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邓玉函”是一个中国人，可能没有人会怀疑。但诸如“骆思典（Stanley Rosen）”、“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牟和谛（Costantino Moretti）”、“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魏斐德（Frederic E. Jr. Wakeman）”、“孟捷慕（James Mann）”、“戴梅可（Michael Nylan）”这样的名字，就很容易让人感觉是“外国人的中国名字”了。这些名字无论是用字还是含义都非常古雅，往往来自中国的古语、典故和典籍。例如“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取‘根深叶茂’之意）”、“林理彰（Richard J.Lynn，取‘天理昭彰’之意）”、“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取‘乐天知命’之意”、“安道（Andrew F. Jones，取‘安贫乐道’）”、“魏爱莲（Ellen Widmer，所源典故应该大家都知道）”。现任英国驻华大使是女爵士吴百纳（Dame Barbara Woodward），取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台海问题专家容安澜（Alan Romberg）名字中的“安澜”语出《文选·王褒》：“天下安澜，比屋可封”，“安澜”意为波涛不兴，寓意和平、安宁。近代名人中名“安澜”者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远征军将领（殉国于缅甸）戴安澜。美国人类学家、纳西文化学家孟彻理（Charles F.McKhann）名字可能取自佛家“一理通万理彻”之语，此语在《朱子语类》之前即流传，与“月印万川”含义类似。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兼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前任主任李侃如的名字应当出自《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侃侃如也”的意思是理直气壮、言谈畅快而又互相尊重，后世成语“侃侃而谈”也出于此。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现名为“密歇根大学李侃如－罗睿驰中国研究中心”，其中的“罗睿驰（Richard Rogel）”是美国亿万富翁，密歇根大学重要金主。
这一类中的另一条起名思路是堆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道”、“德”、“仁”、“信”、“礼”、“义”、“孝”、“文”、“思”、“和”这些字是汉学家中国名字的“高频字”，例如“沙培德（Peter Zarrow）”、“柯必德（Peter J. Carroll）、“包弼德（Peter K. Bol）”；根据网友统计，“德”字是在外国人的中国名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可能一方面由于它代表了在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最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外国人名字中“德”这个音非常常见。这一类名字多属于汉学家或者是清朝后期（尤其是1840年以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这两类人的中国名字往往充满刺眼的中国文化符号，雅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正是这些名字造就了“一看就是外国人的中国名字”的印象。
汉学的英文是“Sinology”，在英文字典里就是指“西方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语言文字、考古、艺术的研究”，译为“中国学”似乎更为合适。汉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还包括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人的研究，并不限于古代中国。由于西方学者的学术传统风格、机制和传统使然，往往相当深入和细致，较为扎实；同时由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应，海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往往可以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非常好的启示和借鉴，许多汉学家甚至在中国的一些学科（尤其是现代学科）领域起到开创性的作用。汉学家往往会给自己起一个中国名字，但是，首先，汉学家当然对中国文化了解深入，非常熟悉，使得他们可以从可能许多中国人都不熟悉的典籍、典故中为自己起名字；这些名字往往是汉学家挖空心思在中国典籍中找到的文化气息特别浓的字或词，于是往往失之过雅，有的看起来就像是“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堆砌，例如“司礼义（Paul L-M. Serruys）”、“侯道儒（Douglas Edward Skonicki）”、“魏雅博（Albert Welter）”；有的则失之纤巧，失之雕琢。
当然，这样的名字中不少构思精巧，甚至让人拍案叫绝。例如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是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Lorraine J. and Herrlee G. Creel 讲座教授，曾任著名汉学杂志《古代中国》主编。“夷”在中文中意为“中原以外的民族”，例如“夷夏之辩”、“夷夏之防”；也可以做特指，指“东方的民族”，古代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但总得来说都有“他者”的含义。“夷”原本意义不算好，但“夏含夷”却一下子点石成金，不仅表现出了中原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而且对于本人的身份（海外汉学家）来说更是有着巧妙的多重隐喻。
美国波莫拿学院(Pomona College)人类学教授杜磊（Dru C. Gladney）是一名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学者。他专长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各种民族、政治与文化。他发表了4部专著以及100多篇有关亚洲大陆研究的论文，著有《错位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与其他庶民》、《中国的民族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创造》等书。
德国1914年到1917年的驻华大使叫夏礼辅，或译埃米尔·克里布斯（Emil Krebs）；“礼辅”听起来非常像中国古代的官名，例如明朝首席内阁大学士被称为“首辅”。1972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一任大使是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咦，看起来好像是山寨阿迪达斯）。“惕”意为“小心谨慎”，年羹尧就是因为将“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而被雍正皇帝抓住了把柄。“朝乾夕惕”语出《周易·乾》，指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惕”而且“思”，在中国文化中当然是非常好的品质，可能也可以反映作为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心情和状态。
与驻华大使类似的一类人就是香港总督，但是港督并不都拥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名字。第一位常驻中国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是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内地译为“璞鼎查”，我们都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见过这个名字），这很明显只是音译而已，而且是“港味音译”。
砵甸乍以兼任香港总督的身份驻守香港，一直至1857年，港督才不再兼任公使一职。第二任港督是爹核士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真是骇人听闻的翻译啊……），第六任港督为麦当奴（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第七任港督叫坚尼地（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就是内地很熟悉的“肯尼迪”）。这些都不算是中国名字，只是译音而已，但选字不是常用字，字与字之间也没有什么意义上的联系，充分体现了香港的市井味。但第八任港督叫轩尼诗（Sir John Pope Hennessy），不禁令人惊讶“此名何其太雅？”第九任港督叫宝云（Sir George Ferguson Bowen，由不得你不想到《红楼梦》……），第十任港督叫德辅，不知道是不是取自古代中华法系“德主刑辅”的宗旨。如果是，互文昭示的潜台词倒是有些吓人。这两任港督名字的已经十分文雅第十二任港督叫卜力（(Sir Henry Arthur Blake，但不知为什么感觉离“吉卜力”要差好大一截呢……），第十三任港督叫弥敦（Sir Mattnew Nathan），第十四任港督是卢押勋爵（又来了……英文是Lord Frederick Lugard）。
从第十五任港督名字开始中国化，不再是简单的译音而是由常见的中国姓和中国名组成，而且所用字含义美好，符合中国人的起名传统和习惯，甚至有的港督名字用典深奥。第十五任港督是叫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第十六任港督叫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第十七任港督叫金文泰（Sir Henry Clementi），第十八任港督叫贝璐（Sir William Reel），第二十任港督叫罗富国（Sir Geoffre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第二十一任港督是楊慕琦爵士 (Sir Mark Aitchison Young)，第二十二任为葛量洪爵士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让人想起道教宗师抱朴子葛洪)，第二十三任港督为柏立基爵士 (Sir Robert Brown Black)，第二十四任港督为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麟趾”取自《诗经·国风·周南》的最后一首诗篇《麟之趾》，“麟趾”象征着贵族的高尚德行)，第二十五任港督为麦理浩勋爵(Lord Maclehose of Beoch)，第二十七任港督为卫奕信勋爵 (Lord Wilson of Tillyorn) ，“末任港督”就是可能绝大多数内地民众都知道的彭定康 (Christopher Patten)。这些港督的名字对于香港人来说可能十分熟悉，几乎每个港督都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以其名命名的街道或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