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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天石

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卓有成绩。他又拥有北洋新军，成为清政府中罕有其匹的强人。 

1909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载沣摄政，为了减少威胁，突然以有“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回籍。他表面上在家乡养病钓鱼，而心中深藏着对满洲贵族的强烈不满。

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于窘迫无奈之际，再度起用袁世凯，赋以大权。 

11月 1日，奕劻“皇族内阁”总辞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一时间，袁世凯成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重要人物。

他一面调派其所掌握的北洋新军三万多人南下进攻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到武昌谈判，进行收抚。

武昌的革命派认识到袁世凯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一开始就想利用这一矛盾动员袁世凯反正。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

11月 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建议他以华盛顿、拿破仑之资格，出面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

黄兴表示，只要袁做到了，全国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

11日，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幹到武昌谈判，宋教仁建议袁“转戈北征”，声称“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

12月3日，到汉口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20日，黄兴派顾忠琛为代表与直隶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谈判，议决“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从欧洲赶回中国的孙中山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

12月 21日，孙中山到达香港，已经就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偕廖仲恺到港迎接。

胡邀孙留在广东，孙则要求胡同赴上海、南京。双方争论了一天。

胡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首鼠两端，建议孙留粤练兵，徐图大计。

孙中山称，沪宁在前方，自己不可不首当其冲。如不亲到当地，一切对内、对外大计，无人主持。

他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 ” 他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胜于用兵十万”。

“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 

胡汉民为孙中山的远见所折服，命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职务，自己随孙北上。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

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目的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

倘使和平手段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自无使用战争这一手段的必要。

在港时，孙中山致电日本横滨华侨，内称：

“吾党组织之革命军，今对于满朝已经休战，将移而至媾和谈判。吾党之希望虽素不在媾和，而亦并非全不欲和，战亦非吾目的也。吾党素志之共和政体，近已由议和谈判之结果，可见其成立矣。更望诸君大表同情，注视其成行。 ”

革命、革命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支持。

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得到武昌起义消息。 

14日，德国《每日报》即刊出孙中山给英国金融界的信，企图从伦敦得到大约 500万卢布的借款。

10月20日，孙中山到纽约，除宣扬中国革命、争取美国朝野同情外，另一任务，就是力谋借款，支援国内战争。

31日，他致函美国人荷马李，声称“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贷款是必要的”。 

此后，孙中山到英国、到法国，都企图为进军北京和建立新政府筹措经费。

在英国，孙中山也曾向《滨海杂志》记者发表谈话，认为中国“恰似一座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腾起熊熊的火焰。这火星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五十万英镑”。

他向四国银行团主任商量借款，该主任答以在新的中国政府成立后才能开议。

在法国，他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会晤，探询以矿税、土地税为担保取得借款的可能，遭到拒绝。

这样，他在回到上海，面对以为他携带大量资金的记者，只能回答：我没有一分钱，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

▲英、美、德、比等国公使先后祝贺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同意与袁世凯和谈，和他权位观念淡薄有关。

11月16日，他在致电上海《民立报》时就宣称，总统自当推举黎元洪，如黎元洪推袁世凯，“合宜益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

他在伦敦时也曾发表谈话，表示“不论我将来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 

孙中山到达上海、南京后，一方面准备北伐，另一方面同意与袁世凯和谈，并且最终以和议结局。

孙中山这样做，固然因为革命军财政困难，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但是，也和他的“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尽力减少牺牲、破坏的想法相关。

革命免不了流血、牺牲、破坏，但是，在可能条件下，要尽可能减少流血、牺牲和破坏的烈度。 

1911年 10月 20日，孙中山远在纽约，听说广东革命党人准备进攻广州，为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就曾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要他“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

孙中山这里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值得人们尊重、记取。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除人民痛苦，为人民造福，自然，在可能条件下，要尽量减少革命或战争给予人民的苦难。 

1912年 1月 4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重申上述原则，电称：

“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 ”

“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

当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议和，迫使清朝皇帝退位，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极大地降低了流血、牺牲和破坏的烈度，使中国的政

体平稳转型，自然有其积极意义。

南北议和过程中，曾有部分革命党人强烈反对。

南社的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天铎报》连续发表文章，与当时已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的《民立报》论战， 阐述议和的不当与不智。

柳亚子指出：“袁之为人，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

又指出：袁世凯“一方面借民军势力逼胁虏廷，而另一方面又挟虏廷名号劫制民军，俾虏廷退位与南都临时政府取消，同时并行，彼得坐收渔人之利，由大总统而进为大皇帝”。

柳亚子对袁世凯的上述认识，可谓如见肺肝。

为了防制袁世凯“继满洲以为恶”，孙中山等人也曾提出过一些“监控”措施，例如要求袁世凯离开其老巢北京，到南京就职，等等。

然而，在袁世凯略施小技，加以破解后，革命党人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袁世凯了。

虽然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但他只当了 83天皇帝，次年的张勋复辟也只闹了 12天，完全应验了孙中山在香港时对胡汉民所讲的那段话：“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