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惩生产伪劣产品案”写入最高法报告，严刑打假还会远吗？

严惩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例被写进我国最高法工作报告，加重刑罚根治假货或由此开端。

3月12日上午9时，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报告第三部分“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保障民生权益”开篇即突出：“妥善审理涉民生案件......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上海法院审结福喜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山东济南法院审结庞红卫等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

全国人大会议听取和审议全国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图片来源：新华网

治理假货已是本届两会期间热点议题，舆论高度关注制售假案刑罚不足、犯罪成本过低、对犯罪分子震慑不够，导致制假公开化产业化的问题。企业界普遍提出应加重刑罚以根治假货：马云在微博发文呼吁“像抓酒驾那样打假”；柳传志两度发文，将假货上升到影响中国企业家集体形象以及中国制造的未来的高度；雷军在人大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表示深受假货危害，强烈附议马云呼吁。

马云微博呼吁

“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

法学界也持续展开改善假货治理方法的讨论。专家认为：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等问题，与时代的发展脱节明显，造成取证难、立案难和判决难，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很难实现制售假案件罪责刑相适应。要根治假货问题，就必须改善立法、严格执法、加重刑罚。

两会期间，行政执法机关已率先对假货治理问题作出回应。在3月10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公开点赞马云“像抓酒驾那样打假”的呼吁，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建立企业信用系统是让假货不断逐渐减少的方法。张茅强调要对制售假加大惩戒力度，不能“纸上谈兵”。他说，有些企业罚一两百万无所谓，但使企业“一处犯法、处处受限”，杀伤力更强，才能促进企业自律行业自律。

严惩福喜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案被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可见司法机关已开始参与到加重刑罚治理假货的讨论与具体规划中。开启治理假货的“严刑”时代，有望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