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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轩
【导读】
近日发布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投资于人”，这意味着居民就业、消费、养老、生育等领域，在宏观政策中的权重会进一步加大，民生领域的资金流动有望加速；另一方面，报告中对科技、民企的关注明显提高，这与217民企座谈会的精神一脉相承。综合来看，未来的经济重心在居民社会福祉、企业创新活力方面的投入，与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趋势息息相关。
作者指出，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后发国家若想突破低水平发展陷阱，必须接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走上工业化、社会化生产的道路，接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也因此，后发国家接纳“资本”作为基本的生产组织方式几乎是一种客观强制。然而，
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一个广泛存在着“资本”的经济体系和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间是有差别的。
但问题是，
我们如何历史化的、现实化的理解与阐释这种差别？
作者指出，
资本要想从生产单元演变为支配性社会权力，需控制三大战略节点：
(1)核心循环节点控制。
通过垄断金融、能源等经济命脉，形成对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性支配。
(2)
对信用关系的控制和对土地等自然环境的所有权
。
资本借由信用得以在陆地上奔驰流动，并进一步通过价格获得
在整个社会经济范围内支配劳动、配置资源的能力，并借此
获得
重塑整个宏观经济形态的能力。
此外，通过将以土地为代表的“
不可再生产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
资本的逻辑得以不断地延伸，把一切都纳入资本增殖的逻辑和过程中。
(3)
竞争性的政治环境。
政治系统的竞争性是资本权力能否扩展的关键。
对于一个国家内部而言，
政治系统越是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越是相互竞争，那么不论这些政治力量所代表的利益来自何处，都会使其相对于资本形成妥协。
但在中国，尽管资本是普遍存在的生产组织形式，但是资本的权力始终未能跃出狭义的生产领域。
在资本权力扩张的后续节点上均受到相应的制度规约，使得资本的目的不会上升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目的
。这包括：
资本循环的大部分核心节点是由国有经济控制的；
国家通过多个维度实现对金融系统的有效调控；
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
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抓住资本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范畴展开分析，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2月刊，原题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
▍
引言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的讨论，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近年来，这一讨论随着党中央对资本问题在理论和政策上的重视而逐渐繁荣起来。
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普遍存在着包括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资本。
这些资本以自身的方式实现对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不断在货币、生产要素和商品之间实现形态变化，在这种运动中串联起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已经成为理解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范畴。任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严肃讨论，都已经不可能绕开这个范畴了。
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界，对资本问题的讨论受到这样一个理论张力的牵引——在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资本范畴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也蕴含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那么，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在资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范畴，并且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理解资本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或者说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如此庞大复杂的资本运动？
由于资本的运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所以在讨论资本存在性之前，首先需要讨论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市场经济的存在性。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论证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存在性的文献汗牛充栋，提供了大量不同角度的理论。
在本文看来，这些不同的角度实际上都统一在商品背后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当中。
商品货币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依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来协调社会分工的系统，生产者的生产过程是广泛的社会分工的一环，因此是一种社会劳动；但是生产过程中的决策却是根据生产者自身的信息和利益进行的，因此是一种私人劳动。如果生产者的商品得以在市场上交换，说明其劳动确实为社会其他部分所需要，其劳动的社会性被承认，从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实现了统一；
而如果商品不能顺利销售，则说明这种私人劳动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无法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考虑一种“反证法”：如果市场经济不再主导经济运行，那么从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社会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占据主导地位，即不存在大规模的社会分工，这种情况的典型形态是自然经济；另一种则是不同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劳动可以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即劳动者的劳动在一开始就表现为社会的需要，当代社会中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逐渐从个人需要和个人消费转向公共需要和公共消费，体现的是直接的社会劳动逐渐增加的性质。但是，无论如何，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下，直接的社会劳动虽然其范围在不断地扩大，但仍然仅仅是社会劳动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主要部分。这样，市场经济或者说以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协调方式，就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从产权、信息、不确定性等各种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实际上都是上述理由在某一个具体方面的特例。
论证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存在性是相对成熟和完善的理论观点，但是再向前一步论证资本的存在性就变得复杂起来。
当前关于资本存在性的论证较常见的思路至少有以下几种：一是区分资本社会关系的方面和物的方面，强调资本物的方面在不同社会的共性；二是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共性入手，强调其价值增殖、资本积累等方面的共性，而这些共性在当前阶段是可以利用的；三是强调生产力条件的约束，认为当前时代仍然处在资本这种生产关系所对应的生产力基础之中。这些研究无疑拓展了关于资本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关系的理解，但是仍有几点值得指出。
首先，资本本身是一种生产关系，任何物的方面仅仅是其物质形态，并不是使资本区分于其他范畴的根本特征。对此马克思曾有一个经典的比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将资本视作一种物或者人和物的关系，都有忽视资本所代表的特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性，而将其永恒化的可能。
其次，如《资本论》第三卷所揭示的那样，资本复杂的性质直接蕴含于资本这个范畴内部，资本运动总公式自身逻辑的展开形成了资本从一般到特殊的整个过程。换言之，资本的性质和运动已经包含在资本最简单的形态中，只是这些性质和运动需要一步步地展现出来。如果从不同类型资本的共性入手，并不容易把握资本的一般性应当位于何种抽象层次上。或者说，在资本从最简单的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一规定性逐渐具体化发展成现实中复杂的资本运动的过程中，
我们很难辨识到底哪些是资本跨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属性，哪些又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实际上，由于这种困难，在学术界探讨公有资本的时候也总是采取其他策略，引入国家等外在于资本的因素，以讨论公有资本的具体性质。在引入外部因素后，一些私人资本本来具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或者不再显现出来。在这种探讨策略下，用于理论探讨的资本的“原型”或者“一般形态”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够完整展现自身逻辑的资本！这意味着，尽管从不同资本的共性入手，其逻辑应当是从资本一般到资本主义资本的特殊和社会主义资本的特殊，就像从帆船的一般到大帆船和小帆船的特殊，但是实际上展现的却是帆船和装了蒸汽机的帆船。
最后，某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归根结底的基础当然是生产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但是，
要将某一个时期的生产力和某种具体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我们仍然需要一种中介过程以便于对具体的现实进行分析。
否则，我们并不容易分析清楚当前的生产力基础，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决定了资本存在的必然性。
在这个部分，笔者试图给出另一种资本存在性的论证，这种论证实际上就是为上一部分当中基于生产力的观点找到一种中介状态。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入由意大利学者加布里埃尔和巴西学者贾布尔提出的“元生产方式”概念。
元生产方式不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结构，制约着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生产方式，体现着当前生产力的一般性制约。
或者说，元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内容不足以构成一个单独的、具体的生产方式，却是所有具体生产方式所必须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来自当前生产力水平所导致的某种必然性，因此这些特征也就构成了从生产力到具体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某种中介。
在加布里埃尔和贾布尔那里，这些制约包括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和支配性的市场、剩余产品的占有和积累以及宏观上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的存在和互相补充。但是本文认为，
还有一种元生产方式的基本要素未被引入，这种要素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工。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来自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生产者在生产过程内部及生产过程之间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和更加紧密的联系，是生产社会化的基本表现，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经济的全球化本身是由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体现着资本积累的规律，不断地制造着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对全球化的不同参与者形成了差异化的效应——其具体形式已经被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内的不发达理论所充分阐述，并被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历史经验所佐证。但是经济全球化在一般意义上来说，仍然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分工协作水平的提高，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以高水平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全球化，就是当前不同的生产方式都需要面对的元生产方式的重要要素。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就像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一样，也是社会生产协调过程的一个侧面。
这种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对于一个后发国家而言意味着这样一种处境：如果它拒绝资本主导的全球化，那么同样也就将自身从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当中排除出去了。
这对于一个发展起点很低的国家来说，相当于拒斥了一种基本的生产力进步来源，是无法长期维持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后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脱钩，可以成为一种获得独立地位和政策空间、减少世界体系对自身塑造乃至重塑本国经济结构的策略，但是这仅仅在一定时期内是可能的，不可能成为一种长期的“道路”。因此，
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几乎是一种“外在的强制”。
一旦我们将经济的全球化引入元生产方式的分析中，就会发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了一种外部的强制，让资本在后发国家的存在成为一种必然。
上述元生产方式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介入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参与由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运作逻辑会表现为一种外部强制，
本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必然会被塑造为以利润率或者说价值增殖为中心的资本关系。
其中的核心逻辑在于，现阶段扩大再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依然以剩余产品的占有和使用为基础。在商品货币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剩余产品的使用和占有会表现为对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和使用。而在面对世界体系中其他国家的竞争时，利用剩余产品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就和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积累联系了起来，从而导致价值增殖成为本国生产主体必然的目标。较高的利润率能够帮助企业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获得生产率上的进步，乃至获得并留住其他国家的投资。至于利润率是来自企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价值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还是来自国内较低的劳动力价值，反倒没那么重要。
这种外部的强制可以类比于单个资本的运动逻辑。国内市场中单个资本自身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市场竞争的强制必然让它关注利润率和资本积累。
因为不关注上述目标的资本会在竞争的强制中被淘汰，只有关注利润率和积累的资本才能留存下来
，而这些留存下来的资本也会成为其他新进入市场资本的外部强制。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种外部的强制并不仅仅会对参与国际循环的企业起作用，而是对后发经济体起着普遍的作用。
一方面，参与国际循环的企业会如上文所述，在国内市场上对不参与国际循环的企业形成一种竞争的强制，这种强制可能来自积累速度、劳动力和信用获取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后发国家追赶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和学习，而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是和具体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因此，
学习和赶超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对具体生产过程的塑造。
而且，这种外部的强制也绝不是只能表现为一种被动的选择，也可以是政策基于不同原因的主动适应。
总之，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在国内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塑造下，转变为了如何在世界市场上提高价值实现水平、实现价值增殖。这就意味着资本成为一种必然被采取的、普遍的生产方式。
生产力借助了全球化或者说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这一中介，不断地在后发国家再生产出资本这一范畴。
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么其背后的一个含义是：
既然后发国家的资本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强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资本像商品货币关系那样，是跨越社会形态的某种一般性的范畴，而是带有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假设某种跨越社会形态的“资本一般”固然在理论上是关键的，但是我们所实际面对的，是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大背景的实际运动着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资本在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直接表现出某种根本性的不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资本作为盛行的乃至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式意味着什么；或者说，
当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式将长期和资本共存，
那么社会主义的性质如何影响资本的行为规律，就不能从资本自身的性质中去寻找，而应当从外在于资本的生产关系中去寻找。
就像前文所提到的那样，理论界在分析中国资本的性质和运动过程的特殊性时，实际上大体采取的是外部经济关系对资本进行了某种类型“改造”的理论进路。而如何理解这种“改造”也将是后文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