對這個問題也特別謹慎。追問孩子的過敏史,甚至包括父母的過敏史,家長都說沒有,於是只好答應家長打針。
結果打完針之後,發生了我最不願看到的結果:過敏。而且過敏的症狀非常嚴重,眼睛、耳朵,甚至連臉都腫起來了。打針過敏以前門診也遇到過,但這個孩子的過敏程度,超過了所有的既往經歷。為了盡快緩解,不得不打過敏藥。
第一針,孩子極度不配合,沒有成功,只能再打一次。第二次打好了,但是打完之後孩子就不會哭了,也不會反抗了。
作為醫生,我比其他人更清楚這種情況可能意味著什麼。我嚇壞了,汗毛都立起來了,心裡各種假設的後果紛至沓來,整個人都要崩潰了。
那種滋味,一輩子都忘不了。
萬幸的是,孩子慢慢恢復過來了。一個小時後,過敏慢慢退下去了。
但是這件事帶來的巨大恐懼感,依然讓我的思緒長久地停留在2012年那個寒冷的冬天,繼而也成為一個推動力:我必須轉型。現在的方式,對醫生來說,不亞於刀頭舔血。我想,這就是我自己的鬼門關呀,如果拽不回來孩子,我自己的一輩子也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