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发论文，下午就有投资人找上门”

穿透巴斯德象限：“四链”融合与深圳的“创新溢价”丨中国创新新范式⑤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陈思琦

瓦特改良蒸汽机一百多年后，科学家才搞明白热力学三大定律与热力学方程；而硅谷崛起之时，斯坦福大学已创办半个多世纪，计算机技术也早在实验室里不断迭代。

两个截然相反的案例，反映了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转化逻辑变化。如美国硅谷，亦如背靠中国科学院、清华、北大而崛起的北京中关村，“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的线性模式似乎已是标准答案。

年轻的深圳却无法完全复制这一模式。1983年，全市第一所大学才规划诞生；2000年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深圳先进院”）、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鹏城实验室等才陆续建成，深圳医学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投用更是在2020年后。

但深圳的科技创新并未“先天不足”。数据显示，2023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R&D）2236.6亿元（错年发布），占GDP比重达6.46%，总量、强度均居全国城市第二，仅次于“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其中，深圳企业R&D经费投入总量居全国第一。

1997年，司托克斯（Donald E.Stokes）以“是否考虑应用”和“是否追求基本认知”为横轴和纵轴，将科研活动划分为四个象限。平衡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努力进入“巴斯德象限”成为城市发展的共识，但各城市科研与创新的起点往往在“波尔象限”或“爱迪生象限”，于是问题产生——如何穿越象限？

在这次中国资产重估进程中，技术产业升级推动科创能级提升，进而从“风险折价”进入到“创新溢价”。认知转变的背后，是创新范式逐渐积累并得以形成。

“上午发论文，下午就有投资人找上门”的故事在深圳越来越常见。比起“0—1—10—∞”的线性传导，深圳的创新更似一个复杂多维的动态网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投资方等各个节点的创新主体相互交叉、影响，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最终释放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之“蝴蝶效应”。

（司托克斯提出的四象限理论模型。制图/陈思琦）

新型研发：“四不像”穿透四象限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11名科技人员主导，联想在北京诞生，成为国内最早由科研院所孵化的企业之一。

同一时间，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蓬勃的进出口贸易带动经济高速发展，但全市有且仅有的一所大学——深圳大学建校还不满两年。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先天不足，使深圳的创新路径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北京。有经济观察人士总结：深圳不搞学院式、宫廷式的研究，强调企业在技术开发中的主体作用。

若将早期的深圳置于司托克斯的四象限中，它应该在爱迪生象限。从任正非、王传福的创业故事，到90%以上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资金等都在企业的“6个90%”创新经验，企业始终是深圳科技创新的主力，市场则是企业研发的唯一检验标准。

“企业创新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分散决策，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因此企业是最讲求效率的组织，能敏锐感知到市场想要什么，并通过有效配置和整合资源，实现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最好的研发成果。”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宪表示。

然而，企业一方面难以接触高水平科研平台与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出于盈利性、规模化生产的考量，开展的注定更多为应用研究。

而随着“深圳速度”带来的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发挥至接近极致，“以市场换技术”的路线渐显被动，单一的应用研究已不具备可持续性，如何迈向“巴斯德象限”，是摆在深圳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面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另一面，深圳将目光投向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老牌高校。1999年，全国第一个集成国内外院校资源的产学研示范基地——深圳虚拟大学园诞生；1996年，园区占地规模最大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全国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

彼时，国内对“新型研发机构”还未有明确的概念厘定。“四不像”，则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对自己的定义：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

凭借清华强大的技术和品牌资源，背靠深圳的产业链资源，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了一个企业“孵化器”，研究院大楼建成仅一年，企业入驻率就达到90%。截至目前，研究院累计孵化企业3000多家，培养上市公司30多家。

国家层面，直到2021年，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才正式将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一类法定创新主体写入，遵循“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发展模式。

而从1996年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起步，深圳先进院、深圳湾实验室、深圳医学科学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先后诞生于深圳。不定编制、不定级别，为科研机构“松绑”，深圳率先于全国探索了一条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弯道超车”的特殊路径，“四不像”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丰富。

于深圳先进院而言，“四不像”体现在“楼上创新、楼下创业”。在先进院合成所牵头建设的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大楼里，研究员钟超每天白大褂与西装无缝切换：上楼可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研究“皮肤胶水”贻贝蛋白，下楼则到了其创立的企业柏垠生物，因切入离消费者更近的化妆品和医美原料赛道，公司不到两年即完成天使、天使+和Pre-A三轮近2亿元融资。

近三年，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累计孵育企业近60家，累计毕业企业超20家，企业融资总额超40亿元，总产值近6亿元，“上午发论文，下午便有投资人找上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受访者供图）

于深圳医学科学院而言，“四不像”已体现在字面上。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颜宁介绍，定名SMART（Shenzhen Medical Academy of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一方面希望解决医学领域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问题（Research），另一方面旨在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Translation），助力构筑生物医药的“东方大湾区”。

扬长避短，深圳逐步建起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独特创新体系，以经济特区的体制机制创新缝合产业链与创新链，并以新型研发机构的形式吸引越来越多外部高校、龙头企业关注和布局。

据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不完全统计，仅近两年，就有中国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兰州大学深圳研究院、华南农业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国稀土集团联合实验室、万华深圳研究院等官宣落地。

无界之城：高校与城市共生共荣

从爱迪生象限迈向巴斯德象限，深圳靠的是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嵌合。

2024年，深圳GDP迈上3.68万亿元，占全国比重2.73%，单个城市的经济体量超过云南、广西等全国一大半省份。其中，技术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2.3%，亦远高于全国（超13%）。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宋志平分析道，深圳早期的经济腾飞主要靠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更多从事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制度创新，对人才和研发能力的要求相对低于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依赖程度也就没那么高。

如今，深圳早已从“模仿者”走向“引领者”，对高校院所及科研人才的水平要求不可同日而语，纯靠向外“借脑”，已难以满足。

他山之石可作借鉴。1951年，硅谷前身、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园——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诞生，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140栋建筑里孕育瓦里安、惠普、特斯拉等150多家科技公司，美国“R&D Park”自此闻名。

“深圳的路径是，通过产业创新聚集相当多的财富、税收，用以反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建设更多本土高校和科研机构。”陈宪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