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社会史研究，不是婚丧嫁娶、风俗人情之类的现象简单梳理，而是寻求现象背后意义的探索。社会史的表达，不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达，而更重要是意义的寻求。从这个视角，社会史跟政治史、制度史和文化史往往有着更多的纠缠，唯其如此，社会史的研究才更有价值。
晚清民教冲突中最突出的一类，就是关于演戏和求雨的风俗冲突，在19世纪后半期，因演戏和求雨引起的教案相当多，这也是许多研究教案的论者往往把民教冲突归结为文化冲突的原因，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类的教案理解为教民遵从了西方的文化风习，因而与中国乡村固有风俗习惯产生了冲突。然而实际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少数做了牧师的基督教世家之外，绝大多数教民既没有改变习俗的意愿，也没有这个可能。西方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为教民从清朝政府讨来一纸可以免除演戏出份子的特权，其实只是以宗教为借口，为教民争得的一种经济上的优惠。事实上，中国乡间的演戏，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拜神的仪式，所有的戏剧，名义上都是给神看的，但实际上拜神仪式的偶像崇拜意义早已淡化，人们只是借此娱乐而已，只是在求雨的时候，才具有较强的拜神意味。教民中的多数也是中国农民，他们在那个时代，也只有这种娱乐形式，除了少数信仰特别强固之人之外，教民和他们的家人，在村里来了戏班唱戏的时候，大抵也是耐不住的，而教会为他们讨来的特权，实际上使他们变成了占村民便宜的人。尤其是当求雨唱戏（代价有时比较高），而且真的把雨“求”来了的时候，在村民眼里，教民所占的便宜就太大了，这里，不仅有请戏班子的公份，还有求来的天上的雨。当然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村庄教民都是绝对的少数，他们不交请戏班的公份，对大局影响并不大，而且每户所应交的戏份，数量一般都很小，只是在人们的感觉里，教民却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白占大家便宜，往往意味着不道德，如果行为不道德还找理由（不拜偶像）辩解，就成了无耻之尤，从而强化了一般村民经济上吃亏的感觉。所以，起源于似乎很微不足道的“细故”的教案，才会以如此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打、杀、烧、抢）。这里，所谓文化风俗的冲突，只是一种表象的表达，实际上背后有经济和道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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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剪辫和不缠足（放足），一般说来，是公认的社会转型的标志（太平天国时期除外），不缠足（放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疑容易被人理解为对妇女的解放，但实际上，不缠足（放足）从民间的运作到官方的推行，基本都是被“富国强兵”之类的男性话语所支配着，提倡女性放足和不缠，无非是着眼于增加劳动力，改善婴儿质量，摆脱男性的内顾之忧，甚至期望打仗的时候，女性“援桴而来”。戊戌期间发表在湘报上曾继辉所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得不可不录：“向者吾方谓中国为人数之至多，今始觉人数之至少。夫万万之众尚谓之人少乎哉？然缠足之习不除，则女人二万万已去其半也，且不特去其半减其数而已，坐以待食其弊一，深闺无事拈花刺绣耗费益繁其弊二，井臼操作不能胜任，水火盗贼不能防，让有四方之志的丈夫多有内顾之忧其弊三。由三弊生三穷：生少食多其穷一，穷奢斗靡其穷二，因二万万无用之女并二万万有用之男亦消磨其志气，阻挠其事机其穷三。夫至弊与穷交深，国其危矣。今者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这种充斥了男性话语的强横，和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的言论，在整个不缠足运动期间，比比皆是。不仅如此，笔者曾经考察过戊戌维新期间湖南的不缠足会，所有列名的1060名成员都是男性，72位捐助人也只有9位女性，其中还有5位是以某某母或妻的面目出现的，不排除是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假借名义的可能，晚清的不缠足运动，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男人的运动，即使有个别妇女参与其间，也大多是作为维新派人士的家眷而奉旨行事的。所以说，不缠足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其实并没有表象上所表达的妇女解放的内涵。实际上，作为晚清一系列西化意义改革的副产品，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迅速刷洗民族自身的“不文明”标记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中，妇女事实是做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
剪辫部分地成为社会的潮流，要晚于不缠足，由于男人的辫子是汉人服从满清统治的标志，所以，只有在庚子以后，清朝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同时不得不依靠大规模的西式变法来摆脱危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剪辫的潮流。跟不缠足一样，先进人士之所以对男人留辫子深恶痛决，主要是因为辫子已经成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的标志，欲脱野蛮而入文明，则非剪辫不可。但是即便如此，学生和新军中的剪辫风气，也不大可能传染到下层普通民众，老百姓大多听不着也听不懂西方人对于辫子pigtail（猪尾巴）的讥诮，因而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羞辱感，而且留辫子早已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强固的日常生活习惯，对保留辫子，不仅有习惯上依恋，还有巫术思维的考虑，其中归顺满清的政治含义早已淡漠了。尽管如此，在辛亥革命和革命后的一个阶段里，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剪辫的强制运动。其动机，不仅是为了消除民族耻辱，还有反满和改造国民性（革命党人认为辫子是国人服从满人的奴隶根性的标志）的初衷。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不缠足和剪辫其实又具有强烈的政治运作的意义，不缠足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民间突破口，而大规模的剪辫运动，则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为扩大群众基础，“强迫入伙”的一种举措（在人们印象中，辫子一直是否忠于朝廷的一种标志，尽管革命爆发后出于权益之计，清政府已经宣布剪辫自由，但老百姓和造反者却大多不知道）。正因为如此，辛亥期间先进分子更多在意强迫剪辫，而戊戌期间则着意不缠足。由于这种政治运作的印记，使得这种风俗变革带有很强的功利和强迫色彩，未免与先进分子所效法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多有扞格（辛亥期间，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曾对强迫剪辫有过抗议）。
事实上，近代中国人的“文明”情结，一度显然被政治事件大大地强化了。从庚子以后到二次革命，是国人狂热地追求“文明”的时期，其原因，不能说不与庚子义和团运动有关，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中国人背上了野蛮的十字架，为了摆脱这个十字架，所以才事事讲求“文明”，从文明棍、文明帽到文明戏和文明结婚。
如果说文明棍和文明帽不过是外来器物的引进与仿造，那么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则带有文化上的“以夷变夏”的内蕴，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公开彰示中国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或者说中国落后而西方先进。城市的“文明”热虽然后来逐渐消淡，但这种话语模式却传了下来，中国文化的所有内容，从京剧、中医到宗教和中学，都被打上了落后、迷信的印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在文明热的时候，所谓的文明戏，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点模仿西方的话剧，但又不是话剧，跟写意象征性和程序化很强的中国戏（比如京剧和昆曲）正好南辕北辙，主要是些洋学生用它来演时事（政治宣传）和西洋的故事。而文明结婚也类似，它不是西方教堂婚礼，只是穿着不中不西的服装，革掉了大部分中式婚礼的程序与仪式，也革掉了所有的中式婚礼中有关巫术和类巫术的成分，诸如撒米、枣、花生，跨火盆等等仪式。而在此前，繁复的礼仪（包括婚礼）恰是中国人赖以区分文野的标志，讲求礼仪者为文，反之是化外的野人（蛮夷）。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文明”追求，带有强烈的文化颠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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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种风习上的文明追求，依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的覆盖。追求文明无非是通过对西方的学习的仿效，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至少也得摆脱西方强加于我们的野蛮民族的恶谥。
野蛮排外的反教运动很有群众基础，而追求文明的不缠足与剪辫运动却正好相反。看社会的进步并不以站在前列的先进人士的意志为转移。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在乡下从来就没有市场，在都市的支持者也很寥寥。至于不缠足和剪辫，虽然在城市里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民众的反弹却依然强烈。辛亥期间，农民为了躲避强制剪辫，甚至不惜不进城卖菜和挑粪，有的地方的城里人甚至制出一种特殊的尖顶帽，以遮掩盘在头顶的辫子。“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你说邪不邪，娘们穿着男人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样讽刺放足和剪辫的民谣，在到处传诵，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文明追求的社会意义。
其实，不仅先进人士居高临下倡导的社会改造，不能按其表象阐述意义，当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苏区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时，也有类似的问题。应该说，苏区在移风易俗是相当深入的，每个乡甚至村，都有列宁小学，编出了适合农民扫盲和启蒙的《工农兵读本》和《劳动读本》，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了红星俱乐部和剧社，即使没有这样的组织，宣传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等的文明戏、改良花鼓戏到处都在演，在组织的强制下，原来的僧道和巫婆神汉纷纷改行，包办婚姻也可以在苏维埃法庭解除。不过，虽然苏区民众的信仰和民俗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农民将家里神龛里的神佛丢弃了，却换上马克思、列宁的牌位或者画像，在恋爱自由的氛围中，越是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老婆跑得越多，以至于有的地方苏维埃不得不出台决议，禁止“自由找爱”。
实际上，苏区农民信仰结构并没有真的改观，他们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和列宁当成神来崇拜了而已，因为在他们看来，是信仰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们给了他们土地和财物，有用则信，恰是农民信仰的核心精神，只要精神不变，信仰对象的改变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同样，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信条，也不见得一下子就使农民走向现代，在某些方面实际上鼓励了原来在南方农村就存在的性自由，对农村社会有某种瓦解的作用。其中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肃反扩大化的缘故，苏区的知识分子被殃及过多，以至于预定的文化建设并没有完成，也许还有别的。
总之，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回顾我们的社会史的时候，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在研究社会变迁的时候，尤其要慎重，不要被一些热闹的表象所迷惑，轻易做出定性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