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张文龙：麦当劳与圣战：新型恐怖主义的悖论 | 系统论法学

麦当劳与圣战：新型恐怖主义的悖论

编者按：系统论法学是社会理论法学的一个晚近分支，由已故社会理论大师尼可拉斯·卢曼创立。十多年来，一批中国研究者译介、解读、运用系统论法学，产出了不少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受到读者欢迎。法学学术前沿邀请华东政法大学陆宇峰副教授主持“系统论法学”专栏，将国内系统论法学相关作品，通过本平台发布，敬请关注。

主持人语：人们正在努力认识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新型恐怖主义。目前看来，获得这种认识的根本困难，还不在于经验材料的匮乏，而在于观察工具的陈旧。新型恐怖主义高度技术化、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特点，使之不能被简单视为“落后对抗先进”“传统对抗现代”“地方对抗全球”的产物；新型恐怖主义伴随着文明内部的矛盾，则使之不能被简单视为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的结果。张文龙博士试图借助全球社会功能分化的系统论学说，重新理解新型恐怖主义，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至少可以捕捉其所呈现的一系列悖论现象。这篇论文给我的启发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新型恐怖主义的产生，可能源于全球诸社会系统自主运转带来的“排斥”效应；第二，新型恐怖主义同时展现了全球社会功能分化蕴含的巨大能量与极端风险；第三，在全球层面运作的新型恐怖主义，绝不可能依靠去全球化的方案获得解决。张文龙博士似乎暗示，新型恐怖主义的克制之道在于使之重新地方化和传统化；可惜，当前世界不少强国正在做出的选择，却是自我地方化和传统化。这才是最令人忧虑的。

陆宇峰

2017年6月20日

作者： 张文龙，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

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

责编：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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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型恐怖主义与旧式恐怖主义在理念、结构和运作上都大有不同。它的运作具有多元悖论的特征，并通过功能系统的沟通媒介实现悖论的展开。在滥用沟通媒介意义上，新型恐怖主义可以说是功能系统负外部性的产物。有效应对和治理这种负外部性，就需要增强功能系统抵制恐怖组织滥用其沟通媒介之能力。

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凸显了恐怖主义对全球政治前景的影响。制造这次恐怖袭击的“伊斯兰国”，再度成为世界各国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个国际恐怖组织前身原是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但在新世纪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开始了独立发展。它不仅通过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领土来建立起一个“哈里发国家”，而且通过全球招募穆斯林圣战分子的方式成为当前伊斯兰全球圣战的策源地。由于“伊斯兰国”不断挑动圣战分子在西方和东方各国发动恐怖袭击和发出恐怖挑衅，所以，它既是中东地缘政治危机的火山口，同时也是全球政治斗争的火药桶。

后9·11时代，“伊斯兰国”不仅是基地组织的延续，更是新型恐怖主义发展的典型。所谓新型恐怖主义，是相对于旧恐怖主义范式而言，二者在意识形态理念、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上都大有不同。首先，在意识形态理念上，旧式恐怖主义主要以民族解放为旗帜，寻求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像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都是如此。新型恐怖主义则是以全球圣战为旗帜，通过消除中东地区的国家边界，重新建立起以伊斯兰宗教信仰为纽带的哈里发国家，确立其对全球穆斯林共同体的权威，以此团结对抗世界其他文明国家，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国家；其次，在组织结构上，旧式恐怖主义是建立在阶层指令模式基础上，具有严密的军事组织架构。相反，新型恐怖主义是建立在分布式的网络组织模式基础上。它虽然也具有严密的军事组织，但是，恐怖组织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网络，而恐怖分子以网络节点形态存在，甚至在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之间不存在直接指令控制关系；最后，在运作模式上，旧式恐怖主义是以在民族国家边界内实现自杀式的恐怖袭击为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建立在现实物理攻击基础上。新型恐怖主义则以跨国恐怖袭击和全球网络运作为基本模式，通过来回穿越现实/虚拟的界面，得以跨越民族国家边界而游走全球。

9·11事件是恐怖主义新旧范式转换的标志。从起源上来讲，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是新型恐怖主义的原型。基地组织一开始是被美国军事机构雇佣和训练来对抗入侵阿富汗的苏联，但是，令人讽刺的事情是基地组织却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在冷战结束后，基地组织开始向全球性的跨国网络发展，攻击目标既包括中东地区“叛教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也包括远方的敌人，主要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在新世纪初，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制造的9·11事件，不仅是对其全球圣战主义理念之实践，而且创设出了新的恐怖主义范型，因为通过全球性的大众媒体运作，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成为了一个全球恐怖主义偶像和品牌。当人们还用圣战和麦当劳这两种意象刻画部落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对抗时，新型恐怖主义则一下子实现这种两种意象运作逻辑之间的异轨，因为它通过现代技术媒介，将麦当劳世界的逻辑变成了圣战运作的架构，从而造成多种悖论的局面:通过现代性反对现代性、通过全球化反对全球化，当然，这里有传统和地方性作为这种吊诡运作的异己指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新型恐怖主义虽表面上是用圣战对抗麦当劳世界，即对抗那个由全球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人权法治、公民教育、现代科学、公共媒体构成的理性化、世俗化和个体化世界，但它也是被麦当劳世界的技术逻辑所深层嵌入，因此，这种对抗本身充满了复杂性和多元悖论，难以通过简单化的文明冲突论如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对抗来精细刻画，也难以通过敌友划分的政治神学来充分解释。因此，有必要充分考察新型恐怖主义所存在的多元悖论现象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反思新型恐怖主义，并提出应对的治理机制。

通过考察后9·11时代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展和趋势，我们认为新型恐怖主义运作是通过多元悖论的方式展开，这些悖论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悖论之一：全球与地方

新型恐怖主义是一种全球-地方化现象。当两架飞机撞击世界贸易双子塔时，这是一场跨越地理边界的恐怖袭击。与此同时，全球观众通过大众媒体看到9·11事件的实时影像，这种影像甚至超越了好莱坞灾难电影，一时之间虚拟与真实的界限坍塌，对此，齐泽克称之为“欢迎来到真实荒漠”。可见9·11事件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全球恐怖主义的兴起。不过，当英美等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新型恐怖主义则采取了全球圣战的地方化策略，既打击近在眼前的敌人，如驻伊拉克的美军及其盟友如土耳其、叙利亚等，也打击远方的对手，如西班牙、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随着“伊斯兰国”建立，新型恐怖主义的发展从去领土化走向再领土化，而且，它还通过利用互联网运作，建立起“伊斯兰的媒介认同”，从西方国家内部组织和动员穆斯林参与对抗西方国家的全球圣战，甚至全球招募圣战分子到“伊斯兰国”参加恐怖组织培训。这些现象都表明新型恐怖主义发展，是地方化逻辑与全球化逻辑相互交叉异轨的结果。前者可能表现为地方性人员、知识和组织，后者则可能表现为全球性的媒介、技术和网络。不过，二者结合一起又产生新的地方性和全球化后果：一种全球流动而地方散裂的暴力。

悖论之二：流动与停滞

如果从暴力美学的角度看，新型恐怖主义“流动的暴力”，确实兼具流体的美感和暴力的质感，譬如各种恐怖镜头。不过，与这种“流动的暴力”相伴随的现象，是另外一种悖论的展开，那就是地方经济的停滞与全球经济的流动。这个悖论之所以对新型恐怖主义具有重要相关性，是因为恐怖组织的运作离不开货币媒介的运用。虽然恐怖组织不像企业组织那样以利润为导向，但是，任何组织的维持和运作肯定存在社会成本，不解决这个问题，组织自然瓦解和崩塌。通常这个社会成本会被核算为经济成本，通过货币经济方式来解决。但是，在战争环境下，地方经济只会凋敝和萧条，资本会撤离这些战火地区，由此，带来地方经济的停滞。当世界各国对“伊斯兰国”进行经济封锁时，它却步步坐大发展，显然，地方经济停滞并没有挫败它的发展，原因也很显然，那就是全球的经济流动给它注入了“资金”。当然，这离不开“伊斯兰国”控制了大量的石油资源和其他社会财富，透过石油资源换取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支持其组织的维持和运作。不仅如此，大量种植鸦片作物、制毒贩毒、贩卖人口等犯罪活动已经变成恐怖组织获得“资金”的来源。因此，通过犯罪经济融入全球流动的经济，实为向新型恐怖主义“注资”，提供经济基础。在“注资”意义上，全球资本主义是“伊斯兰国”这个政治毒瘤的“母体”。

悖论之三：真实与拟真

当全球流动的经济为新型恐怖主义“注资”时，另一种“流动的暴力”也正在为其“注资”，使之跟麦当劳、可口可乐、IPhone、迪斯尼一样获得了新的价值源泉和力量，并形成品牌和偶像。如果符号政治经济学颠覆了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预设，那么，新型恐怖主义则同样颠覆了旧式恐怖主义，并创造出新的政治剩余价值。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的真实运作，但是，资本却创造了无限繁殖的符号价值，由此，颠覆了真实价值的运作前提，使得世界变成了一种拟象系统。在这个拟象系统，媒介重构了现实，并通过虚构模拟出比真实更真实的世界，鲍德里亚称之为“拟真”。这种媒介操作已经渗透到新型恐怖主义运作中，从9·11影像到“伊斯兰国”制作“斩首”或处决的恐怖视频，都在在表明了真实暴力通过摄像机、智能手机、相机等技术媒介获得了符号性的存储，由此，暴力的符号变成了符号的暴力。真实暴力是易逝的，犹如商品的使用价值易耗一样，因此，其政治剩余价值自然受到物理时空的限制。即便大屠杀或种族清洗，若无“拟象技术”记录，其恐怖记忆也会很快随着时间和代际变迁而消失。因此，通过对“暴力的拟象”如恐怖袭击的视频或杀害人质的影像，新型恐怖主义将实现其暴力的政治剩余价值之符号化。这种可存储的符号性暴力，不仅跨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以“恐惧营销”的方式制造全球恐慌，而且，以“恐怖景观”的方式制造出广告式的政治动员，在全球招募穆斯林参加圣战。可见，真实暴力通过暴力的“拟真”制造出新型恐怖主义的品牌价值。

悖论之四：内爆与外爆

在新闻或娱乐媒体中，你看到真实的暴力，但不是在现场，而是作为缺席的他者，通过视频和大众媒体获得超真实的暴力体验。然而，当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坍塌时，你将从“外爆”的旁观者变成“内爆”的受害者。新型恐怖主义另一悖论的展开，正是基于“外爆”与“内爆”之间的切换。在全球化的政治时代，暴力的爆炸从国家边界外的战争，已经转向为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虽然民族国家的领土结界仍然存在和维持，但是，当主权国家将恐怖袭击定性为“一种战争”时，恰恰使得暴力以向外的方式和向内的方式爆破。前者表现为国家“反恐”战争的扩张，后者表现为国际恐怖组织势力渗透国内，因此，“流动的暴力”已经变成了一种不断积聚的全球风险，“外爆”随时变成“内爆”，因为国家“反恐”战争暴力扩张，将极大地刺激恐怖组织的“反弹”和“反扑”。然而，当国家战争暴力与恐怖主义相互较量时，反而使得国家暴力的合法性边界坍塌，因为反恐怖主义国家变成了国家恐怖主义。由此，新型恐怖主义获得了一种“双身”结构：君主与海盗。

悖论之五：君主与海盗

圣·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寓言：“亚历山大大帝曾经问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反驳道：‘你凭什么敢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条小船，人们骂我是贼。但是因为你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你就被尊为君主’。”这个寓言呈现了暴力自我掩饰的虚伪，为我们揭示了新型恐怖主义的又一个悖论：国家（君主）/非国家的行动者（海盗）成为了新型恐怖主义的一种“双身”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国家与恐怖主义者之间共同携手，互赋对方权力和合法性。在国家看来，恐怖主义威胁到国内秩序和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成为了国家扩张权力的合法性理由。同样，在恐怖主义者看来，国家“反恐战争”是一种报复，同样需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实现自身的正义要求，于是全球圣战成为了恐怖分子实现自身伊斯兰正义的必要手段，而且，这是真主赋予穆斯林的合法手段。因此，在这个悖论的展开中，新型恐怖主义成为一个游荡全球的幽灵：因为通过大众媒体塑造出来的国家与恐怖主义之间对立形象，掩盖了二者之间的共谋关系。正是隐匿的共谋关系，使得恐怖暴力得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再制，犹如鬼魅一般纠缠着国家暴力的运用，因为那正是其自身的魅影。

悖论之六：复仇与正义

当全球圣战成为恐怖分子实现伊斯兰正义的必要且合法手段时，新型恐怖主义就为其自身复仇性的动员赋予了正当性。“伊斯兰国”在全球招募圣战分子，并号召其实施自杀式的恐怖袭击。不过，圣战分子的自杀式行动不单纯是一种宗教信仰驱动的结果，相反，是与复仇心态叠加一起。通常参加圣战的恐怖分子，要么自己或亲人曾经遭到异教徒或异教国家的迫害而产生复仇心态，要么被恐怖组织灌输某种抽象的复仇理念，譬如伊斯兰的衰落和危机是西方文明扩张和压迫的结果。伊斯兰教中的“萨菲拉圣战主义”，为这种复仇行动赋予了宗教动机和理由，认为自杀式的恐怖袭击是一种殉道的表现，它是为了真主而牺牲自己，同时也是为了穆斯林共同体更大的善而牺牲自己。[9]因此，通过诉诸宗教信仰，复仇性的恐怖袭击变成一种正义的圣战。但是，复仇式的圣战只是一种身体性的正义模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它一旦遭遇现代国家的法律正义，就会凸显其自身的野蛮和罪恶。用法律的正义替代复仇，是文明替代野蛮的表现。然而，法律的正义却受国家边界限制，即便二战之后建立起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法律的正义仍是国家选择性产物，甚至就是“胜利者正义”：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因此，法律的正义只是复仇的“拟象”，真正的复仇却变成了一种上帝审判。可见，新型恐怖主义通过复仇与正义之间的悖论展开获得了一种自我合法化机制，直接证成自身圣战的正当性。

悖论之七：现代与传统

新型恐怖主义是现代性与极端原教旨主义结合的产物。极端原教旨主义对伊斯兰圣战思想传统的开掘，为全球圣战主义这一新理念奠定基础。传统伊斯兰圣战思想原是一种防卫性理念，旨在捍卫伊斯兰信仰。但在新型恐怖主义理念中，全球圣战则是重建哈里发国家的必要合法手段，而且是一种扩张性的暴力手段。通过全球圣战，“伊斯兰国”要终结中东地区的国家边界建立新的哈里发国家，并且以此团结全球穆斯林对抗西方基督教国家和其他异教国家。悖论的现象是，为实现这一目标，伊斯兰全球圣战需要建立在现代性的运作基础上，因为如果没有现代社会技术媒介的支持，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效的恐怖运作。事实上，新型恐怖主义不断适应现代社会条件来调整其运作模式和攻击策略。后9·11时代，“伊斯兰国”对于社交网络媒介的运用，就表明新型恐怖主义已经向网络恐怖主义或者媒介恐怖主义发展。而且，这一发展策略对于在西方国家内部动员年轻的穆斯林参加圣战非常凑效。可以想象新一代圣战分子既熟悉现代社会技术，又追求《古兰经》提供的复古式社会理想，并试图通过参加全球圣战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因此，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新型恐怖主义是以一种悖论方式展开其运作，一方面通过指涉传统获得其目标和手段，另一个方面通过指涉现代性获得连接目标和手段的运作基础和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