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何时以及如何增强员工创造力
这段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AI）如何帮助员工提高创造力。研究围绕AI与人类合作、工作设计和员工创造力进行，考察了一种在组织内部采用的分工方式：在一项任务中，AI负责处理初始的、编码良好且重复性高的部分，而员工则专注于随后的、涉及更高级别问题解决的部分。首先，通过在一家电话销售公司进行的现场实验，我们提供了因果证据。我们发现，AI在生成销售线索方面的协助，平均而言，能增加员工在随后的销售说服中回答客户问题时的创造力。提高的创造力导致销售量增加。然而，这种效果在技能较高的员工中更为显著。接下来，我们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进行了定性研究。我们发现，AI的协助通过加强员工与更严肃客户的互动，改变了工作设计。这种变化使得技能较高的员工能够生成创新的脚本，并在工作中产生积极的情绪，这有助于提高创造力。相比之下，在AI的协助下，技能较低的员工在脚本改进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并在工作中经历负面情绪。我们得出结论，员工可以实现AI增强的创造力，但这种理想的结果是技能偏见的，偏向于拥有更高工作技能的专家。
Nan Jia, Xueming Luo, Zheng Fang, and Chengcheng Liao, 2024: When and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gments Employee Creativity. AMJ, 67, 5–32, https://doi.org/10.5465/amj.2022.0426
多团队背景下的个体内部冲突与任务表现：检验冲突经历的结构元素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内在个体冲突认知过程框架，强调冲突体验的两个结构要素：（1）方向（发送vs接收）和（2）团队界限（团队内部vs团队之间）。通过整合关于认知资源分配的理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个体的冲突体验对他们的任务表现的影响取决于他们如何根据冲突体验的结构要素自我调节注意力过程。在第一项研究中，我们使用从参与真人大规模伤员应对演练的急救医生那里收集的连续音频和视频流中提取的数据，发现在团队内部发送冲突和在团队之间接收冲突与任务表现正相关，而在团队内部接收冲突与任务表现负相关。在第二项研究中，我们进行了一项混合设计的情境实验，以检验这些效应背后的机制。我们的发现揭示，专注于任务的注意力吸引是发送团队内部冲突与任务参与关系正面影响的重要机制，而偏离任务的注意力需求则是接收团队内部冲突与任务参与关系负面影响的驱动因素。总的来说，我们展示了在多团队情境中检查冲突的内在个体微观基础能够提供独特的见解，并使我们能够建立关于冲突何时有益或有害的新理论。
Semin Park, Margaret M. Luciano, John E. Mathieu, and Virgil W. Fenters, 2024: Intra-Individual Conflict and Task Performance in a Multiteam Context: Examining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Conflict Experience. AMJ, 67, 33–60, https://doi.org/10.5465/amj.2021.0285
类别内部与跨类别的一致性：Kickstarter上产品类别的动态生存能力
这篇文章研究了一个产品类别的生存能力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虽然很多研究探讨了类别是如何出现、建立起来或者逐渐被淘汰的，但现有的研究通常是单独考察一个类别的演变，没怎么关注相关类别是如何影响某个特定类别的生存能力的。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同时考虑了类别内部和类别之间的动态。我们认为，由于各方努力将产品定位，这些努力不仅改变了一个类别内部产品的一致性（即类别的异质性），也改变了与相关类别之间的区分度（即类别的独特性）。我们理论化了一个类别的异质性和独特性之间的互动如何塑造其后续的生存能力。当一个焦点类别的独特性低时，异质性与生存能力的关系呈倒U形。然而，随着独特性的增加，这种关系逐渐变平，最终转变为U形。我们通过考虑一个类别所提供的“分类”和“评价”好处之间的权衡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通过在Kickstarter（最大的众筹平台之一）上跟踪170个类别超过11年的数据来支持我们的论点。通过提供对类别动态的细致理解，我们为类别的波动生存能力提供了新的见解。
Jean-François Soublière, Jade Y. Lo, and Eunice Y. Rhee, 2024: Coherence within and across Categories: The Dynamic Viability of Product Categories on Kickstarter. AMJ, 67, 61–91, https://doi.org/10.5465/amj.2022.0105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对话与媒体：不同信息环境中利益相关者评价的演变
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互动所处的信息环境影响了利益相关者如何评价一个企业的对话效果。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了解多少（信息可用性）、他们知道什么（信息内容）以及他们对提供信息的媒体有多少信任（信息可靠性）这三个方面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以及不同时间里是有差异的。我们理论化并评估了这三个信息环境的维度如何形塑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对话对利益相关者评价企业的变化的影响。我们通过对罗马尼亚罗西亚蒙大拿金矿的利益相关者评价进行实地访谈来阐述我们的论点，并使用原创的、手工编码的利益相关者级别数据来分析全球26个金矿作业中2454个利益相关者的评价。
Sinziana Dorobantu, Witold J. Henisz, and Lite J. Nartey, 2024: Firm–Stakeholder Dialogue and the Media: The Evolution of Stakeholder Evaluations in Different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s. AMJ, 67, 92–125, https://doi.org/10.5465/amj.2021.0103
你看到了多少不公平？结构性权力、性别和种族不平等的感知，以及对多元化计划的支持
多元化计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拥有结构性权力的人——也就是管理者的支持。然而，管理者常常对此类计划持抵触态度。现有的学术和实务界讨论通常将管理者对多元化计划的抵抗归因于管理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或意识形态。我们提出，这种抵抗可能源自管理职位本身。我们认为，结构性权力的位置会诱导出对组织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激发了一种观点，即认为自己的工作场所是公平的。对政府雇员进行的七项档案研究（研究1a-1g）和对工作成年人进行的三项调查（研究2a、2b和3）表明，处于更高结构性权力位置的人由于更高的组织认同感，感知到工作场所的不公平性较少，从而对多元化计划的支持度较低。让管理者深思自己组织内部的不公平问题，从而挑战他们默认的积极观点，有助于管理者克服他们的认同感障碍（研究4）。这项研究帮助将对多元化计划抵抗的焦点从人口统计或意识形态转移到管理职位本身，并为寻求支持其多元化计划的组织提供了实际意义。
Christopher To, Elad N. Sherf, and Maryam Kouchaki, 2024: How Much Inequity Do You See? Structural Power, Perceptions of Gender and Racial Inequity, and Support for Diversity Initiatives. AMJ, 67, 126–149, https://doi.org/10.5465/amj.2022.0253
在多重信号存在时的企业媒体报道：一种配置方法
最近的管理研究表明，企业尝试在其行为中同时追求一致性和独特性，以调和遵守常规的要求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需要，目的是为了显得最为独特。它们是否成功，取决于观众如何感知它们发出的多重信号。现有文献还没有完全揭示媒体是如何结合这些不同的信号来形成对企业行为的表示，以及对这些组合的反应。我们采用一种配置方法来解决环境可持续性背景下的这一缺口。通过使用独特的专有数据，关于能源公用事业行业的118个案例，并使用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我们确定了与环境行为相关的正面媒体报道或其缺乏相关的不同等效信号配置。然后，我们生成了五种信号模式来解释媒体反应，并澄清它们背后的逻辑。我们的研究通过讨论一致性和独特性的角色，增加了对信号（不）一致性感知的多方面性质的研究，并强调这种感知取决于信号的可信度。实现一致性和独特性信号的平衡配置是可能的，但复杂的，因为观众倾向于惩罚他们无法与特定类别联系起来的不一致姿态。
Emanuele L. M. Bettinazzi, Anne Jacqueminet, Kerstin Neumann, and Peter Snoeren, 2024: Media Coverage of Firms in the Presence of Multiple Signals: 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 AMJ, 67, 150–177, https://doi.org/10.5465/amj.2020.1791
业绩不足、应对方向和对应对措施有效性的信念
长期以来，问题搜索文献一直在努力理解企业在面对业绩不足时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这些研究通常只考虑了某些特定的应对方式，并侧重于研究既定的决策规则来检查搜索方向，因此，隐含地假设所有被考虑的应对措施都是解决业绩不足的可行方案。相反，我们认为决策者对特定应对措施提高企业业绩有效性的信念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信念以及支持它们的证据决定了企业会采取哪些具体的应对措施。为了检验这个观点，我们关注了两种类型的搜索解决方案，即研发强度和慈善捐赠强度。基于2009-2018年收集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发现，当决策者一致认为研发有效时，业绩不足与研发强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加强；而当他们一致认为企业社会责任（CSR）有效时，业绩不足与捐赠强度之间的负向关系减弱。共享信念对研发和CSR有效性的影响在有相关证据支持时更强——即，当研发或CSR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更强时。
Zhi Cao, Feifei Jiang, and Donghan Wang, 2024: Performance Shortfalls, Response Directions, and Belief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ponses. AMJ, 67, 178–207, https://doi.org/10.5465/amj.2021.0241
现在你看到我了：地位和类别接近度如何塑造不端行为的丑闻化
尽管企业不当行为被公开曝光——从而引发丑闻——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我们对为何只有某些不当行为演变成丑闻知之甚少，除了一个观点：高地位企业的过失更容易被丑化。聚焦于媒体在丑化不当行为中的关键作用，我们从媒体常规操作的角度出发，理论化了过去违规者的地位，无论是在焦点违规者的行业内还是行业外，如何创造不同的情境，从而影响丑闻化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行业内高地位企业过去的违规行为越频繁，就越会促使记者更加仔细地审查不当行为，通过强调与过去违规者的共性来放大焦点公司地位的效应。相反，行业外高地位企业违规行为的普遍存在通过将媒体注意力引向行业之外，减弱了公司地位对丑闻化的影响，限制了可以从公司地位推断出的信息。过去违规者的地位及其与当前违规者的类别接近性，作为地位丑化效应的界限条件。我们的贡献在于阐明了影响地位作为丑闻前因的情境因素，并解释了地位和类别如何滋养媒体常规操作，影响企业不当行为被丑化的可能性。
Jung-Hoon Han, Timothy G. Pollock, and Scott D. Graffin, 2024: Now You See Me: How Status and Categorical Proximity Shape Misconduct Scandalization. AMJ, 67, 208–231, https://doi.org/10.5465/amj.2022.0365
如何在贫困中的现场工作者塑造有意义的角色以实现社会影响？印度贫民窟的女性教师
以前的研究采用了职位塑造的视角来解释员工为什么尝试有意义地塑造他们的角色。我们在一个对工人来说特别具有挑战性、看似不太可能适用的新环境中探索这个理论视角：贫困。更具体地，我们研究了印度贫民窟的女性教师。我们采用了混合方法研究——首先是定性研究，然后是定量研究——通过识别、概念化和测试这一背景下有意义的工作相关的情境挑战和促使因素，来将职位塑造理论具体化。更具体地，我们发展并证实了一个新理论，表明贫困和性别相关的压力消耗了教师的能量和资源，限制了与关系相关的职位塑造，但是教师与社区的认同有助于克服这一挑战，最终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更根本地，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在贫困环境下具体化的职位塑造理论，来解释社会组织（例如，女性教师）是如何创造社会影响的。
Harry G. Barkema, Jacqueline A-M. Coyle-Shapiro, and Eva M. le Grand, 2024: How Do Fieldworkers in Poverty Craft Meaningful Roles to Achieve Social Impact? Female Teachers in Slums in India. AMJ, 67, 232–261, https://doi.org/10.5465/amj.2021.1244
外部搜索中的共同进化锁定
尽管通过外部搜索，组织能够从组织外部的人那里获取多样化的想法，但这种方式往往只产生一小部分非多样化的想法。我们提出，这是因为组织的想法选择和外部想法生成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组织选择外部贡献者分享的想法，而外部贡献者为了让他们的想法被选中，会使用先前的选择来推断组织在寻找什么类型的想法，并据此作出响应。那些与组织选择不一致的贡献者倾向于停止提交想法（即自我选择）或调整他们提交的想法以使之对应（即自我调整），导致想法池的多样性降低。我们的核心假设是，组织在选择上越是一致，共同进化的锁定效应就越强：有着更高选择一致性的组织在未来收到的想法内容多样性就越低。通过结合大规模网络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跨多个使用众包的组织，我们找到了对这些预测的支持。我们的发现建议重新概念化外部搜索，将其视为一条双向街道：组织不仅仅是被动地接收想法，而是发送信号，塑造外部人士分享的想法池。
Sanghyun Park, Henning Piezunka, and Linus Dahlander, 2024: Coevolutionary Lock-In in External Search. AMJ, 67, 262–288,https://doi.org/10.5465/amj.2022.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