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里的凯恩斯主义

一个人的生命基本不会超过一百年，去掉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耳聋眼花的耄耋之年，能建功立业的时间不过四五十年。短短四五十年的生命，无论名垂青史或者遗臭万年，任何人想在史书上留下一笔都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皇帝也不例外。

无疑，宋徽宗赵佶实现了这个目标。

赵佶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李师师的风流艳史，甚至不仅是因为他冠绝古今的瘦金体，更是由于徽宗朝经济金融政策的起伏跌宕。宋徽宗长于书法，却不擅于经济金融，徽宗朝所有经济政策的背后都有另一位书画天才的影子，就是北宋末年“六贼”之首的蔡京。

蔡京，王安石门生（王安石的门生、朋友基本都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熙宁三年进士。神宗、哲宗两朝，蔡京在新旧两党之间游刃有余，无论新党、旧党都认可他的能力，对他的人品也没什么恶感。蔡京是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如此新党，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如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样尽心尽力，何愁天下不治？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拜相可谓是众望所归，人们认为蔡京一旦登上相位，所作所为将让天下人拭目，就连宋徽宗自己也这么想（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

徽宗朝，这位政治智慧与艺术天赋齐飞的人先后四度为相，二十年间所作所为足以名标史册（恶名）。王安石、蔡京师徒相承，只是蔡京结局比王安石更为凄惨，不仅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身败名裂、客死街头。《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杀了你，都不解恨！

如果让我评价蔡京，可以这样说：此人是一个天才，不仅是书画天才，也是一个经济学天才、一个错位的经济学天才！当代，人们将凯恩斯誉为“当代经济学之父”。在中国，这套东西古已有之，其缔造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这位臭名昭著的蔡京，据蔡京本人说，他的经济学思想渊源来自《易经》。

《易经》中有这样的卦辞：“丰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人们这样解释“丰、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过分忧虑财货不丰，应当顺天理而动，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据“丰、亨、豫、大”卦辞，蔡京独创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有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一千年后，凯恩斯重复了蔡京的理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要扩大财政赤字，以国家的力量扩建工程、完善公共设施，让人们赚到钱，这样就能刺激经济尽快繁荣！否则，没人消费，生产者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生产者就会压缩生产；压缩生产，就会产生更多失业；更多人失业，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根据“丰、亨、豫、大”理论，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看起来跟后来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也差不多：作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个带头舍得花钱，皇室和各级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宫室、园囿，流民有钱赚就不会是流氓、流民有饭吃也不会去无事生非，天下承府库就会越来越充盈，此所谓“丰、亨”；皇帝宫室、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会越来越宽阔，所谓“豫、大”！

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这套理论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跟凯恩斯一样，两者都在阐述一个逻辑：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然而，史实告诉我们，在“丰、亨、豫、大”指导下，北宋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蔡京错在哪儿了呢？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长速度之前，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刺激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没告诉我们，所谓“凯恩斯主义”是有前提的：以投资刺激经济，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身处规范的市场，有明确的交易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且不能存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的强势主体。

一句话：投资和消费都是对的，关键要看谁投资、谁消费，在什么时候投资、又在什么时候消费。

我们说过，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所谓“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封建官僚将按照权力大小分配资源：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纵情山水、画工、书法、妓馆的皇帝，还有《水浒传》里的生辰纲、花石纲！

在《中国古代汉语词典》中，“纲”指代成批运送的货物，所谓“生辰纲”就是各地封建官吏借皇帝生日之际成批向宋徽宗行贿；这位艺术天才还喜欢奇石，于是又有了“花石纲”。

太湖之上曾有一块奇石，长四百余丈、宽两丈，石材玲珑剔透、宛若天成，中唐年间白居易曾亲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树苗。四百年后，树苗已成参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发奇想，要将巨石连同大树一起献给宋徽宗！巨石运抵京城汴梁的时候，总计花费了八千万缗钱，相当于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这只是一块石头，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收入也断送不了北宋王朝。可怕的是那些出主意的封建官僚。

从广大北宋人民住房情况来看，富裕人家一般会住独门独院，院子里偶尔也会有些石头、假山……只要这家人稍微富裕点，封建官吏就会在人家的树上、石头上、房梁甚至大门贴上皇家标记，表示要取走这个物件送给皇帝。

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钱，但是，封建官僚会让主人掏出来很多钱；我看上了，就等于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贡献出这些物件，还要负担运往汴京的费用；更离谱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头，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这些物件，否则，就是对皇帝不敬——“大不敬”，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名！

谁又能天天对着自家大门或者家里一块破石头磕头呢？有门路的托关系，拆墙破屋把这些物件恭恭敬敬请走；没门路的，为此“破家者不可胜数”。

这才是“丰、亨、豫、大”错误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极少数封建官僚的挥霍无度，又焉能真的通过这种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难怪脱脱在著《宋史》时曾掷笔慨叹：宋徽宗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

一个社会，如果作恶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抢夺来的财富，那么，社会马上就会丧失财富创造机制——既然创造不能拥有财富，又有谁肯去辛苦创造呢？一旦人们以毫无节制的消费为荣，社会风气立刻就会变坏，《宋史》这样描述徽宗朝的社会风气：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骨肉至亲可以因为钱离散，公卿大夫可以为钱殒命，市井之人可以为钱斗殴致死……

当然，宋徽宗是感受不到这些问题的，他只是知道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够花。神、哲两位虽然搂了很多钱，大部分都被这两位志大才疏的帝王在西夏边事上用光了，靠没收几块破石头是远远实现不了“丰、亨、豫、大”的。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答：想要钱，找蔡京！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

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去西夏收购物资。对党项人，用点货币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贬值。

崇宁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谱了。

十一月，蔡京下令，仿“当五大钱”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靠铸大钱敛财的朝代并不鲜见，蔡京“当十大钱”的奇特之处在于，同样一种货币，在不同地区却规定了不同的标准：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强的五路，“当十大钱”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淮南、荆湖路等四路当五枚小平钱使用；在两浙路等商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则只能“当三”，实际上恢复了“当十大钱”的本来价值。全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允许流通当十大钱，那就是蔡京的老家！看起来，蔡京还挺照顾老乡。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当时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写：有钱人家纷纷修葺房屋，并提前买好所有材料，没想到工人却要求按日结算工钱，任何人都生怕钱砸在手里；很多买卖人直接关闭了店铺，生怕赚到钱（留下货物还可以接着卖，钱就不行了），大白天来到市镇上，却买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

两年后，蔡京非常郁闷，因为，“当十大钱”并没有带来多少收益，无论皇帝、官家豪强还是升斗小民，对蔡京的币值改革都极为不满。更让蔡京郁闷的是，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天空中有一颗彗星，说什么也赶不走。

民怨沸腾，天现异象，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黑锅的！

当月，监察御史沈畴以“当十大钱”为由上疏弹劾蔡京：朝廷铸造当十大钱已经几年了，不但国库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导致物价腾贵；靠“当十大钱”发财的只有官家豪强，这些人盗铸，贩运有数倍之益，赚到钱后就疯狂兼并土地，现在已经是盗贼烽起，万民嗷然；结论：必须罢免蔡京！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参知政事，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间，蔡京推行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终于把北宋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以用一个不太精准的词汇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敛财政策——市场化，手段则是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

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青苗法废立打破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

蔡京为相的时候，北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当然，从西汉《盐铁论》开始，贤良文学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熙丰年间的情况有点特殊，北宋朝廷为了调动各地的敛财积极性，禁榷收入大头归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征调各地禁榷收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县都相当认真地对外地盐铁酒茶等各种专营产品进行了查禁——也相当不负责任地放任、甚至鼓励本地专营产品流入其他地区！

尽管禁榷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强的竞争，盐铁专营执行下来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谓“盐铁之利”主要还是靠商税。

在蔡京看来，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从《易经》中悟到凯恩斯主义，当然也能在盐铁专营实践中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政和二年，刚刚回到相位的蔡京就开始“大变盐法”、“大变茶法”……所谓“大变”，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开盐、铁、酒、茶专营，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都留给民间！即，市场化！

对，您没看错，就是位居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放弃了盐铁专营，就是《水浒传》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场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废黜所有官营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所有禁榷制度下的产品，其生产、运输、销售都可由民间自定，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钱引。

蔡京恢复了范仲淹的“钱引”制度。

“钱引”为宋仁宗年间范仲淹首创，虽然也是一种垄断式的配额制度，相比王安石的官府垄断盐铁经营毕竟还是好了很多。多少年来，钱引作为官方特许凭证一直有着良好的信誉，私商获得钱引之后就可以自行组织生产、运输、销售专营商品，后期钱引甚至已经成为帝国通行的纸币。

所谓“以钱请钞，以钞请盐”。

当代，有人这样评价蔡京废黜禁榷，说他“转变了官府在专卖领域的职能”、“恢复了市场定价职能”、“通过向商人征收专卖引钱实现了税收公平”。

仅以表面形式而论，以上这三条，条条站得住脚。买到钱引后，如何生产、如何运输、又如何定价，商人自己说了算；专卖之利被隐藏在钱引里。所以，有人对蔡京“大变盐法”的定论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根本性演变，通过市场实现了交易公平。

真的是这样吗？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个问题，所谓“市场经济”并不是今天独有，更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利。人类刚走出洪荒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物物交换，这就是最初的市场。自汉代起，我们的货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展，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货币存在，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经济，要货币干嘛？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场，人就是市场，市场永远不可能被废黜。

不过，市场有很多种，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有效配置资源，更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正如我们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个国家中，能真正通过市场促进经济的不过也就是西方老牌发达国家、金砖四国这么几个。

市场经济的关键，不是市镇里有多少地摊、多少门店，也不是价格管制、实物配给，谁来生产、谁来交换、谁来定价，那些都只是市场的表象！市场之魂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能遵守的规则，包括最为强势的托拉斯，也包括市场最后的仲裁者——帝国朝堂，大家都必须臣服在市场规则之下。

市场规则其实也很简单：等价交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就是交换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要相等！

理论上，这个规则非常简单，简单到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常理；实际上，这个规则执行起来又几乎不可能。只要有交易者不具备同样的起点，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自己的优势破坏游戏规则，使得交换不再等价。比如，在地摊上讨价还价，是因为买者不知道商品的真实信息，所以，卖东西的小贩试图利用信息优势卖一个高价。

与街边小贩相比，市场上的强者更有可能借助自身实力不断违反规则，反而忽悠别人遵守规则，把利益让渡给他们。国家永远是市场中的最强者，也是市场最后的保护神，面对市场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国家会通过种种手段限制强者，使得市场回归本源。

如果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率先违反规则，那么，市场就会蜕变为最犀利的财富掠夺武器，所谓“规则”也就只是强者掠夺弱者的规则。

天下之财，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在废黜官营专卖、推行市场化的同时，蔡京又想到了一个馊主意，跟《易经》里悟出的凯恩斯主义一样，这个馊主意也非常有当代经济学韵味：合同场法。私商在获得钱引的同时必须按合同场法跟官府签订合同，核心只有一点：承认钱引流通时限根本不确定，没人知道何时上一期“钱引”作废，也不能以旧换新。

过期作废、费用自理！

自此，天下富人好像变成了童话中的灰姑娘，都穿着传说中的水晶鞋，别看舞会上衣着光鲜，一过午夜十二点就现出原形：很多人早晨起来还是富翁，晚上睡觉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流丐，因为自己手中的钱引作废了。

蔡京终于创造了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不减少货币储备（盐铁酒茶）的情况下，通过擅自更迭纸币敛财！

过去，老师王安石虽然搞的鸡飞狗跳，好歹还培养了一大批官商、天下还有一大批富人（先姑且不论这些人的钱是否合法）；现在，学生蔡京专捡有钱有势的下手（没钱没势当不了盐铁商），州道府县的盐铁专营之利也大部分被朝廷拿走，财富开始急剧向最强势的封建官僚集中。

这不是市场，这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天下人都随时有可能被剥夺财富乃至生命。

中国古代史中，私人土地接连州县的时代只有两个，一个是东汉末年的坞堡时代，另一个就是宋徽宗时代。同时，《宋书》也这样为我们记载了蔡京的功绩：朝廷再无钱财匮乏之虞，无论是宋徽宗私库、国库还是户部，钱财都多得数不胜数，不知多少钱财被流水般花了出去。

天下尽为天子私财、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上溢下漏，而民重困！

——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童贯（与蔡京齐名的北宋六贼之一）率军北征，在今河北高阳征调厢军，由于没钱，地方州府早就不练兵了，“军须之用，百无一有”、“城戍守御之物，悉皆无备”……此时，距女真入侵仅剩三年。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开始建私家园林——“艮岳”，十年后，艮岳建成，方圆十里，山高林深，飞禽走兽更是应有尽有。《水浒传》中所谓的“花石纲”就是为了建艮岳在江南搜集奇花异石，不知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

——政和七年，汹涌的黄河在河北路决口（今河北沧州一带），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洪水吞没；次年，江淮一带大旱，水乡变为人间鬼蜮。方腊这样号召麾下流民：天下之财乃人人之财，现在，官家把贫人仅有的一点粟帛都拿走挥霍了，花石纲更是让富人都无所归依；诸君与其眼睁睁看着妻子儿女被饿死，不若随我仗义而起，旬日间江南可定！

靖康元年，蔡京死于发配路上，遵从本人遗嘱，门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这样一句话：“开元之末，姚宋何罪”。

蔡京，你真的以为自己无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