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7日报道，联合国大会5月10日可能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该草案提出承认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积极重新考虑此事”。报道援引外交官员的话说，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可能会支持巴勒斯坦的申请。
针对这个可能被提出的草案，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对联合国发难，称这将赋予巴勒斯坦人事实上的国家地位和权利，违反《联合国宪章》。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同时又打着《联合国宪章》做掩护并不罕见，令人吃惊的是，埃尔丹还威胁联合国称，一旦同意巴勒斯坦成为正式会员国，美国就将“完全停止”资助联合国及其机构。
这就让人非常奇怪，美国是这个全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政治完全独立的国家，在美国还没有表态的情况下，一个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居然能替美国做了外交决定。
怪事还不止于此。针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屠杀行为和美国长期实施的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美国大学爆发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抗议示威，为让拜登政府镇压学运更加有法可依，美国众议院竟然以320：9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部《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
这部法案要求不得指责犹太人和以色列在中东针对其他民族搞“恐怖袭击”、“种族灭绝”和“大屠杀”，不得指控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是一种“种族主义”行为，任何批评以色列政府现行政策、将以色列暴行与纳粹相提并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使用反犹主义相关的符号和图像来描述以色列或犹太人，都会被扣上反犹主义的罪名属于违法行为。
法案甚至连“对犹太人本身或犹太人作为集体的权力做出虚假、非人性、妖魔化或陈规定型的指控——例如，特别但不限于关于世界犹太人阴谋或犹太人控制媒体、经济、政府或其他社会的神话机构”都属非法。一个由央萨人建立的国家，为掩饰一个中东国家的反人类战争行为，不惜钳制国民思考与言论自由，也算是创了历史纪录。
而回顾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美国的绑架还有其它很多案例可循。比如，为避免美国道德形象持续受损，反战浪潮持续倒灌威胁到民主党选情，拜登政府希望能尽快“止血”，把注意力转移国内大选和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为此不惜放言威胁颠覆内塔尼亚胡政府，甚至破天荒制裁以色列一些实体和部队。但受制于国内极右翼和民意压力、总理之位岌岌可危的内塔尼亚胡不仅不听拜登政府劝告，还试图通过制造新战争、扩大冲突把美国拖下水。
这种“以小博大”的政治杠杆怪相所以产生，和美国联邦民主选举制的内在缺陷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在美国犹太人的配合下，以色列利用这些制度缺陷长期经营的结果。美国的立国先贤们设计联邦民主选举制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引入社会力量制衡公权力，避免重蹈欧洲中世纪的政治黑暗，但如今无论游说制度还是选举制度，都成为被资本支配的对象，日益强大的资本通过游说，与政客结成了巨大的利益共同体，游走在美国政坛的暗处，并对美国内政外交带来了巨大影响。
以游说制度来说，游说集团可以在美国立法的各环节积极发挥作用，可以直接向议员递交法案草案，推动议题进入国会议程，还可以在国会听证会中就法案进行解说和辩护，并借此向公众宣扬法案理念。而熟知这套流程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就通过合法专业的游说公司，就成为了担任说客的最好选择，从而形成了一套“旋转门”机制，议员和官员可以在卸任后成为利益集团的说客，利益集团借助这些说客也可以通过政治游说获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机会。
是以，在其它国家被视为神圣公权力的立法与行政工作，在美国特色的游说制度下不仅大行其道，而且表现为很明显的三大特征：首先是合法性，即美国法律体系为游说描述了一个合法的边界，受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其次是盈利性，即不同领域的专业游说公司分工明确，盈利机制成熟；第三是权力制衡，即游说并非完全是政治闹剧，反而被认为是美国维护权利制衡、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方式，不同参与者在游说中相互竞争与制衡，也可以达到利益的相互调整和妥协。中国目前排行第四的领导人在其八十年以政治学者身份考察完美国所著的《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就对这个特色的游说制度有过论述，并分析过它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这种游说制度的存在就给了资本发挥魔力以巨大空间，而以色列正是通过美国国内的犹太财团来影响美国决策。犹太财团在美国树大根深，比较著名的犹太财团包括：由德国移民创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团、莱曼家族财团、威斯汀家族财团、辛德勒家族财团，由匈牙利移民创立的科恩家族财团、布林克斯家族财团，此外还有阿斯肯家族财团和斯皮尔伯格家族财团等。这些犹太财团不仅控制着经济、金融、文化、传媒等高度政治化的领域，还涵盖农业、食品加工、铁路、矿山、房产、零售、酒店、煤钢等等行业，人们熟知的洛克菲勒、花旗、摩根大通、杜邦、高盛、黑石和贝莱德等石油和金融巨头都由犹太人控制，以色列就通过这些犹太巨头，进而在游说集团发力，影响美国政治决策。
选举制是以色列影响美国政治的另一条路径。选举的本质意义是通过选民投票，把最有能力的人推选到国家领导岗位，让他们代表大众治理国家，不管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的本意都在于此。但在实际政治中，因为存在群体非理性行为，让选举与其说是一个理性行为，倒不如变成了一种感性行为，政治人物的口头表达乃至外在形象，往往比他们的政治主张与能力在选举中更具决定意义。而那些掌握了文化传媒等领域具有话语权定义能力的犹太资本则由此找到了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