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方的大学之间经常有足球比赛，而在上海本地，外侨们也经常组织锦标赛，这些客观条件无疑让当时的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足球城市。当时有一支颇为励志的大学队，一直活跃在南方大学联赛中，这就是民国复旦足球队。
早在《复旦大学志第一卷》（1985）中就提及，复旦久有体育运动的传统，早期历任校长马相伯、李登辉都极注重体育教育。而复旦足球运动大约早在吴淞时期就已开展，而徐家汇李公祠时期的学生、日后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897—1969）就回忆过自己在饭堂前踢球的经历。复旦足球队是后起之秀，沪上另有两支老牌劲旅：圣约翰大学（已停办，今址为华东政法长宁校区）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这些老对手间的比拼便是民国大学之间重要的校际互动，也构成了当时灿烂的校园与体育文化的风景线。
“江南大学体育协会”
早年复旦足球队实力弱，与南洋踢是屡战屡败。据说一位南洋的杨同学每次赢复旦就会写一本章回小说，称复旦足球“不见经传”，南洋战复旦犹如“弹琵琶”，胜得“写写意意”云云。二十世纪初，圣约翰绝对是沪上第一的球队，南洋通过多年的努力在1908年第一次战胜对手。彼时远在吴淞的复旦似乎还没有进入当时的高校足球圈，直到搬到沪西的徐家汇李公祠后，因交通便利往来开始多了起来。圣约翰与南洋间的比赛不仅这两校参与，当时华东地区大学已有自己的体育联盟：“江南大学体育协会”，简称为“江大”。联盟之中的体育项目也不限于足球，篮球排球与田径都是常设项目。
“江大”最早源于1904年4月23日成立的“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其由徐家汇的南洋、苏州的东吴、上海老城厢的华英和圣约翰四校发起，每年按季举行足球、网球、田径赛的校际比赛。到了1914年5月15日，由东吴大学教授司马德（R.D.Smart）发起，扩大上述之会，而有“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的组织，重组后的华东体联中，有南洋、圣约翰、沪江、东吴、之江、金陵共六校。1920年，复旦大学和东南大学也加入该会，于是有“东方八大学”之目，联盟名也正式改为“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复旦的加入，在当时也颇有意义，其他七校不是国立如东南、南洋，便是教会大学，复旦是其中唯一的私立大学，意味着私立大学对于体育教育的关注开始加大。
徐家汇李公祠时期，复旦校园逼仄，运动场馆有限；1922年大学部迁校江湾，彻底改变这一窘境，拥有自己训练场的复旦足球队在之后几年战斗力明显增强。这时，他们也迎来了一位巨星的加盟。
“超巨”李惠堂
民国时期中国足坛最著名的超级明星无疑是李惠堂，而李惠堂在职业生涯黄金时期还一度兼任复旦足球队教练，彻底提升了复旦足球的实力与影响力。
李惠堂（1905—1979），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县粤籍客家人，生于香港，中国近代著名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被后人誉为“中国球王”。17岁，李惠堂便加入香港的南华足球队，从乙组乙队（预备队）一直打到主力左边锋位置。一年后，香港南华代表中国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18岁的李惠堂以主力身份蝉联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冠军，其间国足更是以5∶1战胜东道主日本。下半年李惠堂随南华队赴澳洲踢球一年，次年离开南华，来上海发展，加盟沪上乐群俱乐部，后改名乐华，参加沪上的外侨及华东地区的表演赛。来到上海的李惠堂与复旦结上了缘分。
大部分公开资料记载李惠堂1926年被复旦聘请为足球教练，甚至还说任“体育系主任”。其实他既不是1926年才来复旦，也不是所谓“体育系主任”。南华队澳洲之行结束后的1925年，李惠堂便来沪加盟上海乐群队，并很快与复旦取得联系。1925年12月4日《申报》有一则《乐群与复旦明日比赛足球》报道载，复旦足球队当时已非常强劲，但由于前述的“八大学运动会”自身出现问题，是年不得已退赛。但“与中西各强队比赛，每战必胜，从未失败一次”。甚至，复旦队刚战胜代表日本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的关西足球队，又赢了一个5∶0。之后报道第一次提到复旦聘任李惠堂的消息：“该队近聘远东足球界明星李惠堂君，为名誉教练，指导一切，成绩益见优良。”5日下午，复旦就要跟李惠堂的老东家在“中华棒球场”来一场友谊赛。如此则李惠堂1925年底前，便已加盟复旦足球队，并率队打过比赛，时年年仅20岁。
同时，此时复旦没有专门的院系教授体育专业，只有一个管理校园体育课程、比赛的“体育部”，分设主任、助教。有记载看到李惠堂确实任职过“体育部”；1926年9月10日《申报》有一篇通讯《本届复旦大学体育部之组织》里提到复旦“体育主任李惠堂君因欲恢复其业余运动员资格”，参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而“特辞去主任一职”。主任的任务是带领复旦包括足球队在内的各大体育项目团体训练、比赛。这位教练兼领队当时不过20、21岁，是一众本科生运动员的同龄人，可以视作复旦体育史上的佳话。
顺便提下李惠堂的母队乐华队经常比赛的那个体育场“中华棒球场”，与今天的复旦也有些许渊源。这个体育场在时法租界越界筑路区域，大约是今天交通大学医学院（原震旦大学）以东的一片，是当年上海最好的体育场馆之一，举办了诸如前述“江南大学体协”第一届运动会等一系列重大运动会，是上海体育竞赛的中心体育场。但这块地属于洛氏基金会，到1933年5月，洛氏基金会发出迁移通知，中华棒球场就此成为历史。洛氏基金会一开始打算将此地捐给一位医学教育家开办现代医学中心：建医学院与附属医院，但最终因为过于毗邻法国天主教的广慈医院与震旦医学院，被法租界当局否定。那所医学院最终选择去到枫林桥南岸，那就是著名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说服洛氏基金会捐地的人就是上医的创院院长颜福庆。
“邀请赛”下南洋
李惠堂为复旦足球带来的不仅是简单的训练比赛与夺取锦标，因为李的执教，使得复旦在整个南洋地区也扩大影响，加上时任复旦大学功勋校长李登辉先生（1872—1947）本人就是印尼华侨，南洋地区的师资、生源与资金支持成为当时复旦办学的重要招牌。“下南洋”为学校募集经费，也是包括复旦足球队在内的复旦体育团体需承担的任务。
1929年春，复旦足球队第一次下南洋募款，1929年3月21日《申报》登载《复旦足球队首途南征》的报道：“复旦大学足球队去年曾得上海中华足球会锦标，现为该校前往南洋作募捐之宣传，于本月二十日，乘约翰生总统号前赴新加坡。”一周后，船才到马尼拉，之后还先打过一场友谊比赛。同年4月11日的报道《复旦足球队南征胜利之第一声》：“现得该队来电，谓于二十六日晨抵小吕宋，备受侨胞之欢迎。并在马拿呷（Malacca）与该地‘中华足球队’作友谊比赛，以五对二得胜。现赴新加坡等处比赛。”“小吕宋”即菲律宾马尼拉，“马拿呷”为马来西亚马六甲，两地相隔颇远，或为航路先经过马尼拉，再至马六甲。这场与“中华足球队”的友谊赛可能也是计划外的，因他们此行主要目的地是新加坡。在新加坡，复旦队首战新加坡华侨队，地点在马婆展览会旧址足球场，两队打了个0∶0，几天后与英兵队打了一场，1∶4告负。
新加坡华文报纸对复旦足球队的报道
新加坡本地的《南洋商报》《海峡时报》等中英文报纸对复旦足球队来访热情报道。这一次复旦大学的筹款活动在新加坡本地的接待人是新加坡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福建巨贾胡文虎（1882—1954），他也是著名的虎标万金油的老板。民国时期，南洋华侨对复旦办学给予了很大支持，其间复旦与南洋的互动可谓非常密切。复旦初创时，最重要的办学支持来自淮军系及其周边的改革派，因马相伯家族曾与淮军及其领袖李鸿章关系密切，复旦创校吴淞、迁校无锡及复校徐家汇李公祠，无不得到淮军袍泽的关照。而早期校内师生也多晚清新式读书人的色彩，其中闽赣籍改良派如严复、陈三立等群体成为复旦的中坚力量。1913年李登辉执掌复旦后，迅速吸纳粤籍及南洋力量加入复旦，王宠惠（虎门）一度任教务长、孙中山（香山）、唐绍仪（香山）任校董，为复旦聚拢不少南洋资源，李校长更是在1918年亲赴南洋募集新建校园的善款。其中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南海）与中南银行黄奕住（同安）都为江湾的复旦新校区捐资建楼。而1924年起，李校长多次来到新马地区，募集华侨捐赠维持学校运转。整个南洋世界全力支持办学的近代高等院校，除了著名的厦门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外，当时的复旦大学同样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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