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人类如何应对疫病恐惧和人权边界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九卷，为免费内容。

从 1377 年黑死病爆发的第一次封城，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方舱医院，再到制药公司高管和流行病学家为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做准备的闭门模拟……在《隔离》一书中，作者杰夫·马纳夫与妮古拉·特莉结合了田野调查、公共卫生、历史和社会学的视角，将人类过去几年经历的隔绝和不确定性，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

隔离的故事远不止医疗隔离的历史，从新墨西哥沙漠地下的核废料隔离设施，到影响世界小麦供应的小麦锈病，再到太空污染，作者的考察范围涵盖了工业、农业、甚至外太空。随着全球化和人口流动的增加，在危急状态下如何管控人口、个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隔离，隔离措施的限度在哪里，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议题。书中对“隔离”的历史、现实、未来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新现实，厘清自由、治理和相互责任的意义。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四章《不寻常的力量》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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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隔离这个工具的误会及误解，我有很多意见，”马丁·赛特隆（Martin Cetron）博士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警告，“我对检疫隔离非常熟悉，也很感兴趣。”今年六十一岁的赛特隆朝气蓬勃，有一张喜气洋洋的圆脸，热爱格言警句。他既是医生，也是美国公共卫生局的退休上校。美国公共卫生局在两百多年前成立，原名美国海事医务署，负责防止水手及移民将疾病输入这个新国度。我们在他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园区的办公室见面，这是一栋闪闪发光的绿色玻璃幕墙大楼，他在那里有另一个头衔：全球移民与检疫署署长。

“我在 1996 年来到这个部门时，提议取另一个名字，”赛特隆承认，“我想摆脱检疫这个词。”不过多年来，随着他的提议缓慢沿着指挥系统向上传递，赛特隆却改变了心意：检疫可以保留，也应该保留，只是它亟需改革与重新包装。“这个词包含了太多东西，”他说，“大部分源于它在历史上的误用与滥用。”

如今，赛特隆是隔离检疫的代表人物。在我们发表这本书的内容时，赛特隆经常出现，包括在探讨减少传染病之机场传播的会议上演讲、参与用大数据遏制大流行之潜力的小组讨论，他也在工作坊结束后的招待会被团团围住，询问有关检疫的问题。“每一次发生全球重大疾病流行之后，都会出现恐惧与污名的流行。”他每次都会这么说，敦促科学家及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筛检人员展现同情心，并适度行事。

赛特隆也是几个世卫组织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他曾领导美国的疾病遏制工作来应对 21 世纪的大部分重大疫情，包括 2001 年的炭疽攻击、2003 年的 SARS、猪流感、MERS，当然还有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正是根据他的建议，奥巴马政府才没有批准对西非航班关闭国门；赛特隆反而与利比里亚、几内亚、塞拉利昂当局合作，在这些国家的机场与港口设立出境筛检，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成功在接触者与感染者登机之前抓住了他们。（托马斯·邓肯是一个不幸的意外。赛特隆圆滑地说：“病人否认了自己的病情。”）2015 年，应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的请求，赛特隆指出举办奥运增加寨卡病毒传播的风险其实微乎其微，借此说服惊慌的运动员、科学家、生物伦理学家取消呼吁停办里约热内卢奥运的大型活动。

因此，赛特隆非常明白，公众对疾病威胁的看法经常与事实不符，而且人类天生对伴随大流行而来的死亡和干扰深怀恐惧，能轻易升级为歇斯底里的冲动，促使我们做某件事——任何事都有可能！——来保护自己。“问题是，隔离检疫被用来当作对恐惧反应过度的政治工具，”赛特隆说，“这使它声名狼藉。”

更糟的是，美国的检疫当局拥有强大的权力，它完全推翻无罪推定原则，这本来应该是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思想的基础。正如澳大利亚国会议员所说的，这块新统一的大陆在 1884 年制定卫生政策时，检疫“与刑警的衡量标准不同，它假定每个人都有能力传播疾病，直到事实证明他无法传播为止，而法律则是假定当事人在道德上无罪，直到事实证明他有罪为止”。

隔离检疫根据怀疑来界定，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偏见影响，且容易被滥用。它有一串糟糕的歧视黑历史。鉴于隔离会带给隔离者持久不退的污名，还会让大众不信任负责实施隔离的医疗人员，这个方法真的正当吗？“你不会找到任何支持隔离的人，”马丁·赛特隆承认，“但事实是，最紧急的现代生物威胁使我们必须重新使用 14 世纪的方式。”

到了 1950 年代，隔离检疫已经显得过时，甚至这个术语都从世卫组织消失，直到过去几十年才复兴，而且经过了一定的改造。隔离检疫之所以回归，涉及一名艾滋病社运人士出身的公卫官员、一项 1918 年流感大流行的统计分析，还有卡西·希克斯。不过，这个故事始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年后，隔离检疫的过早退休。

抗生素直到战争后才变得普及，使许多过去最可怕的疾病能迅速又轻松地治疗。从腺鼠疫到斑疹伤寒，从结核病到梅毒，有效的治疗使检疫无用武之地。另外也归功于有毒却极为有效的 DDT 病媒防治、快速诊断工具的推行，还有安全有效的疫苗来预防麻疹和小儿麻痹症等疾病，到了 1970 年代，传染病似乎已经解决。与此同时，从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开始，美国经历了法律学者所谓的“权利革命”，也就是一系列将美国司法体系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显著提高的标志性决定。到了 1970 年代，最高法院的裁决支持一系列合乎宪法的新主张，建立重要的先例来反对以种族、性别、性取向为基础的歧视。这些保障涵盖了强化的正当程序权，在刑法及民法都是如此。

最紧急的现代生物威胁使我们必须重新使用 14 世纪的方式。

这些变化组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众担忧的议题从传染病转移到慢性病，使健康能根据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来重新建构，与此同时，反文化的时代精神也将个人自由凌驾于社会束缚之上。检疫作为卫生国家警察权的一种中世纪工具，似乎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遗迹。

接着，在 1981 年 6 月 5 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针对后来命名为艾滋病的新疾病发布了第一份官方报告：在洛杉矶，有五个罕见的肺感染病例发生在原本健康的年轻同性恋男子身上。不到一个月后，这种神秘、新型、似乎致命的疾病就被称为“同性恋癌症”。到了 1982 年，媒体将被视为艾滋病风险族群的人贴上“4H 集团”的标签，也就是同性恋（homosexuals）、海洛因使用者（heroinusers）、海地人（Haitians）、血友病患者 (hemophiliacs)。

虽然艾滋病似乎明显只通过特定体液的交换来传播，但科学家起初无法排除唾液和黏液的传染性。1985 年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将近半数的美国人相信共享一个酒杯会感染艾滋病，28％ 的美国人认为艾滋病可能通过马桶座传播，这一切都使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下了结论：与罹患艾滋病的人“来往”是不安全的，就算没有身体接触也一样。在印第安纳州，一名罹患艾滋病的十三岁男孩遭到学校禁止进入；在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坚持，如果房屋的屋主曾是艾滋病患者，该协会成员必须告知潜在买家；而在一个悲惨案例中，消防员拒绝为一名他们认为可能是同性恋者的男子施行心肺复苏术。

因此，对早已边缘化的族群油然而生的恐惧和歧视从疫情发源地广泛散播，随之而来的是呼吁好好施行传统检疫的浪潮。在十年内，有二十五州都推行措施来拘留涉嫌患有艾滋病的人，其中许多措施都是依据美国计划的法规制定的。

联邦政府也加入行列，设立了一项旅游禁令，拒绝感染人类疫缺陷病毒或艾滋病的非美国公民入境。这项禁令一直持续到 2010 年，也使美国在 1991 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集中营”，由老布什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设置。（巴尔也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司法部长，他在 2020 年 10 月可能接触到冠状病毒之后，拒绝接受隔离。）它的建造目的是容纳二百七十四名海地难民，他们在关塔那摩湾（Guantánamo Bay）的军事基地检测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阳性，这座基地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由美国运作却不在美国境内。

这种境外状态使原本应属违法的公卫拘留得以进行。该基地后来还住进了另一群特别的拘留者，就是在小布什的反恐战争中拘留的非法敌军战斗员。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也裁定，联邦的承包商可以开除感染艾滋病的员工，这项决定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建议相悖，而且立即引发了广泛批评。正如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的：“我们不该在意人们是否觉得你会在影印室染上艾滋病。因为你不能这样。无知是歧视的原因，而不是歧视的正当理由。”不过，就像克莉斯塔·麦格伦向我们指出的，艾滋病疫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显示隔离的又一种非凡力量：它能操纵公众对疾病的理解。她说：“某种疾病或许不会人传人，或者不具高传染性，但施行隔离自然而然地暗示：如果我生病，而且我跟你在同一个房间里，在你面前呼吸，你就会染病。”

在加州，有人倡议将艾滋病分类为可隔离的疾病，但当地的投票否决了这项争议强烈的倡议，于是该州的传染病负责人建议改为在感染者的住家张贴标示。保守派的评论家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 Jr.）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呼吁所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阳性的人都将自己的状态刺青在前臂和臀部上，以警告可能想要跟他们共享针头或发生性关系的人。

律师马克·巴恩斯（Mark Barnes）于 1983 年在耶鲁大学修习法律，他还记得课堂上曾经辩论这个议题。当时康涅狄格州纽黑文（New Haven）的一名性工作者检测出艾滋病阳性，却继续拉客。巴恩斯告诉我们，警察偶尔会因为卖淫逮捕她，或者她会待在医院一段时间，但每次她获释或出院之后，最终还是会回到街上。那门课的授课老师是弗吉尼亚·罗迪（Virginia Roddy）和安吉拉·霍德（Angela Holder），罗迪是耶鲁纽黑文医院的法律顾问，而霍德则被巴恩斯形容为当时最伟大的研究伦理学家之一。“辩论问题是：隔离这名女性的理由是否存在。”巴恩斯说：“我记得弗吉尼亚和安吉拉对这件事非常烦恼，因为她们也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办。”

根据家族传说，巴恩斯是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的直系后代。他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艾滋病法律诊所，以便在反歧视案件中代表艾滋病患者。他成为纽约市主要的艾滋病倡议人士——“事实上也是最后幸存的倡议人士之一，因为我是少数几个没有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人，”他告诉我们，“我当时认识的大多数人都过世了。”

它能操纵公众对疾病的理解。

巴恩斯在 1990 年代初期成为纽约市的卫生官员，他加入的部门拥有要求检疫与隔离的权力。他与同事很快发现他们需要这些危险的措施，因为有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出现了新型且难以治疗的菌株，而且开始四处蔓延，那就是多重抗药性结核菌（MDR—TB）。当医生为病患开立抗生素的处方，病患服用数周后体内的结核菌被压制（所以病患觉得好多了）但却在确实清除感染之前就停药，此时抗药性就会出现。病患的症状往往在几个月后卷土重来，而细菌已经演化出对抗同一种抗生素的防御。最后，因为数以千计的人没有按照处方服用完整个疗程的抗生素，所以有些结核菌株最终将能抵抗所有可用抗生素的影响，而一种可治愈的传染病也再度变得不可治愈。

1978 年至 1992 年，纽约市结核病病例增加了将近三倍。（结核病是艾滋病患者最严重的感染之一。）将近三分之一的病例都有抗药性。巴恩斯说：“大多数公卫专家认为，当族群到达那种程度的感染人数时，至少在结核病的疫情中，最后整个体系可能迅速失控。”高达 80％ 的人在罹患广泛抗药性结核菌（XDR—TB）之后会死亡，而且他们会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染给别人。

有一项已证实有效的预防策略称为直接观察治疗，是让公卫人员每天监督病患服用药物，以确保他们完成疗程，而且不会发展出抗药性。纽约市使用了这项策略，而公卫部门也发展出一系列奖励措施，包括餐点、交通费、转介服务，借此来留住更多病患。尽管如此，该市至少有 10％ 的新结核病患者“不遵从医嘱”，这些人往往因为成瘾、心理疾病、居无定所等问题而没有稳定的生活，使他们难以完成疗程。

巴恩斯说：“所以当时的问题是，你要怎么处理那些人？”纽约当然有把隔离管辖权写进卫生法规里，但自权利革命之后就没有再更新过，也没有纳入一套决定拘留是否适当的标准或拘留者的程序保护。对巴恩斯而言，这似乎并不妥当。他转而参考关于心理病患民事安置的法规。这些法规在权利革命期间受到严厉的指控，现在又纳入一系列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例如要求卫生官员必须根据个人与公众的最佳利益来做决定，并保障拘留者的权利，包括提供免费咨询及司法审查。

在接下来六个月内，巴恩斯与同事合作起草了一份新的隔离法规，过程中还考虑到心理健康模型。“每周一次大约一小时，我会邀请最大声发表观点的民权倡议人士到我卫生部门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们，“我每周跟他们坐在一起审查草案，征求他们的意见，告诉他们什么有可能做及什么不可能做，倾听他们的发言。”最终的结果是：州政府必须尽一切所能来让病患自愿遵守规定。尽管如此，强制拘留仍然是一个可容许的选项。卫生部门在罗斯福岛如今废弃的高华德（Goldwater）纪念医院侧翼设置了一间配有二十五张床位的安全病房。正如巴恩斯说的，病患在那里可以“被隔离”，同时接受一日三餐、住宿、心理健康与复健服务，当然还有他们的结核病治疗。“所有负面思考者都说，你不能把三千人关起来，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巴恩斯回忆道，“我说，确实不能，但如果我们有可信赖的隔离民事拘留替代方案，就能让整体情况恢复秩序，病患也会开始服药。后来结果也确实如此。”他告诉我们，在两年内，纽约市就解决了绝大部分的多重抗药性结核菌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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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早期，马克·巴恩斯改革隔离的努力是例外而非规则。然而，在“911”之后的恐慌中，加上随后发生的邮件炭疽攻击、2003 年的 SARS，以及布什政府错误指控萨达姆集结充满生物武器的无人机，这一切都使更新州与联邦检疫权力的需求有了新的急迫性。美国在检视公卫拘留法规之后发觉，正如马克·巴恩斯和马丁·赛特隆已经发觉的，这些法规有严重缺陷：过时、不一致、广泛到危险的程度，而且有时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新泽西州有一条法律禁止运输业运送被污染的被褥。

赛特隆与同事在 1990 年代晚期就开始修改立法草案，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模板来让各州采用。2001 年 9 月，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命令下，公卫法律教授拉里·戈斯汀（Larry Gostin）花了整整四周修订这份草案，因此诞生了州紧急卫生权力模范法。巴恩斯指出，这份法案的绝大部分都深受纽约市先例的影响。

接下来数年内，有三十三州开始推动将部分或全部规定纳入卫生法规的立法程序。与此同时，在亚特兰大，赛特隆也沉浸在隔离研究中，决心把这项新流行的中世纪工具转型成现代的公卫措施。他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隔离真的有用吗？如果真的有用，又是在哪种情况下呢？

赛特隆与作家霍华德·马克尔合作，将最尖端的统计分析应用到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进而重新建构各种介入措施（包括隔离病患、检疫接触者、关闭学校、取消大型集会等）在流行病学曲线的不同时期，对流感病毒在四十三个不同城市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当时的问题是，你要怎么处理那些人？

“大多数人不知道检疫原则和实务工作不是同一件事，”赛特隆告诉我们，“检疫是一个全方位光谱，而且会往许多方向延伸。”对赛特隆而言，学校关闭或口罩条例都位于跟检疫与隔离相同的轴线，它们或多或少都只是具有限制作用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而已。同样地，这些介入措施也涵盖从自愿到强制的范围，两者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奖励措施和强制措施，或者涵盖从针对个人的限制到大规模族群的限制。他解释：“这些措施都是同一种工具的不同层面。”

赛特隆与马克尔发现，不同措施的时机、时长、层次，会造成很大的差异。不只会降低整体死亡人数，也会减轻流感蔓延的速度和高峰。早期就积极采取行动的城市在同一时间关闭学校和禁止公众聚会，并将那些限制维持得最久，这些城市在疫情时的状况最好—如果用一个在新冠疫情期间变成主流的术语来表达，那就是这些城市“拉平确诊人数曲线”。马克尔说这个术语是赛特隆在 2007 年吃着“糟糕的泰式料理”时创造的；虽然赛特隆承认了这件事，但他特地提及马克尔的趣闻，来强调另一项重要的公卫原则。“这是一个‘不是考虑我，而是考虑我们’的时刻。”他如此说道。

赛特隆利用风险分析的瑞士奶酪理论来解释他的隔离光谱上的各种介入措施如何一起运作：单独来看，每一种措施都跟一片艾曼塔奶酪一样布满孔洞，但如果你将足够多的措施堆栈起来，病毒就很难穿过去。

尽管如此，他的分析也反驳了隔离需要做得完整才有效的迷思。他告诉我们：“取决于疫情状况，你或许可以漏掉一半的病毒却依然扑灭掉疫情。”他解释说，尽管自愿隔离本来就可能出现遗漏，但比起可能使病例地下化的严格措施，自愿隔离或许能更快遏制病毒。

历史分析与模型研究提供的证据，似乎足以合理化隔离在特定情况下的使用。赛特隆的下一个问题是：强制隔离是一种 14 世纪的方法，使个人自由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这种方法能否与重视人权和平等的 21 世纪观念相容呢？他和耶鲁大学的朱利叶斯·兰德沃斯（Julius Landwirth）一同回顾了在伦理上容许限制个人自由与行动自由时的既有指导方针，然后为他们所谓的“现代隔离”建立一套框架。

赛特隆总结了他们的结论，这已经成为他的隔离口头禅，他一有机会就会复述这三个问题：我有权吗（我有法定权力来采取这一步吗？）、我能够吗（我有资源来施行及维持这些措施吗？）、我应该吗（我确定这是在挽救生命或延缓疾病蔓延方面，达成我的公卫目标所需的最低限制方法吗？）。赛特隆继续说：“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有权、你能够、你应该，那么，这件事最重要的层面就是怎么做。”他与兰德沃斯认为，任何公卫限制与强制执行都应该与后果成比例，并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来进行，既不能有偏见，也要尊重个人隐私。此外，正如巴恩斯的纽约多重抗药性结核菌法规所写的，隔离者在法庭上质疑自己为何遭到拘留的权利和方法必须获得保障。

赛特隆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被要求为了保护公众而暂时放弃自身权利的人，公众都有义务照顾他，并由纳税人资助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来提供照顾。赛特隆说：“包括基本的人类需求——食物、水、住所。”但也应该包括更实质性的支持—通信方式、免费医疗与心理健康治疗，还有能够及早获得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疫苗。“没有照顾就没有控制，”赛特隆解释，“这不是卫生安全与人权的对立，而是两者之间经过仔细协调的平衡。”

赛特隆将他在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时机、时长、层次方面的发现，纳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于减轻流感的策略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于 2007 年发布，并于 2017 年更新。他在 2005 年将自己改造的“现代隔离”纳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政策，并推动修改联邦法规，使新的规定和防护措施能以白纸黑字落实。这项官僚程序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1 月才完成。在这套新规范成为法律之后，他看起来如释重负。“如果我除了自已的个人良知之外，没有其他管控措施，而我又在这个领域拥有不受控的权力，那我会睡不好觉的”，他说，“这种特权并不是件好事。”

然而，美国大部分的隔离权力都属于州级，而州长有时会忽视赛特隆的隔离教义问答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应该吗？“当有人开始觉得‘我有权威，所以我可以，我也有能力，所以我能够，因此我应该’的时候，就会出错，因为要做一件事会承担很大压力，”赛特隆说，“而且会让克里斯·克里斯蒂和卡西·希克斯在新泽西州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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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因州地方法院的退休首席法官查理·拉维迪尔（CharlieLaVerdiere）说：“那天早上我在开车去上班的途中，又胖又蠢又快乐。”2019 年 5 月，拉维迪尔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举办的州立法院首席法官全国会议上发言，讨论如何将各州的检疫权力最适当地更新及现代化。当他开始发言时，原本聚集在咖啡桶周围的一众法院官员迅速回到座位上，拉维迪尔得到了全场关注。他继续说：“我刚要开始工作时，就接到一通电话说：‘我们有麻烦了。’”

那个麻烦就是卡西·希克斯。她最后在新泽西州的隔离帐篷里度过三个晚上。希克斯在七年后回忆当时的经历，告诉我们：“我记得那里很冷。”那顶帐篷里只装了一个行动厕所，而且没有淋浴设备，但这不是希克斯不满的地方。她说：“当你在野外跟无国界医生一起工作时，你睡在地板上都行。”

所以我能够，因此我应该”的时候，就会出错

希克斯主要的不满，是政府没有给出让她接受隔离的真正理由。尽管埃博拉病毒非常可怕——希克斯证实说：“这是一种恐怖的疾病。”——但除非你真的染病，否则它是没有传染性的。希克斯没有任何症状，尽管有一台红外线温度计测出她的体温较高，但使用一台远远更准确的口温计测量时，她的体温是正常的。此外，她的血液检查结果是阴性。

拉维迪尔说：“新闻媒体已经把她塑造成一名去过西非、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然后将病毒带回美国的护理师。”他是一个稳重、务实的人，蓄着精心修剪的白色山羊胡，故作严肃地发言。“其中一部分是真的。”希克斯确实是护理师，但就像马丁·赛特隆一样，她也参与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精英流行病情报调查计划，而且曾在拉斯维加斯照顾过多重抗药性结核菌病患。希克斯了解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方式，也知道隔离应该如何进行。“游民经常染上多重抗药性结核菌，我们会帮助他们找到住处，并对他们进行直接观察治疗，”她告诉我们，“隔离会是最后才使用的手段。”

希克斯跟从古到今许多善心的人一样，都高估了大众根据科学证据做出理性决断的能力，也低估了流行病引发的恐惧及歇斯底里。她承认：“我当时很天真。”当她在布鲁塞尔跟无国界医生团队汇报工作时，她的母亲确实发信息给她，询问她是否觉得她飞回国时会有麻烦。希克斯当时的回答是：“哈哈，那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希克斯在周日晚间（也是她在隔离帐篷的第三晚）上一个网络新闻节目发言时，她呼吁应该要实证决策，使很多人都疏远她。传统基金会资助的网站 Townhall.com 嗤之以鼻地说：“希克斯女士要求未受良好教育的美国在她祈求的‘科学’祭坛上敬拜，以便能够立即释放她。”比起一名胆敢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且违抗主流意见的女人所提出的“目中无人”又“傲慢无礼”的评论，美国人“应该得到更好的选择”。

到了周一，希克斯的律师诺曼·西格尔已经说服克里斯·克里斯蒂释放她——只要她离开新泽西州就行。然而，即使是她的交通方式都沦为争吵的题材：西格尔自愿接她，但官员坚持她必须搭乘救护车度过十小时的路程，希克斯拒绝了。“只要你进入一辆救护车，看起来就会像是你生病了，”她指出，“那不正是克里斯蒂州长想带给大众的看法吗？”

最后，希克斯搭乘了一辆没有标志的黑色运动型多功能车返回位于缅因州肯特堡的家。她在那年夏季搬到这个位于美加边界的小镇，就在她前往塞拉利昂的一个月前；她的伴侣泰德在当地的缅因大学校区就读护理学课程。“我当时在找工作，然后无国界医生寄来一封电子邮件说：我们真的很需要拥有应对疫情经验的人，请加入我们，”希克斯说，“泰德和我那时正在划独木舟旅行，我说：‘我觉得我应该去。’而他说：‘对啊，你当然应该去。’”

在希克斯从新泽西州返家的途中，缅因州州长保罗·勒佩吉（Paul LePage）也处于势均力敌的连任竞选中，他决定希克斯应该在家接受隔离，度过埃博拉病毒二十一天潜伏期的剩余时间。最初几天，勒佩吉州长曾派出州骑警监视希克斯的住家，还有卫生人员每天看着她量体温。

接着，在周四早晨，希克斯与泰德离家骑脚踏车。“我想许多人会想，噢，那个护理师，她居然出门骑脚踏车，实在太傲慢又太爱炫耀了，”希克斯说，“但其实离家出门是我强迫他们启动程序的唯一方法，这样我才能得到正当处置。”希克斯通过她的律师要求，如果缅因州政府要她留在家里，他们应该发布一条正式的隔离令，这样她就能在法庭上质疑这条命令。不过，直到她离开家，查理·拉维迪尔才接到紧急来电。

拉维迪尔告诉我们：“在一个美好的十月早晨，树叶都开始变色了，突然一大堆事情从天而降，落到我头上。”他进退两难：如果他不做出裁定，那么希克斯说她就要进城吃披萨了。拉维迪尔发觉：“没有决定是真正的决定。”这代表他需要马上召开一场临时听证会。这在后勤上出现了一系列障碍。肯特堡离缅因州首府奥古斯塔（Augusta）有五小时车程，而且那里的狭小法院只雇用了一名兼职法官及两名书记官。

“我们开始明白，哇，我们麻烦大了，”拉维迪尔说，“我们必须记录所有听证会，我们必须给她机会作证，她家里没有网络。天啊，这一定会变得很复杂。”与此同时，那两名书记官开始接到世界各地的记者打来的数千通电话。“媒体当时根本疯了，”拉维迪尔说，“突然就有书记官和法院警察来跟我们说，不要选我，我不要去那栋法院参加那场听证会——我有家人。”

更大的挑战是法律架构本身，或是其中的缺失。拉维迪尔与他的下属寻找先例和实体法来执行他们的程序。“我们做了大量研究才发现，缅因州的法规令人困惑又相互矛盾，而且我们检视的国内案例都既古老又不适宜，”拉维迪尔说，“我们甚至还疑惑到底是谁对问题负有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