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丨变态与回归：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

* 摘自《新雅中国史八讲》第三讲

我要讲的话题是“变态与回归：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讲课限于两个小时，几百年的复杂历史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提示若干特定问题而已。所提示的内容跟我以前上的课有关。大概有同学看过我的讲课视频。如今我的 PPT 肯定比那时好看多了，因为这些年又讲了很多轮，每一轮的幻灯片画面都有改进。然而内容就无甚新意了。原因是我老了，相对众多生气勃勃的新锐学者，比之他们的新开拓，我的知识与思路均已陈旧。受邀难以谢绝，内心难免惶惑。

首先对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地位做一提示。我个人的教学科研方向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所以思考的出发点是“制度史观”的。上课时我会给同学们提供一个示意图——

如图所示，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称王，所以把这一时代称为王国时代。在周代，王国政治体制进入了典型形态，天子与列国的朝廷上都有若干大贵族世代把持政权，形成贵族政治。战国秦汉间出现了一大社会转型，经变法运动，“集权官僚帝国”建立起来了。这一转型的剧烈程度，跟近代这场转型相似。对比周代与汉代的出土器物，便能立刻看清这是两个判然不同的社会。

新体制的特点一是皇帝专制，故称“帝国”。这个“帝国”不是“帝国主义” 的意思，而是因为元首称“皇帝”，与王国有异。二是中央集权。三是官僚政治。官僚体制能使国家行政像机器一般精密、高效与可靠。官僚依能力而选拔，依业绩而晋升，表现不佳者被降职，有罪过者还能被开除。所以官僚和贵族判然不同：贵族是血缘世袭的，而官僚是政府雇员，其任用原则是选贤任能。战国秦汉的行政承担者有两批人，一是“文法吏”，或称“刀笔吏”，属职业文官，秦始皇就是用刀笔吏来治天下；二是儒生，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他们不断进入朝廷。二者都凭专业能力而居位任职。

进入魏晋南北朝，政治体制又发生了一个较大变化，一个叫士族门阀的阶层兴起了。几十家、上百家的大士族把持了朝政，凭的是雄厚的家族文化、崇高的家族门第。大家也许立刻感到，这士族政治与周代的贵族政治好像有点类似。确实，一定意义上或某种程度上，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就是周代贵族政治的一次历史回潮。官僚政治道路上走了六七百年，进入三国后，就政治体制而言，历史走回头路了，一走就是几百年。走回头路这种事儿，其实在人类史上经常发生，就是未来会不会走回头路，也没法儿打包票，只能期望最好别走回头路，继续往前走。

北方大士族有崔、卢、李、郑，江东大士族有朱、张、顾、陆。东晋南朝最显赫的是王、谢两家。王、谢两家数百年不衰，古典诗文经常出现“王谢”的典故。同学们最熟悉的一句诗，大概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了。也就是说，几百年不衰的高门王、谢，进入唐代就衰弱不堪了。为何士族入唐便衰落了呢？很大程度上在于科举制的推行。考卷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考试环节上，门第不起作用。这就给寒门子弟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这些科举考生、新科进士，通常都是自幼刻苦攻读的。很多刻苦读书的历史故事，就是他们留下来的。他们都知道No pain，no gain，成功得拿汗水换取。士族门阀家的公子哥是吃喝玩乐长大的，无力与之竞争。科举考生、新科进士登上政治舞台之后，随即就展现了强劲的政治竞争力，中高级官位逐渐被他们占据，“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这样在示意图上，就看到历代政治体制呈四大阶段：周代贵族政治，秦汉官僚政治，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唐宋明清回归于集权官僚政治，科举官僚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由此，魏晋南北朝史就展示出了其历史特殊性。这个观察角度就是“制度史观”。制度史观关注这么几点：一是“制”，即政治制度的结构变化，包括组织制度、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等。二是“人”，即政治势力的结构变化，看哪种势力占支配地位。像贵族政治、军功政治、士人政治、外戚政治、门阀政治、宦官政治等概念，都是用支配势力来概括体制特点的。

“制”与“人”相结合的视角，跟政体类型学的经典作家也相一致。孟德斯鸠论专制政体时，一看政治制度，若存在三权分立，君主就不是专制君主；二看政治势力，若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如贵族、教会和市民等，君主便难以专制。此外政治文化也是制度运作的基础，也是不同势力的制度抉择的标准。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运作，便可能面目全非。当今世界有三大政治文化传统：民权文化传统、集权文化传统和神权文化传统，它们维系着不同政治体制。在中国古代，儒术占主导、道术占主导、法术占主导和玄学占主导的时代或地区，其政治运作便有明显差异。制度、势力和文化就是我们的基本视角。

周代实行封建制，封建了大量诸侯国。诸侯又把境内的土田授予卿大夫作采邑。所以这体制不是中央集权的。周天子号称天下共主，但他根本管不到天下每一家农民。他只能以王畿为生，不能到列国去收税。而列国国君也管不到国内每一家农民，因为卿大夫有大片私人领地，国君是不能去收税的。

这状况跟秦帝国以降判然不同，同中世纪的封建欧洲倒有几分相似。以13世纪的法国卡佩王朝为例，其时国王领地只占很小一块，大小诸侯在一己领地上拥有各种特权。勃艮第公爵、诺曼底公爵的领地都比法国国王的领地更大，弗兰德尔伯爵、韦芒杜瓦伯爵比国王更富有。国王只能以自己的领地为生，不能到诸侯领地去征税，遵守The king shall live of his own 的原则。大家觉得这跟周代有点像吧？中世纪的欧洲王权不够强大，若需向全国征税，便由贵族、教会派出代表与国王共同商定。代表会议由此萌生，而这个制度就是现代民主制的起源。可知民主最初跟“民”关系不大，其实是国王、贵族与教会权力相对均衡的产物。由此还孕育出了一种观念——无代表权不交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向我收税就得经过我的同意，就要跟我的代表协商。大家若去美国华盛顿特区，就能看到特区车牌上面写着“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无代表权也交税）。因华盛顿特区在国会中没席位，特区居民认为自己在国会中没人代表，收税就不合法，就用这种车牌表达抗议。

周朝又实行贵族制。选官用世卿、世禄、世官之法。世卿制就是大贵族世代做卿执掌朝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晋有六卿，齐有国、高、晏、田，楚有昭、屈、景等。齐之田氏后来篡齐，是为“田氏代齐”；晋之韩、赵、魏瓜分了晋国，是为“三家分晋”。曾有学者以“三家分晋” 或“田氏代齐” 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世禄就是大贵族子弟都有爵有禄。世官指某些官职由某家族世代把持。这类官职往往需要专业技能，比如占卜、著史的官即是。司马迁就出自一个史官家族。商周之时世官制是普遍现象。世代担任某官的家族，往往就以官名做了姓氏。比如世代占卜的家族后来就姓了卜、世代做史官的后来姓了史。这叫“以官为氏”。又如世代做乐师的就姓了师、世代做巫师的就姓了巫、负责祭祀的就姓了祝、管文化典籍的就姓了籍、管乐器的姓了钟、管冶炼的姓了冶、管制陶的姓了陶、管山林的姓了虞、管粮仓的姓了仓、管库房的姓了库、管屠宰的姓了屠、做毛皮衣服的就姓了裘。中国人的姓氏有一部分就来自官职。司徒、司马、司空这些姓，在古代都是高官之名。

自秦以降，情况大变。秦始皇借助郡县、乡里、什伍、户籍之制，让天下四千万农民都向他交税、为他服役，还不必经他们同意。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 中有一条“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指出秦汉间是“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而“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一介布衣领着一群亡命之徒，干了几年便成了天下之主，这在此前从未有过。一个流动化、功绩制的社会来临了。陈胜仅一个佣工，居然声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若在欧洲中世纪，一个农奴有可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么？敢说“苟富贵，勿相忘”么？项羽观看秦始皇巡游会稽，便说“彼可取而代之”——那小子我可以取代他。这句话太强悍了。刘邦到咸阳服役，见到秦始皇，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也”。这些话的背后就是其时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先秦那些古老家族，无法以旧贵族的身份在汉代政坛表现自己了，他们都成了普通人。开国集团是一帮平民。如樊哙就是个杀狗的，现在当地政府便利用这个历史资源开发了“樊哙狗肉”。刘邦的老爹被儿子接到未央宫里住，很不快乐。侍从告诉刘邦，您老爹以前的好朋友是一群屠夫小贩，卖酒卖饼、斗鸡踢球的，“今皆无此，故不乐”。刘邦一听这事好办，就照着当年“丰” 的样子，在长安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丰”，把那帮老朋友全都弄过来，“太王乃悦”。老爹的生活情趣是最底层的那种。

秦汉间“世家”有一个巨大断裂。但两汉四百年间，社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世家”的积累。奥尼尔论大国兴衰，说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稳定时间比较久，必定出现利益集团。“世家”现象与此相似。在这一轮的漫长积累中，出现了三种类型的世家。

第一种是官僚世家。汉廷崇尚选贤任能，但也保障官僚特权。任子制就保证了官僚子弟优先当官，让他们赢在起点上。在官场上，一些家族两三代就衰落了，一些家族四五代就衰落了，但总有一些家族比较长久，逐渐建立了族望，是为“官族”。

第二种是豪强世家。西汉初年小农的数量可能比较庞大。文景之后土地逐渐可以自由买卖了，兼并随即出现。大量小农丧失土地，无以为生，变成了豪强的部曲、佃客或奴婢。豪强地主拥有大田庄、大宗族和大量依附民，其生存能力就非常强，小农无法相比。豪强世家也发展起来了。汉代地方长官必须任用外地人，其掾属则在本地辟召，豪强世家的子弟往往优先入选。由此豪强就在乡里建立了政治影响力。

第三种是文化世家。学术家传现象，在先秦诸子那里尚不明显。汉代情况有了变化。东汉官学私学遍布各地，儒生队伍已极庞大。首都洛阳人口约30万，太学生竟达3万余，占1/10。按此比例，今天的北京就该有200万大学生。那么汉末出现了学生清议运动，也就不奇怪了。经学家族、名士家族于是普遍滋生，并逐渐建立了族望。对于官僚子弟先当官这件事，儒生本是反对的，你爹有能力不代表你有能力。但对经学家族、名士家族就不一样，这些家族有深厚儒学教养，他们家的孩子先当官，在儒生看来乃是官得其人。

三种世家不断发展，围绕“家族”这一轴心，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循环。我们看到了三个不同领域——乡里、士林和官场。乡里豪族凭借着经济实力让自家子弟念书，由此成为儒生、进入士林；进而明经入仕，进入官场；获得政治权力后，反过来又强化了其乡里势力。世代传经、世代公卿的家族出现了。东汉弘农杨氏家族世传《欧阳尚书》，“四世三公”；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四世五公”，四代就出了五个“三公”，据《三国志》，臧洪说袁氏“四世五公”。这样的家族在历史后期，就极罕见了。三位一体的循环，逐渐成了一个排他性的闭环。什么是士族呢？就是官僚家族、文化士族和乡里豪族的三位一体。

东汉士族继续发展，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这时有两个观察点可供利用。一个是“士族 vs 官僚”。对“士族在多大程度上是贵族，在多大程度上是官僚”这个问题，中国学者并不敏感，日本学者则有长久深入的讨论辩驳。另一个是“文士 vs武人”。方才同学们看到，中古士族源于汉代士人，可以说成是“士人的贵族化”。那么中国中古的士族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就判然不同。前者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后者则来自蛮族武士，不以文化见长。为此欧洲中世纪成了一个黑暗时代，所以后来才需要启蒙，启蒙就是点亮，Enlightenment，才有文艺复兴。中国的中古士族引领了玄学思潮，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增添了绚丽的遗产，在这一点上，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就相形见绌了。曾有一些学者，拿中国史的中古比拟欧洲中世纪，但两方的差别也不容忽略。其重大差别之一，就在于中国的中古士族还是官僚，还是文人。这便影响到了历史走向。士人的贵族化伴随着皇权低落、集权官僚体制的萎靡。而在南朝时，由军人集团而非世家大族，重振了皇权。刘宋的开创者出自北府兵将领刘裕，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北朝皇权振兴的动力，来自鲜卑军功贵族，文化士族在北朝是被征服者。所以“官僚—贵族”“文士—武人”的两个线索，须紧紧抓住。

还有一个豪族地主的问题。在阐述魏晋南北朝史时，采用唯物史观，尤其是采用“魏晋封建论” 的学者，偏重从生产关系来观察政治势力、文化势力，所以每当提到“士族”，一定缀上“地主”两字。士族被认为起源于古老的农村阶级结构，亦即起源于乡里层面，但官场、士林这两个更高层次的活动空间，多少就被他们忽略了。

进入三国时代，士族扶摇直上。魏晋两朝权贵一脉相承。政治动荡，政治上就会出现退行性措施，如强化私人性关系，从爪牙、心腹和党羽的家族里选官用人，他们家的娃娃被认为更忠诚可靠。统治阶级明显封闭化了。本来，中国史上的王朝循环，也算一种自我更新机制。王朝初创时生机勃勃，若干年达到全盛，随后老化、僵化、腐化的逐渐积累，便像癌细胞一样无法逆转，王朝崩溃，陷入战乱。然后，一个经过战火洗礼的新集团崛起，它另起炉灶，一扫前朝的腐化、老化、僵化，再度生机勃勃。然而魏晋南北朝的改朝换代不是通过“征伐”，而是通过“禅让”，也就是内部政变，皇帝换了，权贵还是那些人，故前朝所积累的老化、僵化、腐化因素，就被原封不动地带入新朝。这就为士族的发展铺平了康庄大道。东晋小朝廷风雨飘摇，大门阀家族的支持更是不可或缺了。

我的老师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 一书，把“门阀政治” 概念用于东晋。“门阀政治” 的要点有二：一是“皇帝垂拱”，二是“门阀当权”。所谓“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便是南朝皇权重振后人们反观东晋的观感。门阀大致分为两个层次。居首的是侨姓门阀。在东晋先后与皇帝共天下的侨姓门阀，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琅邪王氏对于东晋创立厥功甚伟，以至晋元帝登基时，拉着王导同登御座。王导反复推辞，称如果太阳落到了民间，苍生就没办法仰望了，晋元帝才作罢。任何君主都有专制渴望。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说，任何一个集权体制的产生，都起源于一位君主的专制渴望。但东晋初皇帝做不到，若没有大门阀的支持，在这兵荒马乱的局面中他当不了皇帝。江左士族顾、张、朱、陆等，构成了士族的第二层次。

田余庆认为，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魏晋时皇权还没这么低落，南朝时皇权又复兴了，北朝根本就没有门阀政治。则东晋是中古皇权的一个谷底。但整个魏晋南北朝都存在士族现象，我另用“士族政治” 一语，指称士族的政治特权和优越地位。

政治势力发生了结构变化，政治体制相应也呈现了若干“变态”。九品中正制被认为保证了士族特权。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是士族政治时代，这个情况，大家看三国小说、电影、电视剧，是看不出来的，但专业学者的百年研究早就揭示了这一事实。一看选官制就清楚了， 九品中正制恰好同魏晋南北朝共始终，进入三国它就出现，到唐朝就被废除了。

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与陈群设计的。其具体方法， 是在朝官中选拔若干德高望重者，让他们业余兼差做“中正”。“中正” 并非正式的官职，而是一个兼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受邀去做评委了。中正由本籍的人担任，每月初一开会，品评人才。品评标准是德行、才能，还要把士人评为九等，从“上上”到“下下”共有九品。士人获得了一个中正品，凭此到吏部候选，吏部便按品授官，品高的官职就大一些，品低的官就小一些。日人宫崎市定认为，中正品与起家官品一般相差四品，即某人被评为中正一品，就意味着他理论上最高可以做到一品官，但是他不能一步登天，而是要从五品官起家；如某人被评为中正二品，那么理论上他最高可以升到二品官，但要从六品官起家，以此类推。中正六品以下的，因德才太低，就只能做吏，不能担任品官了。宫崎这一解释虽有一些缺陷，但中正品与起家官品差四品的材料确是比较多的。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刚才说中正制维护了士族特权，可是听到这儿，它好像是按德行、才能来定品的，那么，它的哪一条规定优待士族了呢？这就涉及一个常识了：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只看法律上怎么写的，其全部意义，必须在投入运作后才能全面表现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古士族占据了最大权势，中正往往由士族头面人物担任，最初有些中正品评时还能兼顾德才，到西晋之后，基本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了。形式上九品中正制是选贤任能的，但在实际运作中被扭曲，面目全非了。

人称东晋南朝“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刚才讲过周代实行世卿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卿门有卿”再度出现，这就证明在一定程度上，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就是周代贵族政治的历史回潮。门阀子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王、谢是中古高门。南朝王僧达是东晋初宰相王导的五世孙，他“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他的孙子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朝沈约曾论述说：“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周汉”这里指战国秦汉，“以智役愚”换个好听一点的说法就是“选贤任能”。魏晋以来世道变了，“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人一生下来就有贵有贱，生于士族就高贵，就可以做高官；生于寒门就很下贱，就只能做小官，甚至连官都做不了。士人、庶人之间有一道鸿沟。互联网上有网民调侃，说人类社会可分三大类：一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二是按需分配的社会，三是按爹分配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按爹分配”的社会。

下面再从政治文化视角做一审视。中古士族与先秦士人、汉代儒生、汉末名士一脉相承，它有一个文化来源。若对几个王朝的创业集团做一比较，结果是很有趣的。

西汉创业集团是一群亡命无赖，没多少文化。有个文人陆贾，时不时就给刘邦讲《诗》《书》，刘邦就骂他：“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乃公”的意思就是“你爷爷我”，中国人喜欢在辈分上占别人便宜，刘邦亦然。一份“詈辞”研究显示，《史记》《汉书》中的骂人话有 1/3 是刘邦在骂。刘邦晚年读了一些书，他便回忆说，我年轻时生活在秦朝，焚书坑儒、不让念书（众人鼓掌），等我老了读了一些书，感觉就非常好。反过来就是说，西汉创业集团不以文化见长。

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东汉创业集团就很不一样了，“东汉功臣多近儒”，很多功臣当年都有儒学教养，甚至出身太学生，受过高等教育。刘秀早年也是太学生，是一个学生皇帝。刘秀念书时经济条件不算好，但他智商高，勤工俭学的办法比别人高明。其他同学勤工俭学，或者帮同学抄书，或者帮同学做饭，以此维持学业。刘秀呢？他跟同宿舍的同学凑钱买了一头驴，跑运输挣运输费。在汉代跑运输是很赚钱的，两个人一辆车拉沙子，一个月挣的钱比县官高一倍。

东汉末年，士人已发展为一个文化雄厚、影响重大的势力了，出现了“名士”现象。进入魏晋，“名士”现象更为夺目：“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中朝名士”，一直到江左“八达”，继踵而来。名士现象的背后，就是士人的高贵身份。魏晋创业集团的“红二代”，大抵都是当世名士，思想界的前卫，文化先驱。何晏、夏侯玄、王济、司马师等人，都是玄学家。魏晋达官显贵很像法国人，热爱哲学，坐在一块儿就谈宇宙本体（众人笑）是“有”还是“无”，讨论名教与自然谁为本。以道家为资源的玄学大盛，玄学清谈成为时代特色。玄学清谈与汉代经学有什么不同呢？汉代经学是开放性的社会教育，而魏晋玄学清谈是贵族性、封闭性的沙龙性学术；汉代习经是为了当官，而魏晋名士不愁吃喝、不愁当官，他们清谈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是发自内心的知识兴趣，所以刘师培赞扬魏晋名士“学以为己”。

田余庆先生探索士族文化特征，发现了“由儒入玄”现象。两晋间儒学家族若不“由儒入玄”，就产生不了名士，就难以发展为大士族。东晋执政的大门阀在何时、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琅邪王氏始于西晋王衍，他是中朝名士，清谈大师；颍川庾氏始于西晋庾敳，也属于“中朝名士”；谯国桓氏始于东晋桓伊，在江左“八达”之列；陈郡谢氏始于东晋谢鲲，也在江左“八达”之列。魏晋名士崇尚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放达不羁，成为时代特色、名士风度。何为“八达”？东晋初山河破碎、政权草创，其时居然有八个名士放达不羁，整天裸着身子喝酒、披头散发，反而名重一时，号称“八达”。这事很奇怪吧？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和光逸八人“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谢鲲其人放达不羁。邻家女孩长得好看，谢鲲就去调戏人家。那女孩正在织布，看见他的样子太讨厌，就拿织布的梭子砸他，砸掉了他的两颗门牙。这就成了一个笑料。可谢鲲毫不在意，他说没事，“犹不废我啸歌”，还不至于唱歌漏风（众人笑）。谢氏家族由此“由儒入玄”，此后却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淝水之战的胜利，统筹全局有赖宰相谢安，战场上的胜利，是谢家子弟谢石、谢玄率领百战百胜的北府兵赢得的。总之，随着士族的兴起，中国学术思潮也发生了明显转向，魏晋玄学构成了时代特色。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兴起，就只伴随着古典文化的衰落。

由上所述，魏晋以来出现了政治社会体制的“变态”。“变 态”是田余庆先生的用语，是相对于秦汉而言的。在政治势力方面，出现了由行政官僚到门阀士族的“变态”；在政治制度方面，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等“变态”；在政治文化上，出现了“由儒入玄”的“变态”。然而进入南朝，若干“回归”的迹象出现了。

东晋末刘裕作为北府兵将领创建刘宋，皇权随即有重振之势， 不再与门阀“共天下”了， 门阀政治告终。南朝皇帝“ 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恢复了对诸行政机构的有效支配；随后还采用了“武将执兵柄”“寒门掌机要”“皇子镇要藩”等多项措施来保障、强化皇权。刘裕的身份被认为是次等士族，称为军人势力也许更好。军人势力中出了一位刘裕。几百年来除了曹操，刘裕的武功无人能比，十六国被他灭了三个。凭借如此显赫的武功，取东晋而代之，这就显示了皇权重振是基于军事原因、军人势力。在这里，“文—武”视角就有意义了：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

在这方面，十六国北朝的体制变化更为剧烈。十六国以来，中国北方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东晋南朝的道路。所谓“五胡乱华”曾造成巨大动乱与灾难，汉晋以来的政治秩序一度瓦解。不过十六国随即开启了“汉化”。十六国重视学校教育，清人李慈铭曾说十六国“文教之盛，转胜江东”，其官学规模居然比东晋更 大。十六国君主，如后秦君主，对法制的重视，被认为也超过南朝。五胡君主的军事专制，自初就相当强悍。东晋时中国皇权陷入低谷，但十六国皇帝自初就拥有重大专制权力。南北皇权的变化轨迹是截然相反的。在观察政治体制上，除了“文—武”视角，“胡—汉”视角也有意义了。

皇权是官僚行政的发动机，官僚行政随皇权的振兴而振兴。北魏的“汉化”积累在孝文帝时迎来了一个飞跃，不仅是学习汉晋南朝，还有新创。可以说从孝文帝以来，北朝行政水准就已超越了南朝。有位学者曾说：同样的制度，在北朝运作就比南朝要好。这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尽管北朝经历了胡化、汉化的多次曲折，到了周齐之时，政治行政又赢得了多种进步。

考课是激励官僚的重要手段，而北朝的考课相当活跃。从孝文帝开始，五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考，六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内外百官无论贵贱，统统参加考课。活跃的考课一直延续到了隋唐。对比魏晋南朝，士族名士“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醉心玄学清谈、吟诗作文，考课随之衰颓。再看法制，魏律、齐律被陈寅恪赞为“取精用弘，成此伟业”。唐律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座丰碑，标志着中华法系正式成熟，这个成就源于北朝。科举制是中国制度史上的又一丰碑。科举以文辞取士，可以说来自南朝的影响，可是用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北朝的规模远过南朝。北魏选拔御史，八百人参试；北齐选东西省官，两三千人参试。这么大的考试规模，魏晋南朝没有，连秦汉都没有过。再看学校制。隋唐的六学体制，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体制，上承北朝而非南朝。律学、书学、算学即法律之学、文书之学、算术之学，都是实用性的，与治国安民息息相关，它们在北朝变为六学之三，被隋唐继承，在南朝却不受重视。刘宋有玄、儒、文、史四学，反映的是士族非实用性的文化偏好。北朝通过均田制、三长制重建了编户齐民体制。南朝的国家能力相对软弱，据一些学者估计，最多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四五分之一。而北朝多次大规模“括户”，往往一次“括户”就能将几十万人纳入户籍。监察制、官阶制等，在北朝都有发展。

政治文化上也出现了“回归”。汉代重经学，而魏晋南朝玄风大盛。北朝恪守汉代经学，用经学治国，对这样一点，钱穆特别赞赏，还把北朝之政治复兴归功于华夏儒学。依其所说，魏晋江左之玄风看上去是个“另类”，北朝崇儒反倒是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江左崇尚名士风流，而北朝崇尚吏治武功。南朝史传叙人，赞扬之辞往往是“风神夷简”“雅有远韵”“词采遒艳”“善为文章”之类；而北朝史传叙人，更多的是说这人“武艺绝伦” “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明练时事”“敏于从政”等。魏晋南朝名士的容貌欣赏非常女性化，北朝则崇尚“雄豪”，跟秦汉崇尚的男性美相似。

再来看政治结构。南朝士族屈居皇权之下了，可是百足之 虫，死而不僵，他们依然高踞在其他各个阶层之上，用其传统地位和文化压制着寒人、武将，使他们无法发展为新兴政治力量。但北朝不同，北朝政权的主干是“鲜卑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汉士族作为被征服者，是依附在这个主干之上的。在异族政权下，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大多数异族，它就得高度凝聚、高度紧张，这种张力带动了整个政权的振作。因同族的缘故，国人武装、军功贵族都给了皇权以坚定支持，所以鲜卑皇权相当强大。以一种简化的方式说，南朝最有权势的集团是文化士族，北朝最有权势的集团是军功贵族。于是我就有了这样一个论断：在某种意义上，南北朝历史就是南朝文化士族与北朝军功贵族的竞争史。有些时候，两个政权的竞争，其实就是这两个政权中最有权势的集团的竞争。南北朝两方谁将成为历史主流，将由这两个集团之长短得失来决定。

历史表明，北朝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出口。历史是由北齐、北周走向隋唐的。学者在讨论北朝史时，往往引用恩格斯的这句话：“德意志人究竟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江左名士给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璀璨瑰宝，系华夏文明于一缕不绝，但在政治军事上，他们难以抗衡异族武装的长枪大马。有一个“低人权优势”的提法，那么，存在“野蛮的优势”这种东西吗？野蛮与文明的关系，也是一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

隋唐时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来自北朝的民族融合，专制官僚制的复兴动力来自北朝的民族压迫。钱穆曾说，中国史上有四次民族大融合，每一次都带来了全盛。前三次是上古到先秦，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元末，第四次是满族入主到现代，汉族融合各少数民族，迎来另一个全盛。我个人觉得第四次的说法是类推不当，近代衰盛主要来自中西碰撞交流。但这个民族融合带来发展动力的说法，大家可以思考。

历史学往往采用综合性感悟，政治学则要求你把最核心的原理找出来，击碎九连环中最关键的一环，其他迎刃而解。借助政治学思维，我把北朝的集权官僚体制的复兴起点归结为“部族武力的制度化”。这就同时涉及“文—武”与“胡—汉”问题了。

战争、军事能强化王权，罗素已指出了这一点：“战争对于王权的强化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需要统一的指挥。”梁启超也看到：“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 一个王朝崩溃后，社会陷入动乱，动乱在各地不断制造出各种暴力，而军事体制、军事活动、军事集团最终把各地的暴力体制化了，由此恢复秩序，一个新的集权体制得以重建。军事途径的改朝换代，是为“马上天下”“打江山”。中国通史著作在叙述王朝初年之时，往往会有“专制皇权的强化”一节，看上去是一个老套，其实是有其道理的。专制主义这头猛兽，是以暴力做养料的，而战争能大量供应暴力。和平年代砍脑袋杀人，是个让人踌躇的事儿，因为这跟祥和安宁的社会氛围不符。故死刑数量同社会体制的温和程度成反比。若刚刚经过战争就不同了。白骨鲜血已司空见惯，借着这个余威，违法违令的就砍头，不服从不忠诚的就下狱，专制由此强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异族征服看成一种特殊的“马上天下”。民族压迫、民族冲突能制造出更多暴力。压迫异族人总比压迫同族人更严酷。所以北朝的鲜卑军功贵族与国人武装，在振兴皇权上，显示了比南朝“次等士族”更大的动量。甚至中国史上的历次北方游牧民族之入主，都强化了专制集权，把草原上酋长和属民的主奴关系，带入了文明宽松的社会。比如北宋时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辉煌高峰，政治宽松，出现了“士大夫政治”，有学者还看到了“皇权象征化”。若无外来因素，沿此方向继续发展，中国制度史将会出现什么，无法悬拟。可辽、金、元、清历次外族入主，一次次扭转了这类“宽松化”的趋势。这就意味  着北方族群的入主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关系问题与国防问题，也是制度史问题。当近代来临之时，改革者所欲改革的政治体制之所以是那个样子，其中就有北方族群入主所造成的历史影响。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史上的特殊性，与历史分期息息相关。不同分期意味着对这个时代的不同认识。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郭沫若根据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来划分社会形态，认为战国以上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战国以降是封建制，生产关系是地主与佃农。1949 年后大陆学者一度都用“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为中国史分期，具体的分期则有八九种。同学们在中学历史课上听到的“战国封建论”，就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各种观点大抵都以 “地主阶级”为核心概念。范文澜还说，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中国的永远大治之日，便来临了。

特别能凸显魏晋南北朝史的时代特殊性的，是“魏晋封建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四位大师，被戏称“四大名旦”，其中三位都持“魏晋封建论”，即何兹全、王仲荦、唐长孺三先生。何兹全在中西对比上尤为深入，他说自己是魏晋封建论的始作俑者，这个发明权一定要争。这些学者认为，汉代依然有大量的奴婢劳动，属于奴隶社会；魏晋南北朝则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态是世家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不完全地占有依附农民——部曲、佃客。所以在一段时间中，大陆学者讨论士族，习惯加一个“地主”做后缀，称“士族地主”。“士族地主”被认为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殊性。苏联社会科学院有一个10卷本的《世界通史》。我当年上世界史课时，曾在图书馆翻阅过，估计这书至今几十年没人看了。“苏联老大哥”这部书也采用魏晋封建论，认为秦汉大量使用奴隶劳动，魏晋南北朝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农民被固定在份地上。

日本的内藤湖南原是搞新闻的，四十多岁时对东洋史发生兴趣。他参考西欧的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把“三段论”转用于中国史：一是东汉以前，相当于西方的古代社会；二是六朝隋唐，这是中国的中世纪；三是宋以后。内藤认为六朝到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君主成了贵族的共有物。这可以称为“六朝贵族论”。周朝是贵族制 + 封建制，“封建”就是“授民授疆土”；魏晋南北朝有贵族制，但没有“授民授疆土”，没有封建制，不同于周。此后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京都学派的大师，也把六朝隋唐称为“非封建的中世”。这个“封建”用语，与大陆学者的“魏晋封建论”截然不同，后者说的是生产方式。唐宋间，中国史发生了决定性转型，由“中世”进入“近世”了，是为“唐宋变革论”。内藤说，欧洲近代化第一阶段出现了文艺复兴、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和民族国家，而唐宋间的市民、新儒学、君主独裁、资本主义萌芽与之相似。宫崎相信，汉帝国可比于罗马帝国，“五胡”等北方民族之入主中原，与欧洲日耳曼蛮族的南下类似，“东洋的近世”则从宋朝开始。可见日人“三段论”明显地含有对西欧史三阶段的参照比附。

然而西欧只是广大世界的一个局部，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如何能套用于中国史呢？宫崎市定的思辨能力相当之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应对说：“既然我们的态度是将特殊的事物尝试应用在一般事物上，则所谓特殊事物实际上便不再特殊。”这话我觉得相当机智，试图用思辨来化解这一问题。我们知道，就连“误读”都能带来“创造”。中西比附虽有问题，但也可能带来创新的。日人随后也在着意揭示中国史的独特处。“非封建的中世”提法，除了表明六朝贵族制与西周政体之异，也表明了与西欧中世纪政体之异。

“五种生产方式”模式显然也有“套用”之病，但也带来了创新。北大何怀宏教授曾这样评价郭沫若：在运用唯物史观上，郭沫若离马克思相对最远，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郭沫若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视为封建，这跟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相距甚远。改革开放后有人这样质疑“战国封建论”，战国有地主吗？你举出一个给我看看？有位姓田的学者——不是我导师，是另一位──主张战国封建论，有人问他：你的战国封建论在马克思那里有多少根据？该先生承认：“根据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他强调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自成一类，不同于马克思所论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这就是“中国化”了，含有中国学者的新鲜看法。

“二战”后很多日本学者对侵华战争进行反思，由此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东京学派的前田直典采用唯物史观，认为唐以前是奴隶制，宋以后是封建制。这便同京都学派的“三段论”大不相同了。滨口重国认为，中国社会特点应在君主专制与广大自耕农的关系中加以把握，国家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西嶋定生进一步提出，秦汉帝国的基础是皇帝对全体人民的“个别的人身支配”，具体体现就是赋税徭役。豪强也是皇帝所支配的“民”。在滨口、西嶋等人的社会形态的讨论中，政治体制的分量明显地加重了。

对魏晋南北朝时代，日本学界有“自律贵族”与“寄生官僚论”之争。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和谷川道雄等，认为贵族是地方名望家族或乡里“豪族共同体”的领袖，是不依赖于政权而存在的“自律贵族”。宫崎市定指出九品中正制依门第而定品，而门第是在乡里形成的，所以中正品称“乡品”，中正的评定称“乡论”。“寄生官僚论”则相反。矢野主税认为，中古贵族是因国家权力而成立的，居官和官位高下是决定性的。越智重明也有类似说法。大陆学者对士族居官问题也有讨论，但对寄生性、自主性这类问题并不敏感，没有上升到“官僚性─贵族性”的理论层次。首先是大陆中国史学者的精力主要投注于“士族地主”了，其次是因学术封闭，一段时间中，对现代官僚制理论所知无几。而日本学者身处开放社会，马克斯·韦伯等人的官僚制理论，深化了“寄生官僚论”的相关思考。

“自律贵族论”与“寄生官僚论”的讨论有什么意义呢？事关对中国“中世”特殊性的评估。从政治学角度说，王权、贵族、官僚三者关系，是传统政治体制的重大问题之一。秦汉与唐宋都以“皇帝专制+官僚政治”为基本特点，夹在其间的魏晋南北朝若是贵族政体，“君主是贵族的共有物”，则其特殊性就相当大了，与西欧中世纪就比较类似了，唐宋间的政治变化就足以构成“变革”了。反过来说，若士族仅是“寄生官僚”，其历史特殊性就不那么大了，“唐宋变革论”的唐宋“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的论断，就相当可疑了。

一百多年前，二十七八岁的梁启超发表了名作《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为历代政治体制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在现代学术开端之时，新框架就是开创。我曾说，此文应成为历史系学生的必读论文之一。梁启超认为，周代是贵族制+封建制，战国秦时贵族制受到裁抑，专制得以进化；汉代统治阶级起于草莽，不带贵族气息，专制再次进化。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然而“可谓之有贵族，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并不构成欧洲中世纪那种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尽管有贵族现象，专制政治在穿越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再度大步前行。梁氏的这个认识，跟日人的“六朝贵族论”相当不同。

梁启超此文是以现代政体理论为基础的，在贵族问题上他也展示了出色的领悟能力。他说：“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贵族强大了，君主专制就不大容易，这在人类史上是一个普遍规律。培根说：“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如土耳其是也。”孟德斯鸠说：“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君主将成为暴君。”贵族与皇权此消彼长。在魏晋南北朝，皇权低落，主要原因就是士族发展与官僚的贵族化。但其时官僚的贵族化，并没有达到改变政体类型的程度。总的说来，梁启超建立了一个“两千年一贯制”的模式，“一贯”的就是政治体制。

田余庆先生的看法与之非常接近。田老师不认为魏晋南北朝是贵族政体，尽管东晋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但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是皇权专制占主导，并且“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一百多年来，论对六朝士族政治的看法，梁启超与田余庆遥相辉映。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重视皇权专制与官僚体制的日本学者中，又发展出了“专制国家论”。他们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这一单线历史观，抹煞了中国历史的很多特点，将西方的历史模式套用在中国身上。同时也批判了京都学派的“三段论”，认为是用西欧史来把握东亚史，从而贬低了东亚独特性，也是一种西欧中心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层面，政治体制无甚变化，这跟东欧、俄罗斯形成很大反差，这一情况，也给了持“专制国家论”的日本学者很大启迪。但他们仍颇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从生产方式，从小农经济、地主不独立于国家政权、租税合一等方面，来探讨中国两千年集权专制的原因。这几年日本学者不大使用“专制国家论”的提法，改 称“国制论”了。我猜测，原因是一些中国学者基于“温情和敬意”，对“中国专制”之说表示不满，日本学者很尊重中国学者的感受，就改称“国制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