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首发 | 李零：我劝天公重抖擞

我劝天公重抖擞

10月12号，我从美国回来，刚刚知道，咱们这门课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跟韩老师说，我不是党员，这个题目，我讲不了。他说，咱们这门课主要是带同学读经典，你就讲讲《我们的中国》得了。我说，我的书不是经典，书已经印出来，再讲就没劲了。我还是讲讲我身边的事儿，特别是跟教育和启蒙有关的事儿吧，随便聊聊，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判。

首先，请允许我做点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汉族，男，68岁。填表，我的政治面貌是群众。我喜欢这个身份，非常喜欢。不过，我要解释一下，群众是复数，我是单数，我只是群众一分子，我属于群众，但跟群众有距离，联系并不密切。

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过有组织的生活。党没入过，军没参过，工人也没当过。我只当过农民和老师，这两种工作，比较自由散漫，更适合我。

有一件事，过去不明白。 我没参加任何党派，但不能叫无党派人士；我真心拥护人民当家作主，但不能叫民主人士。后來我才明白，人士二字可不是随便叫的。我国，凡叫什么什么人士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我不是这种人。

现在，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中国学问。教书好，书不会跑。我可以一个人在家安安静静地读，安安静静地写，慢工细活，反复修改，一切弄好了，我才和盘托出，与学生分享，与读者分享。

我的老朋友郭路生打小就爱写诗。他说，除了写诗，什么都干不了。我说，我也是，除了做学问，一无所长。我在北大教书，从1985年到现在，三十多年，好像一眨眼。2011年从中文系退休，田余庆教授说，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诗经》有个说法，叫“蟋蟀在堂”。

我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我在北大没有任何头衔。韩老师介绍，现在有了一个，是我批评最多的那个国家有个学术机关给的。土包子戴洋帽子，有点不习惯。

我们这门课，有点像政治课。政治学系，过去在人大叫马列主义基础系，主要研究国际共运史，后來改称国际关系系。早先的国际政治，第一是国际共运，第二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那时的国际关系主要是这两种，后來告别革命，才以欧美为主。北大也如此。

我听说，现在的政治课跟从前不一样，什么都讲，不光讲马列，很好。尽管有人，生瓜强扭，硬推，但马列已经边缘化，这是事实。

马列，我是读过的，没人强迫我读。我读过，一点都不后悔。

马克思是哲学博士，老婆是贵族女儿。他俩是旧世界的叛逆者。 恩格斯是资本家，红色资本家。他用他挣的钱，养马克思做学问。中国有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吗？好像没有。

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支。这门学问有三大來源，德、英、法各一，都是欧洲国家。不研究西方，不研究资本主义，等于无的放矢。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谁都唯唯，谁都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天下之学，逃杨入墨，凡是拿资本主义当天经地义的，肯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凡是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也往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1960年代，中国印了很多灰皮书、黄皮书，有些跟西方几乎同步。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书最好跟非马、反共的书一块儿读，特别是跟CIA推出的洗脑书一块儿读。

马克思的书，从前是禁书。正是因为禁，才有人读。我就是拿它当禁书读。

过去，上政治课，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听，宁肯自己读书，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好，完全是“党八股”，我是读过原典的，印象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书很多，影响最大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最薄，《资本论》最厚，如果加上《资本论》的三大手稿（或说四大手稿），更厚，一般读不下去，大家读过的主要是《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难读，但有些道理很简单。比如“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大家都说，打工仔、失业者是老板养活的人，老板过不舒坦，你们就没饭吃。马克思说，错，完全相反。“资本”（capital）这个词，意思是本钱，即第一桶金。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话都是谎话。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一针见血。他讲商品拜物教，那一章写得真好，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世界变成拿大顶。

现在，发财是硬道理。市场万能，金钱至上，赌神就是上帝。我们每天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吗？

西马解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拿“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作对，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好，越走越远，违背了初衷。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儿。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部手稿最重要，一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部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这两部手稿，前后有好几个译本，我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提前一手稿，相反，恩格斯一再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的两大发现之一（另一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费尔巴哈》章。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阿尔都塞相反，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俩，谁更符合原典，其实是阿尔都塞。 这类争论，我国也有反映，周扬、王若水说马克思讲人性异化，不对。胡乔木说马克思存人性弃异化，也不对。马克思从来都讲异化，但从1845年起，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资本论》讲异化，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恩格斯说，罗马基督教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咱们的共同点是解救苦难众生。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往往与造反有关，统治者平息造反，必须利用宗教。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无神论、替穷人说话，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罪状。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也不是反共分子。

美国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国家，入境申请必有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无知。

美国电影，共产党就跟咱们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标准打扮是一身中山装，扣子扣到嗓子眼，脑袋上戴个制服帽，说话恶狠狠，一脸凶神恶煞。 意大利拍的《末代皇帝》，英若诚就是这幅扮相。

我看过美国拍的两部反共宣传片。其中一部，一上来，马恩列斯跟达尔文搁一块，统统属于不信上帝该下地狱的一类。另一部说，从傅立叶在美国搞“和谐社会”一直到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所有社会主义都很失败，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照样行不通。

有一次，我在芝加哥，住一美国朋友家，她丈夫是个经济学家。他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吧？我说不是。他说不相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听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当教授，怎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呢。于是我告诉他， 共产党员在咱们中国，满地都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他们，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贵。当然了，现在倒是有人希望，赶紧把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党，比如发财党或阔人党。 我说，共产党真那么可怕吗？你太太的好朋友某某某，你知道吗，他就是共产党。更何况，现在顶着共产党的名，干尽坏事，而又骂得最欢的，很多正是共产党员。同一个词可能不是同一个意思。

我不是共产党，但见过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见过。你们见过的，大概只是“改开”以后的共产党吧？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干革命，你就等着杀头吧，不是被敌人杀，就是被自己人杀，没任何好处，请你入你都不敢入。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站稳脚跟，喘过气来，入党的人才多起来。过去，我在人大附中读书，团干部让我读《论共产党员修养》，我想，我是落后分子，反正也入不了团，坚决不读。“文革”后拿出来看，头一段话让我大吃一惊。刘少奇说，共产党可以随便出，但不能随便进，因为什么人都闹着要入，有找不着工作的，有逃婚的，不能让他们随便进。

现在，除了当官，党员已经不太吃香，很多人还觉得挺丢脸，但退他又不退，干脆躲在党内反党。反党是党内的事，社会上应叫反共。刚才我说了，我不是反共分子，我对当下的世界有批评，包括共产党的错误，但绝不会跟着右翼潮流起哄嫁秧子。

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曾经是个革命党。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怎么从庆祝胜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贪腐，丢尽人心，以至兵败如山倒，很多教训值得深思。

古人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厉王的办法是不行的。国民党败走台湾，曾经采取鸵鸟政策，1946—1949年的历史，不许讲也不许教，蠢得很。

最近，赵俪生的女儿写了一本回忆录，特意寄给我。他父亲是我老师的好朋友，既是老左派，也打成过右派（很多右派，原来都是左派）。赵先生吃了很多苦，但九死其未悔，不改初衷，仍然很乐观，很幽默。我喜欢读赵先生的书，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 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得人心。现在怎么如此脆弱，前怕狼，后怕虎，左也怕，右也怕，连话都不会说了呢？

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说的“奴役之路”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最恨共产主义，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最后被苏联打败，为什么反而归为一类，原因就在，西方概念，任何集体凌驾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比如我们说的“大公无私”，按这种概念，就是法西斯主义。

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意思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跟西方历史、西方文化有关，跟他们对国家形态的理解有关。

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希波战争，很像火烧赤壁，曹魏是强者，但被吴蜀联军打败。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腊一边。 他创造过一种经典对立：小必自由，大必专制。在他看来，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国，好像“池塘边的蛤蟆”，但居然能把庞然大物的波斯打败，这是自由战胜奴役。这个想法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脑瓜。

虽然，希腊长期窝里斗，最后被马其顿取而代之。马其顿打败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马其顿帝国，这是希腊的顶峰，然后才有希腊化时代。罗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国。这段历史，他们也自豪，但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国。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领导。上帝是虚拟领导。

西方传统，政府不太灵光，君主不太灵光。他们革命，先借君权反教权，后借民主反君权，主要是为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开道。结果，君权也没反彻底，教权也没反彻底。

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他们最服两样管，一是上帝，二是金钱。现在，上帝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上帝。除了这两样，谁都管不着，这就叫自由。 中国的关老爷，我们山西的圣人，既是武圣，又是财神，倒很像美国的自由神。美国国徽，白头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榄枝。做买卖得这么做。

我们跟希腊不一样，更像波斯。欧洲历史，近东文明是背景。前伊斯兰世界的近东，埃及、亚述、波斯是他们的三代。我们的“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是一统于周，他们的大一统是波斯帝国。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比较晚，相当我国的战国时期。这个大一统是靠政教合一。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之一。

孔子说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这话，历来有争论，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华夏眼中的夷狄，特点是分种为酋豪，没有君长，有也是小君长。他们，居住分散，见不着人，说不上话，经常在马背上哼哼，他们的史诗就是这么唱出来的。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间，遇事得商量着办，领导得轮流坐庄，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航海的，住在小岛上的，情况差不多。

华夏不一样，特点是有君长，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层层有人管着。这些都是世俗领导。世俗领导都是人。人都活不长，顶多几十年。死了就让孩子当，就跟手艺人一样。中国革命，无教权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权，干脆把皇帝打倒。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革命非常彻底，打倒皇帝还不杀皇帝，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国家不发达，所谓现代国家（nation），出现很晚，很多都是打出来的，人为凑起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这种国家叫“想象的共同体”。他说的“印刷帝国”，就是我们说的“书同文”。“书同文”在中国是前现代的东西。

欧洲，自治传统很强。个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欢讲自治，除俄罗斯横跨欧亚，接受蒙元帝国的遗产，在陆上殖民，地盘很大，一般都不太大。大一点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曾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榜样，但战后却是头号霸权。

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施蒂纳讲“唯一者”，有点像存在主义，也被他批判。但就连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我非常赞同裘老师的声明。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 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中国的大学，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蒋介石反攻大陆，到死都不成功，但给二蒋树碑立传的陶涵（Jay Taylor）说，蒋大元帅虽赍志而殁，但要活到现在，可以含笑九泉了。

关于传统文化，我想讲一句话，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说，外国技术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词。好词，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 希罗多德说，波斯贵族，从小只学三件事，骑马、射箭、说真话。你讲忠信，人家就不讲吗？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说了，咱们讲孝。《二十四孝图》，他们有吗？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他们有吗？

我觉得，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现在的公益广告，很多都是酸菜坛子，如“妈妈有福了”，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 现在，什么不要钱？生孩子花钱，养孩子花钱，孩子大了，上学、结婚、买房、买车，花钱的事多了去，没完没了。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很多人拿《论语》当道德课本。《论语》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这样的话，我喜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当人，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学而时习之，别不当回事。简单说吧，就是 说话算话，拿人当人 。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也就不错了。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文革”，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 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个淡关系。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狮子就是这样）。礼，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但山东人喝酒，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他在那儿罚人喝酒，你在这儿罚酒驾，礼跟法打架。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

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还很坏，比如国与国的关系，他们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灾难，就很坏。但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外国的礼有蛮风，有古风，人与人打交道，很礼貌，社会公德，人家比我们好。当年，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四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有所谓“国学”。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 “国将不国之学” 。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不知道西学，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

中国的国学热，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河殇》唱反调，其实骂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拨人。 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叫国学，外国人研究叫汉学，这是同一门学问吗？我跟汉学家讨论，他们经常说，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何分彼此。但一谈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且跟你掰哧呢。他们觉得我们很糊涂，连中国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我们的讨论很像庄惠鱼我之辩。 他者都是相对而言，任何强势文化都不拿自己当外人。

研究落后民族，欧洲有民族学（ethnology）。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 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这种志跟植物志、动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博览会上，非欧种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 现在，美国叫人类学（anthropology），好听一点。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动物不等于动物学，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你别以为你是鱼，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像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印度学等等。汉学是其中之一。 其实，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就是我国古代的“东方学”。虽然，我们叫“四裔之学”，各个方向都有。 当时的“西学”，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

现在讲国学，大家喜欢讲王国维。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我看，主要是三条，一是用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如他说的五大发现；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不光看汉族史料，还治少数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国际眼光，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

当年，陈寅恪、傅斯年负笈海外，主要是咽不下汉学这口气。傅斯年建史语所，目标很明确，他要证明，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但怎么证明呢，主要靠两条，一条是用archaeology改造中国史学，一条是用philology改造中国小学。

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研究的国学，其实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时段、大地域的历史。学科划分，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 但历史是条长龙，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

所以我总是讲，研究传统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凭实物讲话，考古学家不说话，只是埋头挖，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最近，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我看了他的《二手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头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译），获奖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在西方出版。去年，《二手时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称为《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苏联解体，这是墓碑，前苏联有人骂，后苏联也有人骂，社会毫无共识，西方乐见这一结果。

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没有改革盼改革，改革以后骂改革，跟咱们中国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机，没人给他们录音，翻成西方文字，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贾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农村到矿山，矿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国外，告别告别再告别，整个是一条不归路。乡愁不是美学享受。

什么叫“二手时间”？就是方生方死、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来寒冬，当然无可奈何。春天，八九燕归，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没准还有倒春寒。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北大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没理解错吧。但现在的学校令人失望。

我是闵张改革、燕京学堂的反对者。我一贯反对这种媚外媚俗的所谓国际化改革，但无可奈何，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当年，我写《学校不是养鸡场》，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很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感受还是如此。

越剧《红楼梦》有一段唱辞，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拍马屁，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历史上一直有这个问题。国民党不就栽在这上面吗？我一直说， 反腐不反拍，等于瞎胡掰。

反贪反腐我拥护，但怎么反却是难题。改革三十多年了，问题太多，积重难返。我们要知道，贪腐并不一定都是悄悄进行的，很多都是借着拍马屁，堂而皇之，大干快上，公开进行的。特别是，我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领一时风骚现在可能关起来的人都曾理直气壮。他们以为，贪腐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贪腐。

我们的国歌，头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想，谁都不想当奴隶吧？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龚自珍写过这样的诗句：

什么是人材？现在有一种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为，升官发财就叫“成功人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成功怎么办？不是奔银行金店抢，就是借网络电话骗，没人相信，劳动可以致富。

过去有一阵儿，社会上有办班热，学校里也有办班热，不是领袖班，就是总裁班，跟搞传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发展“人脉”。

“成功人士”长什么样？我一想起这个词，脑子里就会蹦出一个画面，最近电视广告频频出现的画面：8848，白金手机，“向成功的人生致敬”，有个秃头又从豪华轿车里钻出来了。咱们办教育的，不能光培养这种秃头吧，甭管中国秃头，还是外国秃头。

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有人总结这些道，采撷天地灵气，浓缩人生精华，十二个字，非常精辟，叫“欲得领导重视，必先重视领导”。可惜的是，我在学界近四十年，一直都没按这两句话办事。朋友说，难怪你一直不得烟儿抽。我说，我从来都不抽烟，我要烟儿抽干什么。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讲过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养天下英才（革命家、学者）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只知伺候领导和老板，那不叫人材，那叫奴才。

还是龚自珍说的好：

这是我送给所有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话，也是送给所有同学的话。

我爱北大！

2016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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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大刀阔斧绣花针 》

活字文化策划，“视野丛书”

中信出版社，2015年12月

视野丛书，由北岛发起，张承志、徐冰、李零、韩少功、汪晖、李陀等集体呼应，集合了六位中国当代活跃在文艺领域的至为重要的作家、批评家、艺术家，由他们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考脉络，精选出足以体现这六位作者数十年来思想精髓的代表作。视野丛书高度浓缩地呈现了当代中国极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宝库。视野丛书文字可读性强，面向普通读者，让他们得以循着文化思想的脉络，追踪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获得思考的乐趣。

张承志：《鱼游小巷》

徐冰：《我的真文字》

李零：《大刀阔斧绣花针》

韩少功：《夜深人静》

汪晖：《颠倒》

李陀：《雪崩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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