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alexkuehni/Getty Images）
翻译 l 心、木子李、肖瑶
校对 l 芙求、刘智旅
@微思客川斯特雷
上月（译者注：即七月），金正恩将朝鲜驻越南大使金明吉从河内召回平壤，据测金明吉将要参与到朝美核武谈判中。尽管金明吉作为一名朝核谈判代表可谓久经沙场，他作为朝鲜驻越南大使的任期也才刚刚结束。上述迹象表明，对于金明吉本人在越南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将其模式应用于朝鲜方面的见解，金正恩或将予以重视。的确，由于二月份在河内召开的第二次
“特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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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朝鲜是否会采取“越南模式”进行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评论不绝于耳。而关于“越南模式”，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称—革新开放。
然而，当下人们比较朝越两国之异同时，多未从深刻历史视角来分析越共高层推行改革的核心驱动力，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越共高层认为除了推行“革新开放”就别无他法。至于同样驱动因素是否存在于朝鲜，并倒逼朝鲜如越南般进行改革，一切还尚未明朗。通过检视朝鲜当下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条件，似乎与改革前的越南不尽相似，也因此使得朝鲜近期内改革与开放的可能性看起来不大。尽管如此，鉴于朝鲜的领导结构，若金正恩大胆设想并勇推改革（这点更重要），虽恐得牺牲政权对于社会之管控，但金正恩可凭一己之力克服朝越之异，并换来一个富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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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存在六点原因推动越南执政党实施“革新开放”政策。
第一，越南执政党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国家统一分配工农人民的物资供给。然而越南一直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放物资。人民的生活经常受到经济效率低下的影响——尤其是在筹备“革新开放”时期，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有分配的生产体系缺少刺激自主生产的动力。另外，很多消费品是工业产品，但是如果农业没能释放出新的劳动力和资本，工业化无法完全实现。为了从农业释放劳动力和资本，首先需要激励农民以及将农业生产机械化，这就形成了一个棘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左右为难的困境。不幸的是，以上两者（及时分配物资和完全实现工业化）越南都无法实现，由此河内陷入了一种最糟糕的境地：既无法生产急需的消费品也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食物，造成了食物缺乏，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饥荒。雪上加霜的是货币危机，1985年出现了涨幅775%的恶性通货膨胀，修复经济迫在眉睫。
其次，由于国家不能提供必需的基本物品，国有企业（SOE）员工不得不参与黑市贸易，大规模腐败现象由此产生。对于越南或东南亚的任何地方来说，腐败并不新鲜。然而，由于那些参与黑市交易的国企员工仍旧领取着国家补助，特殊时期的腐败加速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衰落。事实上，为解决越南的经济困境，国家补贴一直在增长，那些蚕食着计划经济利好的人反而因此有了更多的资源。此外，当回报减少时，国有企业工作也相应懈怠了——推卸在整个系统中变得普遍，进一步降低了生产率。
第三，越共于1975年将社会主义的触角扩展到了南越，引发了许多问题。南越同胞习惯了资本主义，虽然越共最初行事小心翼翼，试图把南越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中，但此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民众对新政权的愤懑。一方面，强制集体化削弱甚至抹掉了某些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越共认为某些阶级背景“靠不住”——可以想见，这指的是前南越领导人和富人阶级——这些人除非在进入新社会前完成改造，否则他们将被排除在新的社会体系之外。
第四，党内传奇人物黎笋（Lê Duẩn）的死亡是促使越共实施革新开放（Đổi mới）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黎笋是一位共产主义老革命家，于1930年成为印度支那执政党（Indochina Communist Party）的创始成员。他对共产主义越南之父胡志明来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谋士，胡志明于1959年委任他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译者注：越南劳动党后更名为越南共产党）。黎笋在1960年则成为总书记（译者注-作者此处有误，应是1976年才成为总书记），直到1986年去世之前一直居于权力顶端。1986年也是越南执政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革新开放”被提出的一年。尽管黎笋实际上支持改革，但他似乎更喜欢以渐进的方式开展。1986年7月他的逝世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越共得以从对国营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直接走向市场驱动的经济模式。
黎笋（1907-1986），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
接替黎笋的新领导人终于有机会发表意见并做出决策。尤其是阮文灵（Nguyễn Văn Linh），其从1986年到1991年担任总书记，他在推动革新开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阮文灵自1975年以来一直担任胡志明市的党委书记，是市场改革的倡导者。或许是因为阮文灵是共产主义革命家，以及他在越南战争期间担任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政治人物，他被赋予了相当广泛的自由度，其政治活动因此得以偏离党的意识形态（即使他被短暂地从政治局中除名）。其他越共领导人值此之际也相继上台。无论如何，所有人都避开了集体化的极端道路，特别是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诸如中国在毛时期的一些尝试——被认为不适合越南。
第五，越南1978年对柬埔寨的战争严重耗尽了已然空虚的国库。用于继续作战的资金本能用于恢复国内的计划经济以及解决其他相关问题，然而，事与愿违——战争导致越南成为受国际孤立的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连同中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对越南实施了经济制裁，其中许多国家完全取消了对越经济援助。苏联的补贴对越南则杯水车薪。对于越南在柬埔寨的战争，相较其他国家，中国尤为愤怒，因为越南袭击了中国的盟友——红色高棉。随后，北京在1979年在中越陆地边界发动攻击，“给越南好好上了一课”，边境冲突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内许多资源因此而大为消耗。1982年，中苏关系已充分恢复，北京不再担心在中南半岛影响力输给苏联和苏联代理方（译者注-即越南）。因此，中方隔岸观火，希冀长期越柬战争能够拖垮越南（ “bleed Vietnam white”）。直至1989年，河内才完全取消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
最终，苏联内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该改革对越共推进革新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场被称为“经济改革” (perestroika即俄语“重建”)的运动由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议，他倡导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自筹资金的公司。国有企业转变成自营企业听起来像修正主义，越南却能接受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毕竟这个提议来源于社会主义鼻祖苏联，同时其也是越南的主要捐助方。至于后一点，出于实际目的，越共被迫对苏联“经济改革”做出回应，因为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逐渐减少。一直到1990年援助完全结束。
从1975年越南统一到1986年越共六大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促动着越南去对其计划经济进行严肃系统性改革的事件。如果相似趋势出现在朝鲜，便支持了金正恩明晓国家需要经历一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看法。然而现实情况还远未明朗。
虽然朝鲜未卷入对外战争中，但它军费开支过重，于此同时，朝鲜却又如越南一样，一直在努力为国有企业补充供给并为人民提供商品与服务。此外，平壤不具备协助河内完成改革的某些因素。譬如，“南朝鲜”还未被金氏政权收入囊中，而韩国资本主义市场蓬勃发展，且根基已深。因此，如何在不放松管控情况下，又尽可能把自己触手伸展到半岛的每个角落，值得金氏政权绞尽脑汁，却又非当务之急。与此同时，通过对市场行为收租并亲自下海经商，许多朝鲜官员已经富裕了起来。尽管如此，他们却并未结成一个紧密派系，以合力推动纲领性改革。相对于更广泛的经济改革，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特权。
尽管朝鲜和前改革时期的越南都仰赖境外大国的援助，可苏联无意在自身崩溃后还为越南继续提供经济命脉。作为维持越南经济稳定的外国担保方，苏联的突然崩溃促进了越南去推行革新开放。另一方面，即使在朝鲜面对制裁的情况下，中国也始终愿意提供少量支持以保证金正恩政权运作无虞。此外，与当年之越南不同的一点，正因为现在之朝鲜并没有对外作战（译者注：即越战），也因此无法以终战为手段去省钱和实现与大国关系之正常化。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朝鲜似乎还不愿意推进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当平壤面临着与河内相似的经济动荡时，其对应之策是默许接受最低限度的改革以保障民生，并且一旦元气有所恢复，就着手打击私人经济。尽管金正恩已制定相关政策，给予了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更多的自主权，放松了一些市场活动的社会经济空间，这些改革通常规模小且具有实验性。朝鲜仍还未实施改革将灰色市场和企业合法化。而更重要的是，虽然创建了“经济特区”，可敲诈勒索者和寻租政策既驱逐了外国投资者又给经济带来了负担，但政府却未采取任何相应措施。中国商人虽经常与朝鲜保持经贸往来，并相对而言更能忍受政治风险，都因频繁的政府勒索和缺乏法律保护而不愿意经济投资。即使金正恩决定采取更开放的措施来保护外国企业，已经习惯这种法外敲诈勒索（借此在平壤方面的例行整顿中苟存下来）的地方官员也可能使任何改革尝试复杂化。最终，尽管基于政治经济原因，中国和一些韩国企业可能会试图避开制裁与朝鲜互通有无，但就算平壤愿意开放经济和吸引外资，国际制裁制度会给平壤带来重重险阻。
当然，上述障碍并非不可克服。金正恩为减轻部分制裁，也许愿意对其核政策和人权政策作出充分调整。反腐将成为一项挑战，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任务。纵有投资风险，众多中韩企业也厉兵秣马，愿意一博。朝鲜市场制度正式化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监管和金融体系，以进一步释放其创业人口的潜力。在朝鲜开展部分革新开放并非不可能，但金正恩不愿意冒着失去绝对管控的风险，所以很可能推行革新开放比在越南更为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