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建国路3：周总理的15次起死回生

民生文旅 · 公众号 · · 2019-08-10 22:35

正文

有俗语“天妒英才”，用以形容优秀人物的早夭。任何人的一生，都难免经历死里逃生的险境，何况是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时刻赴汤蹈火、身处险境的革命者。

如果每一次都是九死一生，那么十三次呢，多少死？多少生？这个概率怎么算呢？周恩来，仅在建国前就曾有十三次从死神面前昂首而过，成就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第一次，沙基惨案。

1925年6月，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工人发动了省港大罢工。6月23日，英国士兵开枪镇压广州的游行队伍，造成严重伤亡。当时，周恩来就和同志们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英军开枪射击，周恩来左右两侧的人都中弹身亡，而他毫发无伤。

第二次，常凯申提前戒严改口令。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常凯申和周恩来等人商量好晚上一十点戒严抓人。但是常凯申私自把戒严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又改了口令。周恩来坐汽车前往司令部时，营门警卫开枪，司机头部中弹死亡，周恩来无恙。

第三次，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2日，某被军阀收买的工人叛徒试图暗杀周恩来，被同行的工人救下。之后这个叛徒在周的教育下醒悟，并投入了武装起义。

第四次，四一二政变。

1927年4月11日夜，周恩来先被反共军队扣押，其后被礼送离开。离开后又被扣押，然后又被放走，终于脱险。

第五次，南昌起义失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溃散，周恩来重病，与聂荣臻、叶挺、杨石魂（潮汕地区党组织创建人）四个人共乘一只小到极点的舢板潜往香港。船上只有杨石魂一个是当地人，一路上风高浪大，稍稍出点差错，几位就交代了。聂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好不容易熬了两天一夜到达香港。

第六次，赴俄途中遇险。

1928年5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等待前往莫斯科期间，因故被迫提前从上海出发。他们订的是日本轮船的头等舱，但是因为走的匆忙，衣服根本不配头等舱，于是被日本警察盯上了。而且，日本警察是拿着他的照片当面对质，没想到，就这样都被他当面忽悠过去了。日本人派了密探一路跟随他们上了火车，周公当时的掩护身份是古玩商人，聊起古玩来居然也头头是道，把密探又一次忽悠了过去。因为周恩来是伪装到东北探亲，他伯父恰恰就在东北，为此周夫妇还特地绕道去了伯父家，以免特务深度调查。

第七次，白鑫叛变。

1929年8月24日，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后，正在上海租界开会的彭湃等四人当即被捕，后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遇害。这次会议周恩来原本是要参加的，只是临时有事而改了行程，侥幸得脱。

第八次，顾顺章叛变。

1931年4月24日，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特务抓获,随即叛变。适逢周末，因为顾顺章自抬身价、敌方蔡孟坚（中统驻武汉特派员）着急邀功、徐恩曾（中统调查科长，实际负责人）回上海放松、钱壮飞卧底得报等一连串关键因素，千钧一发，勉强脱身。

第九次，长征中火灾。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路上。连续十几天红军住在哪里，哪里夜里起火。这天把火放到周恩来住的房间后面了。房间起火之后，他本人被警卫员给拖了出来。当天夜里就查出三个混入红军的特务，第二天给毙掉了。

第十次，过草地中重病。

1935年8月初，沙窝会议之后，周恩来患上了严重的肝脓肿，高烧40度，昏迷不醒。是陈赓玩了命把他救了下来。这次他连续昏迷了五天，以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候的条件，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

第十一次，劳山遇险。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25人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途径劳山时，被土匪伏击。司机当场牺牲，众人跳车与土匪交战。此战后只有周恩来、张云逸等5人先走生还。多年之后，周恩来回忆这次遇险时说，如果不是副官陈有才硬叫他先走，恐怕就完了。邓颖超回忆说，陈有才是替周牺牲的，因为他那天穿的是周的西服。

第十二次，飞机迷航。

1937年6月18日，周恩来和徐向前从西安飞回延安。因没有坐人的客机，两人各乘一架空军教练机。结果两个飞行员双双迷航了（吐槽一下这飞行员的水平）。徐向前的飞机在天上转了三个半小时，终于，徐根据地面上的一条河作为路标，把飞机带到了延安。周恩来的飞机又回到了西安，没往前飞。好在没出事，西安出来南边没多远就是秦岭，这飞行员迷路还不是太厉害。

第十三次，空中险情。

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一行从延安飞往重庆，又一次空中遇险，这次是机翼结冰，非常危险。当时空中分发完降落伞包，发现少了一个，周恩来就把自己的伞包给了叶挺的女儿叶扬眉，警卫员又把自己的伞包给了周。这时，美军机组人员又拿了个伞包出来。美军飞行员很敬业，乘客们没有全部背上伞包之前，他们都没有背，虽然飞机上只有他们会跳伞。一旦飞机出事，后果可以想见。

第十四次，“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乘客全部遇难，他改行程躲过暗杀。

1955年4月11日，根据原定行程，周恩来准备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飞机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

当时中国既没有大飞机，又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所以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可就在临行前，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在去印尼途中绕道缅甸，跟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碰个头。周恩来欣然同意，这样一来，他改变了原计划，取道仰光去雅加达。

4月11日下午6时30分，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近6个小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起火，坠毁在印尼附近海域。除3名机组成员外，机上11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值得庆幸的是周恩来并不在飞机上。

1995年，国民党前特务头子谷正文首次披露了他参与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内幕。谷正文说，保密局特务出价50万港币收买了启德机场的一名清洁工，让他借打扫卫生之际，把伪装成牙膏的炸弹放进飞机起落架的空隙里。飞机平安飞了6个小日寸后，定时器启动了炸弹。谷正文说，当蒋介石得知这一炸并没有炸死周恩来时，并不生气。他觉得至少给了大陆一个下马威。为此，还拿出9000美金，犒赏“有功人员”。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最终宫至中将，也正得益于此。

第十五次，河内返回南宁 险情。

1969年9月3日上午，越南主席胡志明去世。当晚，周恩来率代表团乘坐专机，从北京直飞河内，前往吊唁。

中方的考虑和安排是出于和胡志明的特殊友谊，由周恩来率团先行一步去进行遗体告别，正式吊唁活动则派李先念率团参加。

然而，当周恩来的专机飞到南宁上空时，机组却突然接到河内方面的通知，说由于灵堂尚未布置好，暂时不能接待这架专机，要专机次日上午再去。

当时，中、苏、越三方在国家和党际关系上出现了复杂的局面。中苏关系紧张，胡志明生前的态度是倾向于中方的，至少是严守中立。而他的后继者，却恰恰相反。中方的吊唁安排，本意是避开苏方，先一步吊唁。而河内方面的所谓“不方便”接待，就打乱了中方的意图。后来听说，河内这样做，是为了先行接待苏联方面的专机。

周恩来让人通知越方，他将于4日上午飞抵河内，不要求越方的任何接待，进行完遗体告别后，当天回国。

于是，4日上午周恩来抵达河内后，专机便在机场待命。黄昏，代表团回到机场。尽管越方再三挽留，但周恩来坚持要走。

张瑞霭接到要走的通知后，马上向国内报告，并询问航线天气情况。国内来电答复：从河内到南宁的航线上有大面积雷雨云，不同意起飞。张瑞霭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此时神情凝重，由于刚参加完遗体告别，两眼仍有些红肿。听了张瑞霭的报告，周恩来仍然坚持要走。虽然深知飞机夜闯雷雨区有一定危险，但权衡当时的处境，张瑞霭还是决定起飞回国。

天气情况果然恶劣。专机起飞不久，就进入了雷雨区。一道道闪电，像利剑般朝飞机劈来，闪电过后，飞机又坠入无边的黑暗中。张瑞霭与第二机长赵禄子等一起，集中精力，利用机上雷达和闪电亮起时形成的短暂能见间隙，捕捉着雷雨云最薄弱的方向飞行。

机舱内，尽管小窗板已经拉上，但机舱外强烈的闪电光，还是通过窗板缝隙一道道射进来。由于剧烈的颠簸，桌上的所有东西都挪了位。机舱内的人们无不处于紧张状态，周恩来却镇定异常，反而索性拉开窗板，凝视窗外。

最终，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飞机钻出了雷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