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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through the Eyes of Social Scientists | 社会科学家眼中的印度
在岁月慢慢浸染生命的过程中，我虽然没有“越长大越孤单”的感觉，但却也是逃脱不了“越长大越忙乱”的状态，所以当定量群学邀请我再做一期轮值主编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毕竟我已经在自身教学科研工作之外承担了太多义务性工作，实在难以拔出时间来再承担一份。奈何定量群学的编辑柏杨同学几番相邀，我实在是推脱不得，当然了，我也考虑到在很久以前我做那一期定量群学推送时，由于彼时的我和我的一个研究生简单理解为只是把自个儿觉得很好的文献告诉读者即好，读者是有足够的英文阅读和定量分析水平去自个儿鉴赏的，于是每次都是做一个总体的引介，然后附上文献，而后来在看到其他推送主编的内容时，方知还需对这些文献再做精加工，为此，我不免心生遗憾。那么就应了柏杨同学的相邀做这新一轮推送的轮值主编，或可做些稍微的弥补。而考虑到一年之中的九月是我工作最为忙乱的日子，为了在这特殊时期也能将这一期推送内容做好，我除了将我的社会学专业研究生鲁佳莹和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皮景韵纳入团队之外，还邀请了我的一些有才华有热情的小伙伴们来加入团队一起分担这份工作并分享这份工作可能带来的收获。他们分别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印度裔社会学副教授Premchand Dommaraju博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高嘉敏，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博士生张悦含，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王雪，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博士生常青松，美国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 GeorgetownUniversity）本科生Andrea Moneton，我们九人小组将精诚合作，力争在“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的九月，替定量群学读者们留住一丝夏末的暖意。
客观地讲，当年在父母及班主任之命下于本科时代“选择”工科专业造就了我叛逆的性格以及对于科学主义的一种强烈批判意识，并自个儿于研究生阶段改行学习文科后痴迷于阅读维克多·雨果、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查理·狄更斯等西欧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并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出同于这些前辈一样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给自个儿的双眼蒙上一层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从而在人文主义传统视角下去审读个体异质化的生命历程，以及由此而尝试去理解由万千异质化个体所组成的复杂社会。
然而，2014年的一次孟加拉之行，我的心境有了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言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的一番新状态——我旅行的惯例是会在飞行之前的一段时间开始阅读将行国家或地区的某（几）个代表性人物的一切，而行往孟加拉，那就必须得阅读其国民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了（是的，我一直认为泰戈尔骨子里就是孟加拉人，具体为何，各位看官可以从南亚史的系列著作和泰戈尔自己的作品文本中多作了解）。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近九十年前泰戈尔与爱因斯坦之间的那番交往并进而产生的情谊，以及这特殊时期的情谊如何深化科学的人文主义与人文的科学主义之说——二者殊途同归，均是彰显出科学主义理性审视、实证检验、求真臻美与人文主义启蒙自由、怀疑批判、平权公正精神恰珠联璧合之妙（为此，我这次的团队中特别邀请了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的张悦含，她将在此期间为大家分享关于印度环境气候的学术文献，并尝试将大气科学中使用的一些定量研究方法分享出来）。回到社会科学的语境，我就从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变成了科学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从人文阅读的热情中分出一部分热情去投注于深度阅读定量研究著作并在自个儿的研究中付之实践。
诚然，如美国密歇根大学Scott E. Page教授在北京大学某期定量研究工作坊上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科学主义取向之核心的计量模型，其因为要便捷于研究者去获取和使用现实世界相关信息以分析充满复杂性的世界而不得不简洁到省略一些细节信息而关注现实世界某一层面上的结构等问题，为此，求全责备地看来，迄今为止的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使用的模型都是有缺陷的，然而，恰似1929年那个萧瑟冬季泰戈尔在给他神交已久的“好友”爱因斯坦的明信片中所写道的，“我向知道我不完美却仍然热爱我的人致意”，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不完美也是需要学界同仁包容的——毕竟，社会科学定量研究能给传统的人文主义导入科学要素和科学精神，对激进的唯意志论和极端的浪漫主义适当予以克制，这正是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观的体现，它最终能和社会科学其他研究范式下的别样研究形成一种合力来帮助研究者/人们更全面思考人和社会的问题。
实际上，截至目前，定量群学和其他一些侧重社会科学定量研究内容的公众号都或多或少在各段时期偏重于对一些专题性定量研究方法介绍或是对于中国本土社会某类社会问题的学术关照。而我却想走一个稍微不同的路径，一方面，本着我对于好的定量研究的看法，即好的定量研究不是各种酷炫方法的堆砌而应该是人文主义视角下最恰当和简洁模型的使用来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明确的研究假设/问题，因此，我们团队要确定这次九月的系列推送文献能有着有质量并有意思的研究问题导向和研究方法实践，使得定量研究学者阅读这些文章能在一种广阔意义上去获取一份别样的收获；另一方面，本着社会科学研究不应该成为学者圈自娱自乐项目的想法而是应该回应时代的需求，因此，我们团队这次九月的系列推送将会考虑选择呈现的文献在内容上能映照定量研究学者乃至学术圈之外的更广大的读者群，他们可以阅读到这些研究中极具社会价值的“故事”，并由此丰富到自己的（国际）视野、解读出对自己生活或是对当下中国发展而言所呈现出的非一般的意义。如此两个方面的考量之后，我们团队最终确定这初秋九月定量群学的选题为“India through the Eyes of Social Scientists | 社会科学家眼中的印度”。
客观的讲，相比于前苏联、现美国，印度对中国产生（过）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暂且不论这些影响积极或是消极与否）——无论是很久以前那印度大陆热带地区的人生思想哲学体系在温带季风气候中国的广为传播与接受，还是两国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暗自角力和激烈博弈。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印之间从官方到民间的交流却是极少的。这相应就造成了此番中国官媒在中印冲突问题的报道与引导上充分点燃中国百姓强烈的爱国主义热诚的同时，也引发了网络上一种无知并狂妄的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的盛行。这使得大众以自己所获取的有限的并极具选择性的知识来审视印度，甚至藐视印度。在此，我不作多维度探讨，仅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的视角来看——《圣经》里曾讲到当人们均使用同一种语言时，其凝聚力可以大到打造通天巴别塔的地步，而耶和华正是通过在那里变乱人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从而打破了人们之间这种合力，断了建造巴别塔的梦想。这虽然是以圣经“故事”的方式传播，但也是学界一个共识，即是以差异化语言为代表的文化隔离给所在国家整合发展带来了极大阻力。我们知道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这不足总人口10%的少数民族人口使用的差异化语言却是有限的，相比来说，印度各地土邦发音与书写方式完全不同的语言却高达近五百种（同期，全世界常用的语言只有三千余种）。可见，印度取得整体意义上的发展成绩所要克服的困难会有多大。而诚如我们所见，印度在本土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已经有了宝莱坞电影和印度高管这样的有绝对影响力的产品输出（君不见世界之内，有多少全球顶尖公司的CEO都是印度裔）。我们不得不反思，不同于集体主义严格规训社群结构的中国，印度的个人主义滋长是被默许的并形成了一种“传统”，在这样一种“传统”之下，印度人将自己的努力奋斗和国家实行的精英教育结合起来谋求一种全球性成功的途径究竟是什么。当然了，我在印度的时候也见到了脏、乱、差的环境，见到了汽车基本是瞎开的交通，见到了左手赤贫、右手富贵的贫富差距……但，你会发现，印度的传染性疾病发生率、交通事故死亡率、群体性事件发生率等和胡锡进先生主导的“环球”报道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为此，我觉得我及我的团队有必要担学者之责，超越一种学术的视角，来为中国学者和大众呈现出接近真实印度的一番模样来。具体说来，我们9月的推送，将从印度的家庭与婚姻、人口健康、教育发展、电影经济/Bollywood、老龄保障、气候变迁等维度推送相关文献。
编辑：张柏杨 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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