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决定”

“是时候了。”

2024年11月1日凌晨3：08，辗转难眠的卢迪决定卸载了Slack。这曾是工作了十余年的IBM在她手机上残留的最后一丝痕迹——其它权限早已被回收，只剩这款内部沟通软件还能使用。而如今，跨过10月31日这一“last day（注：离职日）”，该彻底告别了。

在IBM的最后一日，卢迪一圈圈漫无目的地在办公区闲逛，路过一面巨大的展示墙。墙上是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标注着IBM广布全球的各个开发中心，图片左上方写着“The world is our lab（注：世界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卢迪将这幅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配上了一行小字，“Lab里从此没有China了。”在这句话的首尾，她各缀了一颗爱心。

裁员消息公布于两个月前一场匆匆结束的全员会。线上会议原本预定30分钟，最终持续了不到3分钟。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出席会议的IBM全球企业系统开发部副总裁Jack Hergenrother称，IBM正退出在中国的所有开发任务，并将基础设施研发转移到更接近客户的其他地区。基于此，IBM中国系统实验室（CSL）与开发实验室（CDL）的所有研发活动终止，一千多名在华员工面临“一刀切”。

根据公开信息，IBM当前拥有投资规模的战略要地包括美国的奥斯汀与圣何塞、加拿大的多伦多、波兰的克拉科夫、爱尔兰的都柏林，以及印度的班加罗尔和科钦。中国曾是IBM在美国本土以外业务架构最完善的市场，但如今已不在其列。

Hergenrother将这轮裁撤的原因归纳为中国本地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基础设施业务在华持续下滑。IBM财报显示，2023年IBM中国区收入下降了19.6%。2024年上半年，中国区销售额再次下滑，同比下跌5%。

2024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在头30年里，通过向金融业和电信业出售服务器，IBM在中国的业务发展蓬勃。“我的一位前老板就是30年前从体制内跳槽到IBM，（当时）月薪直接从1000元涨到了6000元。”IBM前员工林夕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道。

然而，时过境迁，IBM在中国的业务增长逐渐步履蹒跚。2018年，时任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将之归因为“本土企业也在成长，市场环境、政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金融业为例。IOE技术架构（注：由IBM 小型机、Oracle 甲骨文数据库、EMC易安信的高端存储组成）一度被认为是金融企业后台的“黄金架构”。转折点发生在2012年。那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若干意见》，提出要确保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信息网络的安全。金融业IT产品的安全和自主可控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

除政策导向外，国际品牌的产品价格贵且没有议价空间，云技术的快速发展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原有IOE架构的依赖度。金融机构有动力也有条件寻找更具可靠性和性价比的国产替代方案。

“银行系统‘去IOE’一直在进行中。这是国家和银行自身安全的需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产技术已经具备了（替代）条件。另一方面，IOE的技术也相对跟不上迭代更新的步伐了。”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国产全面替代已进入实质性阶段，金融业对“IOE”的订单还会加速下滑。

“IBM在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客户基本盘还在，但国内有些业务线确实萎缩得比较严重。”2024年初被裁前，林夕在IBM北京工作了十余年，主要做硬件的开发测试。“过去，国内客户购买外资企业的产品，可能只需要一个两三人的小组来对接。如今要推进‘自主可控’，起码要组个百来人的大组，甚至专门成立子公司。故而内部也有动力，可以借此争取到更多的权利和资源。”

据林夕介绍，在9月裁员风波之前，IBM中国已经陆续有一些项目组在“随机”退出。当时裁员被认为“难以预料”，是因为有的组被裁时，其负责的产品在国内外的市场表现仍然不错。如今一切尘埃落定，过去数轮仅面向研发和测试人员的裁员也变得意义明确。

自IBM于2020年迎来印度裔掌舵人Arvind Krishna以来，他已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了多轮裁员。在此期间，林夕经历了数次“reorg（注：内部组织架构调整）”。每当她去询问相熟的经理“组内是否有空缺”时，最常得到的答复就是“已经没有招募名额，且根据公司政策，即便有，也只能面向印度和波兰招”。波兰用人成本较低，对欧洲市场覆盖更好。再后来，面向波兰的招聘通道也关闭，名额仅向印度开放。

许多分析会提及包括Arvind Krishna在内的众多硅谷巨头的CEO及高管都是印度裔的大背景。林夕觉得有一定道理。她在过去的工作中跟印度裔同事多有交集，对这个圈子的上下提携和抱团观念印象深刻。然而，她并不认为这是最底层的逻辑。“我们本就身处全球竞争的时代。很多国家都在绞尽脑汁争取吸引和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IBM如今把印度作为战略要地和几十年前加码中国市场没什么两样，都是看重其市场发展空间和盈利潜力。此外，无论从地缘政治格局、用工成本、时区，还是语言等方面，印度都极富竞争力。”

一旦业绩持续下滑，总部减少投资，撤出是早晚的事。但突降的闪电式切割，联系不久前微软中国区部分涉及AI业务的团队被提供“整组”国际轮岗机会等动态，还是让林夕生出不同的解读：“这轮完全可以延续此前的裁员节奏，一组一组地裁，或者有各种处理办法，但公司最终选择了一种直接上新闻的方式。”

▲市民经过IBM北京办公地 图/视觉中国

“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近两三年来，同样被裁员风波席卷的还有部分外资医疗企业。

2015年从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毕业后的近十年间，简刻先后就职于三家医疗类外企。目前，她在一家美资企业的市场部工作。

在简刻看来，近年来外资医疗企业的在华业绩普遍承压，主要影响来自带量采购政策。该政策于2018年开始试点，次年向全国扩围，核心策略是“以价换量”，旨在挤压药品及耗材的灰色利益空间，缓解医保与个人的支付压力。

截至2024年8月，9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涉及374种药品，平均降价超过50%。而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类耗材等高值医用耗材，四批国家集采的中标产品降价幅度更为剧烈，平均达到82%。其中，入选冠脉支架的均价从1.3万元左右下调到700元左右。

在此背景下，部分在公立医院系统中产品份额较高的外企为保住市场，不得不大幅下调原研药和耗材的产品价格。也有部分外企因预期销量增长无法抵消药品和耗材的大幅降价，或者出于平衡全球市场价格体系等考量，没有跟进。随着第十批药品集采正在迫近，相关政策规则也在进一步优化规则设计，以更好地实现集采初衷。然而无论作何选择，跨国企业在产品定价、市场策略、资产配置和组织架构等方面均面临适应性调整。

“弃标意味着放弃市场，落标则可能导致市场迅速归零。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外企如果整个业务都落标，就可能转让在华资产，退出中国市场。一些大型外企，则倾向于战略收缩，聚焦主业，剥离弃标的产品线。即便降价中标，如果幅度有限，原本领先的存量市场份额仍有被瓜分的风险；而幅度过大，则会拖累业绩。中标后，企业营销推广需求降低，这类业务会被归拢管理或者打包给国内公司代理。曾经一个产品就要养两百多人，中标后必然会大裁员。”简刻分析道。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简刻负责的业务线都在该品类独占鳌头，如今旧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集采后，简刻对接的一款产品虽然入选了，但中标价格“并不好”，业务量减少到过去的三分之一。许多业务线同事会在投标前做预判，如不理想，便着手更新简历。

简刻能明显感觉到，虽然总体上外企的工作节奏依然更为松弛，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还是在倒逼着部分医疗外企“卷”起来。有的部门领导背负的业绩压力比较大，甚至每天早上都会在微信群里播报员工们的“战报”并排名。

业绩指标不像前几年那么好完成了，也直接影响到福利待遇。此前，简刻公司的年会通常会去国外举办，目的地包括日本、韩国、澳洲，后来越飞越近，又从港澳变成了邻近的内地城市。有些业绩不达标的业务部门已经好几年没开过年会了。薪资方面，每年的普涨也从10%降到5%。职级晋升难度在增加，有的部门甚至不升反降。“公司也不担心你走，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外面也没有什么好机会。”

近年来，医疗行业出于持续降低开支、提高效率的战略而大规模裁员不只发生在中国。简刻所在的这家美资医疗企业的其他海外子公司同样在裁员。就在2024年10月初，全球医疗保健巨头CVS Health（西维斯健康）宣布将在全美范围内裁减约2900名员工，主要涉及企业职能岗位，原因在于“持续的市场动荡、监管压力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和期望”。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CVS在2023年已裁减约5000个职位。

▲33岁的简刻虽然没有达到经理级别但薪资待遇不错，她担心会因此被列为优先裁员的那拨人。她希望在医疗赛道好好发展，也努力做副业增加安全感 图/受访者提供

比简刻年长的舒欣，在河北一家日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任职了15年，同样见证了外企“闭眼挣钱”的岁月在远去。

这家日企是全球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商，旗下的高端挖掘机和沥青摊铺机享誉全球。在华发展的波峰时期，正值中国房地产市场突飞猛进，有朋友曾托担任品质管理负责人的她帮忙购买机器，没想到销售代理反而让她催着工厂加大产能，“多少客户等着要车都没得卖！”

如今，虽然凭借产品品质、技术积淀及创新能力，美、日品牌在全球市场仍居于无可撼动的优势地位，然而中国品牌在本土挖掘机市场的份额已悄然从2001年的7%爬升至2023年的86.8%。

在舒欣看来，这从侧面反映出在工程机械行业，部分国产品牌的产品性能与外资品牌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功能和品质足以覆盖更多的应用场景，且产品迭代快速、性价比高。与此同时，由于产能严重过剩，许多不具备差异化竞争力的国产品牌倾向于采用低价策略以求得市占率。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这也迎合了大量价格敏感型客户降本增效的需要。

市场在变化，存量市场竞争残酷，外资品牌也在谋变。舒欣观察到，目前市场上一些欧美工程机械品牌也开始降价。常见的做法不是通过放松品控以节约成本，而是下调产品指标，比如把吨位由原本的10.5降到10.1，又或者删减一些功能。舒欣工作过的这家日企并未跟进降价。因为本土生产的产品仅供应国内市场，这两年库存都卖不完，产量几乎降到了波峰时期的十几分之一。

市场需求呈周期性波动是工程机械行业的特点。过去十几年，舒欣也经历过行业波谷。2014年前后，受宏观经济增速回落、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持续放缓的影响，工程机械产品的需求也曾有萎靡期。然而，自2021下半年国内工程机械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以来，“只知其始，不见其终”，波谷持续时间超出了这家日资企业的预期。“地产起不来，工程机械肯定起不来。”而反观日本总部，2023年却实现了40年来的营业额峰值。

跨境投资的动因在于分散风险、优化资源配置，并寻找新的增长点。动态调整全球业务布局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随着国内工程机械市场进入存量时代，海外市场同样被国内品牌视作重要的增长点。公开信息显示，2024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中有13家中国企业入选，这13家企业总销售额中的44.24%来自海外市场。大多数中企2023年能够实现利润增长主要受益于产品出海。

舒欣工作的这家日资企业在华工厂没有海外销售权，在总部产能不足的情况下，方能分得一杯羹。因产量持续走低，这家日企在2023年陆续推进了生产线减员，赔偿方案是“N+4”，外加一笔额外的奖金。这也是其在河北建厂十几年来的首次裁员。

▲舒欣从日企离开后，目前在一家浙江的德资制造企业工作 图/受访者提供

“天天加班，订单都做不完”

在大连，与舒欣同在外资制造企业工作的大山体会到了两种迥异的水温。

他的两位朋友不久前刚拿到“N+3”的裁员补偿。被裁前，二人均在IBM大连公司负责对日业务，分别是财务和程序员。同为户外运动爱好者，大山一度十分羡慕他们周末鲜少加班。圈内约着一起爬山，大山常会为了可观的加班费而缺席。如今，突然失业的她们最渴望的反而是一份“有班可加”的工作。这意味着景气和蓬勃。

大山工作的这家日资企业主要生产马达，其拳头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据压倒性份额。作为数控机器人的维修人员，大山主要负责维护自动化产线，尽量降低故障导致的停机时间，是保证“黑灯工厂”得以“全天无休”的重要存在。他几乎天天都在加班，“工厂的订单根本做不完。”

20世纪90年代初，这家日资企业在大连投资设厂，最初是为家电和电子产品生产马达。近些年来，改为电动汽车生产马达，产品覆盖天窗马达、座椅马达、刹车马达、变速箱助力马达等电动车核心部件。2020年初，出于对中国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成长空间的乐观，日方宣布再度投资10亿美元，在大连进行电动汽车马达的扩产，并配套建设能容纳千人的研发中心。

▲2022年7月12日，合肥，大众安徽新能源汽车先导中心，外籍专家带领新入职员工进行实操教学 图/视觉中国

根据公开数据，日本2023年在华新设外资企业888家，同比增长7.3%，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国。大连是中国最早吸引日本企业投资、也是日资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截至2024年4月，日本在大连累计设立企业超5000家，投资总额近200亿美元。就在2024年9月底，第五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辽宁—日本经贸合作对接活动刚刚在大连闭幕。

作为大连居民，大山能感受到当地一直在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虽然作为一线员工，对于企业的全球战略规划不甚了解，但在行业浸润已久，大山对大连本地外资企业的沉浮也有着自己的分析。在他看来，自己所在的这家企业产品依然“供不应求”，关键在于前两年的转型成功。

中国市场变化速度快，是很多跨国企业中国区负责人的共识。当原来有竞争力的领域因内外环境变化出现短板或需求下降，就考验着企业能否及时调整方向，聚焦并抓住更大或更热门的市场需求。

大山曾目睹东芝大连工厂的关停。“东芝后期也在转型生产马达，但没能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转型失败，没有技术领先性，也没有成本优势，东西慢慢卖不出去，当然会撤资关厂。”

在他看来，外资企业不止面临国内企业的追赶，“东芝退出后，我们公司和三菱电机、万宝至马达这些在华的万人级别的日资大厂间，仍在激烈争夺国内的市场份额。”

2024年7月，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4年白皮书》显示，选择扩大或维持对华投资规模的在华日企占比56%，较2023年同期增加3%。在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看来，相较于其他市场，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回报率更高。2024年初在接受日媒采访时，他曾提及过一组数据——“近五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约9%，而日本企业2022年这一数据达到18%。”

“转型成功的企业都不会走的，只会增加投资。”大山所在工厂附近就有新的日资项目不久前落地，计划2025年建成一期投产。2023年，这家知名日本陶瓷卫浴设施生产商宣布了在大连投资30亿元人民币新设工厂的计划。根据公开资料，上述生产商在中国大陆精装卫浴市场的市占率长期稳居前列。虽然其2023年在华营业利润大幅下滑近四成，然而大陆市场占其总营收比例仍达到13%。

▲大山工作的工厂。这家日资企业的信条之一是：“跨越国界，接纳多元化价值观，实现自我成长” 图/受访者提供

在公开采访中，其负责人曾谈到，在华最先建成的北京工厂周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住宅和商业区，在大连开设新厂是为了在中国越发严格的能源效率及环保规定下继续维持本地化生产。此外，增资的关键考量还在于对中国市场潜力的信心。

与舒欣所在的行业类似，卫浴市场同样受房地产市场需求下滑影响。尽管很难预测新房对住宅设备的需求何时会恢复，但企业方比较确定的是，中国大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有约1亿户以上的住宅存量，其中大量房龄超过十年，正处于过渡到老房翻新需求的转型期。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3至2022年，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以人民币计连续十年稳步增长，2022年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然而，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债务风险加大、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交织叠加的背景下，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自2023年以来，开始在高基数上有所波动。商务部于2024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虽仍处于近十年来的高位，但同比下降达29.1%。在过去一年多里，政策层面已先后出台“外资24条”和“新外资24条”，高层会议多次提及要多措并举引外资、稳外资。

2024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曾撰文论及“如何更好地稳外资”。他将当前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最终市场直接锚定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第二类是将中国作为加工装配基地、产品出口全球的外资企业。

在张明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间，最初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二类外资企业，此后其占比逐渐下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国内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价格，逐渐上升。中国吸引第二类外资企业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印度、东盟国家、墨西哥等会下降。此外，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与持续，新冠疫情的暴发与肆虐也在客观上加剧了第二类外资企业离开中国的速度。

与之相对应的是第一类外资企业的占比逐渐上升。张明认为，对于最终市场直接锚定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鉴于中国依然是个快速增长的巨型经济体，及全球罕见的市场消费潜力，其撤离中国的动机迄今为止还是非常微弱的。在张明看来，稳住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之一是要尽快让中国经济回归潜在增速。

▲2024年9月25日，上海，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施耐德电气工作人员引导参观者体验元宇宙解决中压变频MR智慧运维服务 图/视觉中国

选择

离开大半年后，舒欣对此前工作的日资企业仍然感情深厚。“那里和我一样有十几年工龄的员工比比皆是。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原因要跨省安家，我可能会一直干到退休。”

并非没有外界抛来的橄榄枝。最近几年，常有猎头给舒欣打来电话，邀请她加入国内品牌。后者给猎头规定的招募门槛便是“有十年以上日企工作经验”。

“产品学苹果，商业学特斯拉，制造学丰田，组织学华为，变革学微软。”国内一家知名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CEO曾这样总结道。秉持“精益生产”理念的日本制造业至今都是许多中国企业的研究和学习对象。

在舒欣看来，“精益生产”的理念常常落在细微之处：相信“造物即造人”，员工不会被视作单纯的劳动力商品，而是通过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使其掌握更多的业务能力，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比如面向一些特殊工种，企业会设立专门的培训学校，新员工会带薪培训至少三个月；企业会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来改善产品品质，舍得购置昂贵但高精密的设备，确保产品在高强度工作下的低故障率；赋予现场员工权力，只要出货的检验员认为某批产品品质不合格，谁都无法放行；一旦出现次品，会从“人机料法环”来分析问题并及时解决优化……

这些年来，虽然自主品牌在质量和技术层面已有显著提升，但在质量管控、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等方面相较国际制造龙头仍有一定差距。离开日企后，舒欣曾面试过一家国内企业。交谈尾声，对方试探性地询问，“日企的内审（注：由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人员执行）和外审（注：由有资格的独立审核员、质检机构或认证机构执行）是否都是实打实在查？”她方才后知后觉，原来一些国内企业为应付外审，会提前一两个月招募咨询公司制作造假文件。

“（那家日企在华）建厂前我就去了，十几年来我们没有一起人员死亡事故。无论是安全、环保，还是品质方面的成本投入都非常大。一年环保设备三四千万元的投入，有些国内企业可能拿几百万元来送个礼，也就过了。我们从不送礼，你愿意查就查，你说排放不合规，我们就上设备。礼是不会送的。”舒欣的言语中透着自豪。

最近几年，那家日企河北工厂负责工艺和品质方面的人才都快被挖空了。舒欣能感觉到部分国内企业对于改变的迫切。“发展总有个过程。前期它们出于生存需要，急于求成，会选择先把住市场。可一旦站稳脚跟，求变升级就是必然。如果按照过去的老路，投入成本确实少，但品控做不好，始终拼低价，利润率是很低的。尤其现在国内市场相对低迷，很多企业都瞄准海外市场。要符合国际市场标准，就必须优化工艺，提升品质。”

许多国内品牌开出的薪资十分诱人，可代价是在外企从未经历过的工作强度。一些跳槽过去的前同事会向舒欣抱怨，“例会通常到晚上8点后才有时间开，十一二点才能打卡下班。双休也常常被吞掉。每周平均加班时间不到12小时就会挨批……”

舒欣无法接受这样的忙碌。身体承受不住是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忙碌很多时候是机制混乱、管理低效的后果。“如果各个环节做到程序标准规范，将防错管理融入日常，老板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相反，异常问题就会层出不穷，焦虑被逐级传导和放大，所有人都在疲于补眼前的窟窿。”

正如上述新能源汽车制造商CEO强调的，“学来的知识必须经过充分消化后的落地验证才会成为能力，必须变成营收和利润以及人才的成长才是能力，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真正的自己。”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挣脱原有“磁场”是必经阶段。

在舒欣看来，很多外企人决定跳槽到国内品牌时，多少都有着助力国内制造业提质增效的情怀。然而，舒欣认识的一些朋友在跳槽三五年后会选择离开。“谁也不是双脚离地的大英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小家，只能尽己所能，对得起这份薪水，在心力范围内为公司做事。”改变需要管理层的决心和魄力，也需要细水流长的培养和积淀，无法一蹴而就。

当然，无论是主动跳槽，还是被裁，作何抉择，终究是个因人而异的过程。

还有不到半个月，孔晨就将从上海一家法资企业离职。后者主要从事市政工程设计。孔晨所在的业务线是其在传统业务基础上新开辟的数字化方向。因近年来一直未能实现业绩突破，总部对继续投入丧失了信心。2024年7月底，经理向孔晨传达了整条业务线被解散的消息。

据孔晨了解，同批被裁的同事一般有三种选择。大多数人会优先争取内部转岗——这家法企在华的传统业务板块仍在持续招聘中。也有寻找外部机会的，但普遍反馈“很难找”。32岁的孔晨属于第三类，她的直属老板计划在东南亚开辟新项目，有意招募。孔晨通过了前期的几轮面试，但很多细节仍待确定。

她在上海安家多年，女儿刚满两岁。要接下这份在新加坡的新岗位，孔晨需要在谈判中做些

争取：要么允许她留在上海，远程办公；要么大幅涨薪，确保家庭搬迁后生活品质不变。若都无法满足，她打算在11月着手寻找外部的工作机会。

外企仍会是她的首选。从英国硕士毕业回国后，她一直在外企工作。就她身边的情况看，此前选择离开外企，跳槽去国内头部企业的同事，大多是年纪偏长的前辈，“人到中年对收入有更高的要求，且个性需求相对较少。”相反，年轻同事则不同，相比薪资，更追求自由自驱的状态，对“一天到晚都在开会的牛马状态”是拒绝的。

▲孔晨 （左） 和女儿。她认为，国内企业势必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新的岗位需求，外企人是有一定优势的 图/受访者提供

简刻的想法跟孔晨一样。未来五年，33岁的她都没有主动离开外企的打算。不仅因为在医疗行业，外企仍然是绝对的头部，无论是培训还是薪资都非常有竞争力，也因为一旦踏出外企圈，就像是踏上了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简刻的一位前同事于2023年加入了一家国内的初创医疗企业。因为产品还在研发阶段，这家初创公司的生存状态如履薄冰。那位前同事虽然在职级上升了一级，但并无下属。在简刻看来，部分国内企业给职级会相对随意，没有实质的话，以后再想回到外企，后者不会认可。另一位同事此前在外企待了近20年，跳槽前已位至市场部总监。到国内企业工作不到半年后，考虑回来，可早已没了空缺。

类似的例子，简刻见过不少。在她看来，那些想要回外企的人，有些是意识到，虽然出去薪资升了，但付出的精力不成正比，性价比并不高；又或者没能适应不同的企业文化、工作节奏等而选择逃离。真正能做到来去自如的只是极少数，“现在外企同样在降本增效，坑少人多，不缺履历比你好的，也不乏那些一直在外企圈里的人等候多时，企业为什么一定要用（回炉的）你呢？”

▲2023年11月7日，上海，在第六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观众与“虚拟制片”设备进行互动 图/新华社

“另一种活法”

作为一个“安全阈值很低”的人，这些年来的诸多变化让简刻清醒地意识到，想在外企干到退休基本无望。

长远看，摆在眼前的路无非那么几条：要么尽可能撑到最后，再怎么裁员，外企总需要员工负责本地的业务运转；要么凭借不错的学历和在一流外企工作的资历，跳槽去一家国内企业，或者转到消费医疗赛道。

她对消费医疗赛道的看好，源于对不同外资医疗企业在华业务发展起落的洞察。她此前工作过的德资企业是一家高端医疗设备公司，业务七成来自不受集采政策影响的消费医疗领域。眼科、医美等消费医疗项目具有较强的市场化特征，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主动选择实施，不依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拥有高精尖技术壁垒的上游制造商受政策影响较小，也能获得较高的净利率。

可无论选择哪条路，有一点是简刻十分确信的——她必须提前为自己备好“安全垫”，避免“硬着陆”，或者不得不去过一种违心的生活。

2023年，简刻掏空了自己的积蓄，在父母的支持下在上海安了家。为了降低突发性大支出的冲击，身为独生女的简刻制定了一份详实的家庭财务规划方案。她不仅给自己和父母配了医疗险和重疾险，解决了大病开销的后顾之忧，还为自己购置了意外险和高额寿险，即便有意外发生，也能给父母留足养老钱。

正是经过一番研究，简刻发现本就从事医疗行业的她对保险业务上手很快，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保险经纪。一年过去了，现在的她已经可以靠着这项副业“挣到些零花钱”。

稳定上道后，简刻继续扩展思路。这两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需求旺盛，她又开始学习高报相关的知识。与保险经纪类似，简刻认为合适的副业是无需财力投入，只需针对需求提供知识解答。“明年我就可以去接高报的单了，”简刻对此很有信心。

简刻所在的外企每周有一天可以居家办公，经常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这让她得以很好地平衡本职工作、副业和生活。这种状态是她权衡后的选择。不久前，她放弃了一次升职——代价是调到另一个“卷到飞起”的部门——的机会。简刻觉得没必要，“不如把时间用在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按照她的规划，未来三四年内便可以还清八成房贷。即便在此过程中遭遇裁员，她也预留好了备用资金，加上副业补充，足以支撑一年的房贷支出。

她也考虑过第四条路。“等我不再有房贷压力，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可能会出国读书。”她热爱在上海的生活，但对国内紧绷内卷的职场氛围以及窄化的职业可能性感到无力，“如果一个人大龄被裁，会被认为不再有能力谋得一份理想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在医疗外企做市场，再换工作，也被认为理应继续做市场……但人生和职场道路本不应该被框定。”

林夕也萌生过类似的念头。当被问到“如果能回到过去，是否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不同的规划，是否会更早地跳出舒适区”时，林夕思考了一下，淡淡地答道，“或许早几年应该去欧洲留学，或者出来创业。”

离开IBM半年多，她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8月的这轮裁员，裁上了新闻，也意外起到了宣传效果。一些企业的HR（人力资源）闻讯而来，有的甚至堵到了公司门口。相较之下，林夕那拨裁得悄无声息，也少了些助推求职的波澜。想要找到一份理想的硬件类工作并不容易。硬件平台有异构化的问题，主流的技术方向也越来越轻。中年被裁，即便找到新工作，如果没有作为嫡系空降的运气，也就成了小团体里永远的“外人”。

据林夕了解，同批被裁的同事里，年纪较轻的大都找到了工作。比较好的选择是凭借此前积累的行业人脉，争取进入国企或央企的硬件团队。普遍心态是“这个年龄也做不了领导心腹，学着做个循规蹈矩的公务员就好”。还有部分年纪稍长的，可能会选择暂且休息，或者干脆就此“提前退休”，专注于孩子的考学。

考虑到自己的技术特点以及当前融资市场的现状，林夕一直在看AI创业方面的机会，努力了解创业市场，转换工程思维。此外，她也在与人合伙运营着一个读书社群，社群常组织线下活动。“我们当年刚刚毕业时，想的都是如何找一份安稳的工作。现在有的年轻人刚毕业两三年就已经是连续创业者了。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假如年长意味着回归安稳，何不趁着年轻没有负累，想干就干。”

因为被裁前经历了频繁的部门调换，适应工作和团队十分耗费心力，林夕休息了一阵才开始找工作。然而时隔多年再度求职，她发现在许多用人单位处，自己已被标注了若干减分项，比如年过40，比如没有在裁员后无缝衔接到下一家。“HR自己也知道，裁员都是很突然的，如何无缝衔接？有的HR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林夕很快又理解了这种分裂，“当开放一个岗位就会瞬间涌入一千份简历时，他们总要找到一些标准来筛选。”

林夕从不会因为这些被贴上的标签而低看自己。虽然从IBM“毕业”了，但在外企工作的十余年给她留下了永远的烙印。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塑造。“外企能够较好地包容员工作为人的部分。作为员工，它当然要求你把工作做好，每年都能有进步，但同时它会尊重和包容你是一个人。而人有权利去生活，人在生病时是可以休息的，人在家人生病时是可以去照顾的，人在遭遇突然的工作变故后，是可以花时间休息和调整的。”

完成在IBM的工作交接后，林夕与经常线上合作的海外同事道别，眼前划过一种种不同的人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35岁时仍然顶着普通职级，过着所谓“平庸”的生活；在四五十岁时依然拥有跳槽的机会……“不会有人说你必须达到某种社会评分，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才算是活出了一个‘满意人生’；不会因为拒绝向着某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蒙眼狂奔而被定义成没有价值的废物；不会因为跨过某条年龄的界线，成长就不再有意义；人和人之间不会存在那么强烈而冷漠的竞争意识。你会看到另一种活法。”

对孔晨而言，即将到来的11月同样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求职路或许不会平坦，但她展现出的松弛让人印象深刻。她将之归功于自己不受外界左右的人生价值体系。

“我会把自己的人生数字化，家庭在其中占50%，朋友占15%……工作在其中最多也就是10%到15%。这意味着即便我失业了，暂时遭遇了职场变故，我的人生依然还有85分，只要我在意的其他几个方面仍然经营得很好，我就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岌岌可危。”

在她看来，很多时候，职业危机的出现何尝不是在昭示着此前的人生走得太顺。“人在高峰之上，还要继续攀登下一个山头，却发现缆车不见了。或许就是在提示你，该寻找另一条道路了。毕竟不下山，如何再上山？”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卢迪、林夕、简刻、舒欣、大山、孔晨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