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基督教青年会引导一战归国华工参与反日运动
在山东罢工运动进行过程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归国劳工，也是罢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三罢运动开始后，济南基督教青年会通过这些归国华工，继续发挥作用。
其实，在五四运动前，陶德满等传教士已经开始着手收容劳工。他们有意引导、利用这些从欧洲战场回来的工人为其传教及为本国利益服务。山东反日运动开始后，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利用在劳工中的影响，组织劳工参与了罢工运动。
一战期间，英、法两国曾经在中国征集劳工用于后勤服务。战争结束后，华工陆续回国，英美日各国对此都分外关注，尤其是美国。早在战争期间，美国就有计划以中国为中心发展在东亚的经济势力。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曾募得3000美金作为劳工慰问专款，为在法国的中国劳工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招募很多会讲英文的中国基督教徒，其中就包括由陶德满创办的英文夜校中培养出来的人。很多劳工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会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活动，因此对美国人颇有好感。
就山东地区而言，美国传教士与山东出国华工一直存在联系，山东的美国传教士中有5人曾随中国劳工一道去了法国，为中国劳工服务，所以在劳工中有一定的传教基础。1919年2月，当第一批山东归国劳工出现在济南大街上的时候，总干事陶德满就注意到这些稍显异类的中国人。在陶德满眼中，这些人长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孔，说当地的语言，但衣着打扮却不一样；他们被当地人看作“流氓”“杂种”，得不到大家的欢迎；但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钱，到达码头的时候还从英国移民局拿到30美金。另一方面，陶德满意识到，安置这些劳工，并在这些人中发展新的基督教徒有利于在当地唤起对英美人的好感。
与济南共合医院医师美国传教士范明孔商量后，陶德满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取得联系，在济南成立了劳工招待所。其工作的第一步是安排三间市区的大酒店，以优惠的价格提供给回国的华工，并禁止他们赌博和发出噪音；紧接着，陶德满主持基督教青年会印制公文，向山东省长、督军、警察局长宣传他们欲接收劳工，改造他们的坏习惯并为他们安排就业的计划，取得了山东政府官员的支持。陶德满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旁搭建了一处可容纳500人的公共演讲厅，为归国华工讲授公共卫生、教会影响等课程，为美国人博取当地中国人的好感做出了贡献。
在争取山东一战归国劳工问题上，英国行政当局与美国领事起初存在一定的分歧，并未完全配合美方的行动。罢工运动开始后，恰逢新一批归国劳工即将到来。陶德满拜访英国青岛招工局主任默思（George Sinclair Moss），希望直接由青年会上船接管此次从英国回国的中国华工，以给予指导及安排就业。日本青岛驻军获知消息后，意图加以阻挠。日本希望默思了解陶德满及美国政府正在从事的反日运动，向英方指出：陶德满是组织进行抵制日货的主力，救国十人团也是基督教青年会参与组织的，而美国驻济南的总领事就是整个运动的幕后推手；基督教青年会招待回国劳工是美国的既定政策，是为了在东亚出现困难的情况下获取中国人的好感。面对日方的反对，默思最初担心会引起日英外交上的麻烦，拒绝了陶德满的要求，但不久以后就改变态度，开始配合他的工作。在济南，英国招工局分出办公室作为劳工招待所；在潍县，他们为总干事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室，并且经常用电报通知青年会的人将要到达的船只。不仅如此，基督教青年会还可以自由使用英国招工局关于中国劳工的文件和记录。
日本青岛驻军民政部在调查劳工招待所后，指出美国人设立这一机构，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传播基督教，劝其入教做信徒；第二，抵制日货，拒绝日本人雇佣；第三，吸纳回国劳工的储蓄。归国劳工每人大约有存款100—300元，仅济南一处这部分金额就约达25万余元，这部分钱将存入东莱银行，而“拒绝日本人雇佣”其实就是罢工运动。
日本人的判断自有其根据。1919年6月，当第一批460名山东籍归国劳工到达济南时，正值山东“三罢运动”进行中。济南基督教青年会为劳工们准备了崭新的夏装，使他们感觉颇不同于以往的华工，“很有面子”。不仅如此，青年会还派出干部打着青年会的旗帜前去迎接，安排他们住宿，并在劳工招待所内准备了娱乐设施以及茶点。一时间，这批劳工在山东赢得了“欧洲客”的名号。6月13日下午，3名中国传教士到招待所发表演说，呼吁劳工们要紧跟时局变化共同行动。次日，陶德满召集在济南的英美人来到招待所和劳工们一起开会，其中包括齐鲁大学的校长、教务长、济南基督教青年会的英美传教士。会议的主题是罢工问题。会上，归国劳工表态：“我等下层无学之人亦受到欧洲感化，在国家深处危急时刻岂能袖手旁观，对于当今人民之行动吾等概表赞同，决定回国后应放弃自己的工作与人民共行动。”全场一致决定：回乡后依然继续罢工。所以说，“三罢运动”开展之后，济南基督教青年会设置的招待所成为组织归国劳工参加反日运动的场所。
三、 推动山东反日运动向纵深发展
在缺乏强大后援的情形下，学生界发动的“三罢运动”难以持久。6月14日晚，数十名商人齐聚济南城内的福德会馆，声称：“罢市虽对大商家并无影响，但小本经营的店铺、商人实际已吃不消。青岛问题事关外交，不属国内事务，仅靠国民运动断难解决。尤其今日大局已定，此事应当交由政府处理。且开业后依然可以继续种种提倡国货之办法，因此定于明天15日开业。”在学界，学生们的活动费也异常紧张，大多数学生将自己的衣物拿去典当，维持生活甚为困难。山东的三罢运动从5月23日起，至6月15日止，历经24天宣告结束。
为使山东的反日运动继续下去，并解决活动的经费问题，迫使幕后的英美人走向台前，这进一步推动山东的反日运动向纵深发展。
三罢运动宣布结束的第二天，即6月16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开会，议决组织赴京请愿团，并致函各机关一律推选代表。19日，山东学生联合会、山东报界联合会、山东农会、山东教育会、济南总商会、山东省议会等团体选派的85人请愿团到达北京，提出三项要求：1拒签对德和约；2废除高徐、济顺铁路合同草约；3惩办卖国贼。山东各界的请愿构成了当时国内反对签署对德和约的舆论之一，直接影响到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决策。22日，国务院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转达山东各界的请求，称“山东各界代表于签字一节，颇有疑虑，山东各界以切肤之痛，呼吁尤切”“告以政府必注重舆论，无论如何必达到青岛交还之目的”。
另外一个促使英美势力直接出面推动反日运动的因素，是在反日运动的舆论中出现了反对抵制日货的声音，而该种声音与英美人在山东的政策相违背。时北京大学教师高崇德（毕业于基督教学校，曾在美国留学8年）来到济南。陶德满、宝福德、怀恩光等当地英美人邀请他于6月23日下午4点在共合医院就中国外交失败之后的善后策发表意见。高崇德在谈话中不但对青岛回归中国不抱希望，尤其强调反对抵制日货。他说，“我支持中国人控诉日本不法之行径，欲获得各国同情之行动，却无法坦率地支持中国不顾弱国现实对邻邦日本大肆攻击。抵制日货持续时间愈久对中国愈不利。且此种行为对日本实际构不成巨大的打击，而只会徒增伤害日本感情之恶感”。针对此种不同声音，陶德满与其他一些传教士于6月24日召集70多名中国学生与归国劳工，就“美国人的期望”进行演说，鼓吹美国的民主主义，公开发表反日言论。与此同时，该会的基督教徒王宣忱也发表演说《兴业之发展与自私主义之危险》，批评了在三罢运动过程中因抵制日货而叫苦连天的中小商人，抨击他们“缺乏国家观念”，“国耻之下尚考虑自己的安危”，如此下去将有亡国之危险。
6月24日的这次集会，可以说是英美人在“三罢运动”之后第一次对抵制日货问题公开表态，反日立场公开化。
此后第二批、第三批山东请愿团相继赴京。在全国激昂民意的要求下，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但齐鲁大学的学生、美国教师及传教士似乎并不满意，称“曹、陆、章虽已罢免，但安福势力尚在”，而且“段派在中国之所以有实力完全是因为日本的保护。因此若日本断绝对其之保护，则军阀失去靠山再无法行凶也”，应彻底扫除日本势力。7月5日，美国传教士和齐鲁大学的美国教师等在共合医院通过决议推举张化林（济南名人，自称农民代表，鼓动农民起事）赴京面见大总统以图贯彻山东赴京请愿团的要求，称若无法实现要求，则将借助美国人的援助开始大规模运动。7月6日晚，这些传教士和齐鲁大学的美国教师又召集济南各校代表及山东各县的中国传教士约50人聚集共合医院，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决定，由在济南的美国人向美国领事馆借款充当反日活动经费。此为美国人向山东的反日运动提供资金支持之开始。
同一时期，即7月以后，围绕山东问题的修正案在美国参议院之间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反日风潮在美国也日渐高涨。
在山东的美国人注意到国内形势，于7月9日致电加利福尼亚省议员约翰逊氏，“巴黎解决山东问题适增日人侵略之气焰，约中条文于中国不公允，于美国观念亦违反，直是封闭门户，违害远东和平。山东济南美国人民故极力抗议反对批准现定之和约”，向美国政界人士呼吁对中国的支援。
10月，原美国参议员裴顿（Theodore EBurton）与法学博士贝克（HBaker）来到山东，两人宣称此次山东之行有两个目的，一是视察日本在山东的设施；二是调查中国各地人民、政府对美国的感情。裴顿原为美国国会议员中的重要人物，1916年还曾被推举为美国候选总统之一。在华美国人鉴于其“平日与美国社会颇接近”，而对其寄予厚望，认为他“此次东来必能代达美人倦倦〔拳拳〕之意也”。在他抵达上海尚未到达山东之前，即有不少在华美国侨民前往与之相见，“言中美亲善之必要”16日，裴顿与贝克到达济南站，齐鲁大学的一名学生及一名医科教员前去迎接，他们手里拿着一张用英文写的便条，内容是邀请其次日访问齐鲁大学，裴顿与贝克应允。次日9点，两人访问美国驻济南领事馆，与领事会谈称“目前将中国拉近我方乃为当前第一要务及不可错失之良机”。后又至齐鲁大学，直至晚7点方回旅馆，8点左右，两名美国驻济南领事馆馆员及齐鲁大学医科教员（应是宝福德）来访，停留约两个小时。裴顿、贝克与齐鲁大学的学生有无会面，是否代表美国政府做出什么承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裴顿在上海期间就已频频接触中国朝野，讨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问题，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学生的反日运动他们是知情而且是支持的，其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扶植亲美之势力。
就在裴顿、贝克离开济南之后不久，10月19日，驻北京美国公使馆员裴夫理士受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之命来济南调查中国人抵制日货的情况以及英美侨民与中国人合作反日的情况。来济南后，裴夫理士首先前往齐鲁大学访问教务长宝福德，更准备了数千元美金用作中国学生及其他各界反日运动之用，称此后若有必要还将继续提供资金。结束与宝福德的谈话后，裴夫理士在宝福德的指引下参观校内设施后离开，投宿美国驻济南领事馆。次日在齐鲁大学邀请下他参加了在该校讲堂举行的集会。参会的有陶德满、怀恩光等20名英美人和齐鲁大学学生夏雨亭、济南商会会长崔商盘、新闻联合会会长张思纬、国货维持会刘仲永、省议会副议长张公制等大约30名中方代表。在这次集会上，裴夫理士带来了“商战”的反日方针。他指出，目前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在于一战期间日本“在东亚扩张势力，让以往英美两国在中国的商业计划被日本侵占，以致英美如今在中国毫无立足之地”。同时他还声称得到本国密电，“要求英美中三国通力合作抵制日本，扼杀其野心”，提出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依靠英美援助，将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进行到底。
11月2日，陶德满等约25名英美人士和约30名中方各界代表，在齐鲁大学召开会议，裴夫理士在会上报告了此次在山东的调查情况，并就目前抵制日货的方针提出意见。他说：
抵制日货为非常重大之问题，需用永久之努力才能杜绝日货，杜绝日货才可见抵制日货之成效，方可说达成了目的。故若想即时见效绝不可能。究其原因在于近年日货输入中国数量颇多，随处可见。现在济南华商的日货存储种类颇多，数量也颇巨大。现在日货占据所有日需品之大半，故现在若不允许将之卖出，则商界所受打击颇大，反而会使我们的行动困难。所以对目前的储备日货需改变以往方针，此时积极贩卖，将之卖尽，不再输入。这一举措将在今后完全断绝日货。我来到本地以后通过调查吸取了不少经验。现据调查，济南各大商家对于抵制日货毫不懈怠，而各界也都赞成推广不遗余力，其他小资本商虽然贩卖日货颇多，但不过是一些旧的存货。所以只要今后防止再进新货，便可获得成效。至于中西感情甚为圆满，中英美三国人士联手反日喜不自禁。若维持现状，始终保持不懈，定能达成目的。
裴夫理士的这番演讲与此前（10月20日）在该校的演讲目的可谓一致。他把抵制日货看作是“商战”的一个手段，强调的是商业利益而非外交问题。所以他提出改变方针，对日货“积极贩卖，将之卖尽，不再输入”，而非中国学生所提出的立刻毁掉。
裴夫理士访问济南后不久，11月13日，宝福德邀请中外人士在齐鲁大学的大讲堂举行演说会。与会者中，中方代表共32人，包括济南商界联合会长、董事、国货维持会会长刘仲永、董事郑文珠、胡德元（郑、胡二人为基督教徒）、国货提倡研究会代表朱蕴韬等；英美方面共28人，包括陶德满、张达忱、卜道成、怀恩光及其他美国商人。会上宝福德发表演说：
目前中国商人甚是热心提倡国货，既已为我方肯定之举。但临渴掘井，不免感觉稍有些迟了。不过只要确守自己的宗旨，积极开展还是能补救的。况且现在抵制日货在于提倡国货，只须热度不减，终会取得成效。这也是我们欧美各国所极力期待的事。再有，若想迅速取得抵制日货之功效，尚须依靠中西合作一并进行。何以这样说，照目前情况而言，虽然依靠中国人的民心及努力可以将日货排除干净，但若在短时间之内强制实行，商家货物恐无法应付营业，从而遭受巨大损失。这就需要进口欧美商品来补充。因此现在欧美各国都在热切期盼与中国商人有更深入的贸易往来，但无争夺、谋取华商权利之心，只望能凭中西之力抵制日本，这一点已为华商诸位所洞悉。现我驻山东领事奉美国政府训令，迅速与中国人合作抵制日本，以期恢复美国过往在山东商务之原状。我已接受领事之重托，所以今天邀请各位前来以增进相互之感情，更加获得贵商会及各界人士之同情，希望依靠大家的鼎力相助恢复美国从前之商务。
宝福德大谈为尽早实现抵制日货之目的，应进口欧美商品，明确地将抵制日货与进口欧美商品联系到一起。对此，参加会议的山东商界联合会长回应，称现在中国人不但欢迎国货，对欧美商品也表示极大的欢迎，同时对于欧美商业的恢复表示同情，希望将来同心协力迅速达成抵制日本的目的。还向在座的英美人表态将进一步督促各商家进口欧美商品。
至此，济南基督教青年会与齐鲁大学的英美人在反日活动中从幕后走向台前，并将抵制日货与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而裴顿与裴夫理士的来访也变成了美国政府默许下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