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足花了30年，我才敢说：这谁写的剧本？我演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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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IrisLiu（刘昕），70 后，现居日本东京，就职于电子/芯片制造行业。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取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热心教育，终身学习。

“困境”，不论是具体的困难还是做不清道不明的“哪里不对”，肯定是人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但是能从困境中“看到”人生的礼物，还是需要一点努力和功夫的。

以我的经历来说，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看”，大概花了 30 多年。

在外人看来，我“顺风顺水”地上了清华，留学读了博士，外企就职婚后生儿育女，工作婚姻事业家庭处处“丰收”，这样的人来谈困境，未免“无病呻吟”。但是鞋子磨脚，谁痛谁知道。多数时候我们忙着赶路，没有顾得上感觉疼不疼。即使偶尔注意到了，也“忍忍就过去了”。

但其实都没过去。

“顺风顺水”背后的真相其实是困难重重。 生在东北小城，有一个姐姐，妈妈想要个儿子才计划的我，生下来就让她失望了。为了让父母“抬得起头”，我们姐俩都很“争气”。“老刘家出俩大学生”使得我的父母感到“很有面子”。作为“别人家的孩子”的代表，我的照片在母校高中的“光荣榜” （历年考上清华、北大、科大的毕业生） 张贴了快二十年。

没想到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上了清华，却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大一的《高等数学》发下来像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厚一本，作为好学生我课前还预习了一二十页，结果第一课就讲了一章，大概 50 多页。人生第一次感到学习的吃力。

除了必修还有选修，计算机编程、机械制图、电子电工原理，都足以让我一个化学工程系的学生怀疑人生。此外还有最让我崩溃的体育课，每每只能挣扎在及格线。反观周围，“省状元”“奥赛金牌”“特长生”生龙活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业社团恋爱创业样样开花， 当时的自己是压力山大，常常感到自卑。

于是，在“爱面子”的驱使下，我化压力为动力，“积极”适应大学生活，大一下学期就入了党，拿了三等奖学金，还参加了军乐队。直到大三那年因病休学一年，终于彻底接受了不再是第一名的现实，把目标调整到“争取毕业”。94 年入学，花了 6 年，本科才毕业。

毕业后的去向对每个人来说，更是一个难题。“外地户口”很难留京留校得以解决户口问题；继续在清华读硕读博，还要过好几年“穷日子”；出国留学奖学金也不是那么好拿。就是在纠结彷徨中“北漂”了半年，所幸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 （下文称“新国大”） 的奖学金，既解决了去向也有了经济保障。 当时主流是去美国留学“镀金”，所以那会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留学去了。

在千禧年的圣诞，我从气温零下 30 度的东北老家经由北京，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来到了常年气温 30 度的新加坡。感受桑拿房一样的“南洋”和乍一听像南方方言的“新加坡英语”。

有国内本科的知识基础，再上国外的课程内容都觉得很简单，主要就是过语言关了。不仅要听新马英语，还有“印度英语”“台湾英语”“英国英语”，以及克服自己的“哑巴英语”，搜肠刮肚，磕磕巴巴，比手画脚，狼狈不堪。但好歹新国大也是亚洲名校，师资设施都是不错的。

我很快就感叹来对了——不仅有奖学金，还可以申请做助教 （有工资的！） ；实验设备随便用，仪器药品提单就给买；对比当年本科毕业设计要测个样品，还要开介绍信到中科院 xx 所，低声下气地求人，千恩万谢地测，在新国大做实验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于是我在“天堂”不眠不休，快马加鞭，高质高产地 3 年发了 5 篇国际期刊文章。 写完博士论文后，糊里糊涂地投了简历，不明就里地拿到了一个工作 offer。导师人很好，在就业形势一片“哀嚎”的 2003 年，找工作也不是很容易，放我转成 part-time 博士生，先去上班。

无缝衔接地我开始工作了，入职时还完全不知道“wafer （晶圆） ”是个啥，自己的工作内容将会是什么。两周的集训和两周产线实习后，我就成了当时世界先进 （现在也是） 芯片制造工厂的 process owner （工艺负责人） ，负责大概 30 几个工序。现在回头看二十几年前入行的芯片制造，自动化信息化程度和科技密度创新速度都是叹为观止，像我这样的“博士”也是一抓一大把，还是非常过瘾的开眼界行业。

设备动辄上亿，制程复杂，高度保密，公司车间都没有网络，不能带手机；进出车间都是 RFID （第一间采用 RFID 的是新加坡监狱，我们是第二间） ，我们比监狱好的地方是放风时间比较长，可以休假，还发工资。

当然这些都是高强度高压力工作之余的笑谈。为了联系方便，每人配了 BP 机，24 小时随传随到， 问题永远处理不完，觉总是不够睡，KPI 总是在踮着脚的高度，休假总是很遥远。

被工作中各种 deadline 碾压的同时，我还要抽时间修改博士毕业论文，准备答辩。作为被读书工作“耽误了”的大龄女性，也开始焦虑生孩子的“deadline”。紧赶慢赶地在 30 岁前后完成了责无旁贷的“天职”，幸运地有了一儿一女。

说老实话，真心累啊。但就是停不下来，似乎无形中被一只大手推着，自己就像上了发条的机械小人，舞个不停，在时代的背景音里，按照社会编成的程序，在“安全”“正确”的轨道上自动运行了 30 几年。 在“别人家的孩子”之余，“好员工”“好太太”“好妈妈”就是那只大手吧。

于是我夜里忍着瞌睡爬起来喂奶，上班也按时挤奶，从不怠慢；老公 （现在是前夫了） 工作调动要回国，我裸辞全家一起回国，全职带孩子；在国内有猎头找，再工作后又是由于孩子小——“6 岁前教育很关键”“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家庭是最好的学校”“妈妈是最好的老师”……再次裸辞全职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直到有一天，当我精疲力尽，溃败感爆棚，发条没劲了，再也转不动了，开始回头找那只大手，才发现根本找不到了。

我成了 xx 的太太，xx 的妈妈，xx 的毕业生。可是“我”呢？

“睁开眼”“看”是很痛苦的，看未来一片茫然，不知道何去何从。看自己，看到的是藏起来的自卑，愧疚，不甘，焦虑，伤心，无奈，无助，失望，愤怒。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提起“清华”，受不了别人听到后对我的赞美和羡慕，感到自己配不上母校的金字招牌，给母校“丢脸”了。

一方面尽力陪孩子，尊重天性，放养为主，除了吃饭我们总是在户外玩；一方面又感到深深的空虚和被绑架，强颜欢笑扮演一个“好妈妈”。

一个帮我看到“自己”的契机还是因为孩子。

我拙劣的演技在灵性十足的孩子们眼里看得很清楚。我不是一直教育他们要诚实、勇敢么？我自己做到了么？我不希望儿子将来长成可以忽视妻子感受的直男，也不希望女儿将来为了维持“完整”的家庭委曲求全。

这谁写的剧本？我演不下去了。

在 37 岁，我结束了“自动驾驶”模式，开始寻找未来的路。无业，离异，不带孩子。

首当其冲的是生存问题，我得找工作。 看看自己好像哪哪都是劣势，高龄、高知、高薪 （“三高人群”） ，还有几年职业断档，在打工人市场真不受人待见。

所以当我吃回头草，找到老东家时，他们刚好有一个新项目问我是否考虑的时候，我还有啥好考虑的，先上岗再说。于是就有了《离婚后人生更精彩·清华海归女博士爱上铁三》这段故事。

那之后，我的人生也没有“开挂”。职业上陆续经历了公司 （美资被民企收购） 重组离岗，辗转到一家日企 （昔日行业老大，逐渐下滑） ；职能从技术管理转到质量管理，又有了《从注册会员到认证六西格玛黑带大师——她只用了一年》这段故事；工作地点几经变换，在 2020 年疫情爆发之际调到日本总部工作。

在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与全世界人民一起经历了这场前所未见的各种巨变。这几年被迫慢下来的生活当中，自己也有比较多的时间内观，越来越理解人生是不断放下和接纳的过程。 放下对确定性的执念，接受人生就是无常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所以当来到日本后，在日企公司先被架空一年再降薪的时候，很快就接受事实，顺势而为：主动提出转成兼职顾问，可以再降薪但工作时间自由安排。虽然没有了企业这个平台，但趁机实现了自己独立的愿望，接了三家兼职顾问，有大把自由时间学日语，还在日本创立了咨询公司，把退休后的计划提前了。

所以当一年多前，为了试试自己日语怎么样，想着面试反正不要钱，应征了现在的工作，一不小心经过六轮面试后，也没有怎么纠结，关停了公司，又回来打工。毕竟回到半导体芯片制造行业，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所以当自己再看未来的职业之路或者人生之路的时候，少了迷茫，多了笃定，因为尽管看不清，但是路在脚下。 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可以把它变成正确的选择。

所以当疫情影响，时隔三年才终于在日本和孩子们相聚的去年冬天。我心里充满的不再是自责和愧疚，而是宽慰和欣喜。物质上我们没有大富大贵，小小一间房，女儿和我睡床，儿子打地铺，简单饭菜，大家都甘之如饴。

白天我开电话会时，他们静悄悄写作业；等我开完了，告诉他们可以说话了的时候，孩子们说：“妈妈，你真了不起，可以用日语开会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是啊，17 年我刚开始学日语时，孩子们还拿着我的日语课本看里面的汉字问我日语读音，感觉日语“泥棒” （意思是小偷，发音类似“偷萝卜”） “薬” （意思是药，发音类似“苦死了”） 很搞笑。

这几年不见，孩子们长高了，都超过妈妈了，但妈妈也在成长，不是么？ 不能朝夕相处，也是一种“带孩子”，不是么？

这里引用 7 年前写的一段话：

现在再看依然泪目，依然感动，依然感谢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