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是如何成为世界主流的？地球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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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我局的第 217 观察文章，今天我们讲讲 美国 的故事

文字：隗知 |  制图：孙绿  |  编辑：大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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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敌人”这一战略的思想源泉可以 追溯到100年前。 第一世界大战 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面战争，参战国为了动员全国的男女老幼自觉地流血流汗， 意识形态传播 实践逐渐丰富了起来。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在此之前半年，美国参战。《美丽新世界》与《1984》的世纪开始了。

这两本还不错，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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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为了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值得信任的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威尔逊总统 指示成立了 公共信息委员会。

该机构把 新闻审查和公共宣传 的职能结合起来，有效推动了美国及其盟国人民对美国参战的支持。战后，该机构主席 克里尔 出版了 《我们如何为美国做广告》 ，详细讲述了这个组织在创立初期的一系列 意识形态推广技巧。

威尔逊总统被很多人认为是理想主义者

但并不妨碍其现实的公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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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 也被动员起来，利用 电影、讲演和传单 为美国参战赢得人心。

“宣传如果用于公民教育，一定会颇具效果” ，便是这些学者得出的实践结论。

一篇名为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的论文更是颇具帝王心术地总结：

这是美国对外意识形态传播与实践的开始。

一战的两大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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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美国的实力尚不能主导战后欧洲政局，更多的精力放在 对内的控制上。

二十年代，美国尚 忙于肃清国内各种左派激进势力 ，期间爆发了著名的萨科和范塞蒂案。

20年代含冤而死

引起国际轰动的无政府主义者

萨科和范塞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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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的三十年代，美国对 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 和 德国的行政管理传统 感兴趣，自身更是吸取了计划经济和官僚机构的一些经验。

这也是为什么 胡佛 后期以及 罗斯福 的政策被很多“粗犷的个人主义者”认为是在走向某种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正是由于 没有找到令公众恐惧的外敌， 对外意识形态传播才失去了动力。

三十年代末，随着战争阴云的逼近， 洛克菲勒基金会 召集了一批优秀的 公共行政专家 开展研究。

后来成为传播学泰斗的 拉斯韦尔 在 国会图书馆一个实验处 研究战时沟通，不久后，这一机构以他自己名字命名了。1941年，他被授予“战争部战争计划处首席心理学家”的职位。 实验处成为美国参加二战后建立的情报与心理战的重要机构。

拉斯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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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拉斯韦尔还给几家国家安全机构担任顾问，包括战略服务办公室、战争信息办公室、军队心理战分部。

为了分析所有与外国有联系的机构，他还在司法部安排了一个弟子，并由之与 “戴斯”委员会， 即后来的众议院反美行动委员会保持了联系。

这个实验处的许多年轻社会科学家 后来都加入了美国国家安全工作， 比如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文化自由协会。

文化自由协会第二次柏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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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美苏 双方的 分歧 为美国找到了 新的敌人。

杜鲁门入主白宫后，多次指责苏联将会按照所谓的“彼得大帝遗嘱”征服世界， 借助美国人民对苏联“野心”的恐惧 推动了通过了 《国家安全法案》。

该法案创建了 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中央情报局（CIA）， 现代视角里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形象逐渐建立起来了。

美国国防部成立于1947年9月18日，前身为美国战争部，总部位于五角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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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2日，在标志着“杜鲁门主义”诞生的著名演讲中，杜鲁门总统决定让 美国帮助世界 上的“民主国家”与“极权主义”敌人进行斗争。

这个话语体系让西方世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并让 极权主义 成为了学者的热门研究话题。一些主要的 苏联研究中心 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相继成立。 基金会、大学、军队、国家安全机构和国务院之间 进行公开和秘密的合作，以促进对苏研究， 并将亲苏分子拒之门外。

中间一道铁幕

两边相互意识流地图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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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中， 哈佛大学 冲在前列。

默尔·芬索德 是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他在写作 《俄国是如何进行统治的》 期间帮助中心 和美国军方 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他同时参加了研究苏联对隐蔽政治战的脆弱性的计划。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 弗里德里奇 和他曾经的学生 布热津斯基 合作出版了 《极权专制与独裁统治》 ，寻找出 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六个共同特征。

1951年， 汉娜·阿伦特 出版了 《极权主义的起源》 ，同年，她成为了美国公民。

关于著名的布热津斯基

我局之前有一篇观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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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与极权主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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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知识精英推动一次奇怪的转型，将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向 行为科学 （behavioral science）转向。似乎在华盛顿的政客和基金会的董事这些金主粗鄙的脑子里，前者总是和社会主义牵扯不清。

经过了朝鲜战争的僵局之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 担心共产主义向第三世界扩张，于1955年建立了 国际合作部（ICA） ，并与美国的外交援助项目相结合。 美国公共行政专家 被派往美国驻亚洲和拉美国家的 外交使团中。

以 密歇根大学 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为例。该校驻 越南使团的团长 是该校教授 卫斯理·费舍尔 （Wesley Fishel）。他在日本给美军授课期间结识了 吴庭艳 并与他成为朋友。校长 约翰·汉纳 （John Hannah）同意费舍尔 留在西贡 作为吴庭艳的 总统顾问。

卫斯理·费舍尔与吴庭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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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纳与当时很多热情的知识精英一样， 认为大学是推进美国海外利益的“人力库”。 他推动密大在 13个 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这13个国家多数没有实行民主政治。

从1955到1962年间，仅该校在越南的“技术支持”项目就花掉了美国 2500万美元经费。 费舍尔与代表团其他专家在越南的生活十分惬意，且在越南期间或刚返美后就得到了提升。

他们在越南主要提供 国家安全和公共行政 的培训。前者主要服务对象是包括秘密警察在内的南越国内武装。他们还协助南越政府建立 覆盖全国的身份证系统 ， 目的是查出并驱逐红色渗透势力。 中情局的部分成员在1955—1959年就是以这个项目的“合法”学者身份进行活动的。

南越与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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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彼岸，美国对自己的后花园也是频频出手。

1947年， 《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 签订，翌年， 美洲国家组织 在华盛顿成立，明确致力于打击“颠覆行为”。

花式美洲国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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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 对美国 驻南美使节 表示：“由强硬的政权掌权，要好过纵容、懈怠、 受到共产主义者渗透的 自由派政府。”

美国在之后的数十年通过 直接派兵或者间接支持政变的方式 支持巴西、多米尼加、阿根廷、智利等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看似平等的国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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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者 李普塞特 在六十年代后期从美国空军得到了两个可观的资助，一是考察 “比较国家发展对军事规划的启示” ，另外一个是研究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他认为他的工作 “会对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斗争有所裨益” 。

他的学生 胡安·林茨 （Juan Linz）提出了区分 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的理论，为温和对待这些独裁者们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普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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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林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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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 正是在美国对用来 制止第三世界共产主义传播 的实用知识的需求中蓬勃发展的。

结构-功能主义创立者 阿尔蒙德 是拉斯韦尔的高足，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项主要研究—— 《共产主义诉求》 ，就是针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参政问题的。

他与心理学家合作， 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病态 ，并分析了 “35个客观的共产主义者历史的临床案例” 。

最终结论认为这些 信仰共产主义的中产阶级 “存在情绪化的问题”，并比“酗酒或者性乱伦的人更敏感”。当然，这些心理学家日后在分析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方面也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