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去采访世界上最大的幸运饼干工厂，却遭到了他们出尔反尔的拒绝

谁让你们不让我进的。

霸克李·布拉姆是一位长居中国的英国人，我们非常喜欢听他讲述他眼中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霸克李的中文很好，经常会说出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句子，是一种纯粹的精确 —— 所以如果你读不懂的话，可能得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了。今天他来和我们聊聊幸运饼干和制造它的工厂，以及它的流行与美国人的文化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原本给这篇文章预设的内容： Wonton Food Inc 是全世界最大的幸运饼干制造厂。我本想先告诉你 Wonton Food Inc 的大门长什么样子，然后描述他们落座在布鲁克林一个工业园区内的工厂 —— 它是一座不起眼的立方形建筑，唯一的特点是白色外墙上的中文字。我想告诉你他们每天制造四百万颗幸运饼干、每年的产量达到一亿颗以上。我还想告诉你，他们垄断了百分之八十的幸运饼干市场。最后，我更想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创造出这么多 “幸运纸条” 的。我联络上他们，表明我是 VICE 中国的记者，而他们当时也答应了访问，并表示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但我到了纽约之后，他们却又突然联系我，说不愿意接受采访了。

其中一封邮件 

他们为什么拒绝我的采访要求？答案并不清楚。我刚和他们的数字销售代表沟通时，她说公司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但后来，却也是她给我打电话说：“ Wonton Foods 是个家庭企业……因此，也有某种特定的价值观。” 她说这种价值观 “与 VICE 并不相符”。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他们的 CEO 上网看到了 VICE 的一些视频（她没告诉我是什么视频，我猜有也许是 donkey sex 或 leathermen 的镜头吧）

于是，我试着向她解释 VICE 美国和 VICE 中国有些不同（感谢广电总局），但她后来还是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而我发出电子邮件，问她可否清楚解释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始终却还是石沉大海了。

fuck！但我还是决定写一篇关于幸运饼干的文章。 

因为他们阻止我来工厂采访，所以我只能想象那里面到底藏有什么东西 —— 比如我可以说 “很可能 Wonton Food Inc 聘用的工人都是从朝鲜贩卖来的奴隶，也许这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 —— 当然有可能真是这样的，至少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不是这样。也许 Wonton Foods 的老板也是个朝鲜的干部，谁知道呢？反正我不知道。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她。我绝不能肯定以上描述的一定是真相，我只能说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2005 年，有一百一十个人集体中了 Powerball 博彩，每个人各别赢了十万美金左右。这引起了彩票公司上层的怀疑，认为这可能是一起彩票欺诈案件而开始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赢利数字都缘自幸运饼干的预测，一定是 Wonton Food inc 制造的饼干，他们的 “幸运纸条” 都在反面写着 “幸运数字”。

2008年，《纽约时报》的记者 Jennifer 8 Lee 在辞职后，出版了书籍《幸运饼干纪事》。彩票的离奇结果促使她开始调查幸运饼干的来源和历史。这个调查让她穿越了美国，从西部的旧金山和洛杉矶，来到东部的纽约和 Wonton Food inc（对，他们接受了她的采访），然后又到了日本，最终到达 Fukakusa —— 一座离京都不远的小村庄。原来，幸运饼干其实来自日本！

Lee 的研究结果表明，今天大家熟悉的幸运饼干，真正来源是日本的 Tsujiura Senbei 饼干。Fukakusa 最有名的 Fushimi Inari Taisha 寺庙在日本家喻户晓，香客从全日本赶来，就为在那儿敲一下钟，祈求健康。在寺庙的周围，一些家庭开了小面包馆，卖一种叫做 omikuji senbei（可以翻译成“幸运脆饼”）、又名 tsujiura suzu（“钟与命运”）的点心。这些饼干的样子就像寺庙里的钟，而包裹它们的 “幸运纸条” 则是留给香客的纪念品。

然而在日本，这种 “幸运饼干” 并没有普及到全国，只属于地方特色。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地方特色的零食，却摇身一变成了美国中餐的象征？这真是个传奇。

Lee 的书开头这样写道：1983年，旧金山市政厅第四层的法院里，一个来自洛杉矶的公司面对着另一家来自旧金山的公司，两者都说他们是幸运饼干的创始人。洛杉矶的公司认为，幸运饼干的创始人是来自广州的华人 David Jung，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立了 “香港面条公司”；而旧金山的机构则反驳说，幸运饼干的来源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而真正的创始人为一位来自日本的移民 Makoto Hagiwara 。

审判期间，旧金山市的市政人员 Sally Osaki 在为这个案例进行调查时，突然搬出来了一个黑色的铁烤架。她宣称，这座烤架便是当年 Hagiwara 家用来做幸运饼干的工具。

法官 Daniel M Hanlon 于是判决，幸运饼干来自于旧金山。

Hagiwara 是在十九世纪从日本移民到美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前，他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里经营一家 “日本茶园”。为了吸引客人， Hagiwara 在店内提供来自祖国的 Senbei 饼干。而由于他本人不是面包师傅，制作过程只好外包给 Benkyodo —— 位于 “日本城” 里的一家小面包馆。

不久后，幸运饼干逐渐开始受到客人们的欢迎。于是，一些中餐饭馆也开始向 Benkyodo 购买饼干，并把幸运饼干 “伪装” 成全亚洲都会食用的传统零食。不过，只有到了20世纪40年代，幸运饼干才开始和中餐变得形影不离起来。

1942年，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开战，Benkyodo 的日本工人 因此都被关了起来。一年之内，旧金山的日本社群都被军人逮捕，后来全美国的日本人也都遭到了这种待遇。

—— 而这时候，中国移民买下了本属于这些被关起来的日本人的设备，从此接管了他们的事业。

以前，中国的移民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而在1943年，于1882年通过的 《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 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某个特定民族的排外法案，我的意思是除非特朗普成功的话），终于被撤销了。以前那些躲藏在大城市的地下中国城里的中餐馆们开始吸引大量的 “舌尖”。因为日本当时是美国的敌人，而中国那时也在抗日，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于是美国人也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了。此外，因为战争时食物的配给量非常紧张，所以用肉很少却还很好吃、同时颇具创造力的中餐开始大受欢迎。从1941年到1943年，旧金山中国城的餐饮生意暴涨了四倍。 

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那些被关起来的日本人终于被释放了，然而重建过去的生活却仍需要很久的时间。直到1948年，Benkyodo 才终于又开门了。但到那时，他们已被别人超越了太远了，幸运饼干早已成为了中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有趣的是，幸运饼干在全美国的普及，也恰恰和美国军人有关：为了去太平洋战区打仗，他们得从美国各地来到西海岸集结。而在美国西部的大城市，如洛杉矶和旧金山，他们第一次接触了幸运饼干。战后，这些军人重返家乡，因为相信幸运饼干是一种来自中国传统食品，所以便开始在全国各地的中餐馆里寻找这种食物。当地饭馆的老板在感到困惑的同时，纷纷跟住在西部的华人亲属或朋友取得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进口了幸运饼干。就这样，很快中国人在全美国都建立起工厂，以满足对幸运饼干的大量需求。

就这样到了1950年，幸运饼干，这种其实来自日本京都附近的特色零食，变成了美国中餐的代名词。

＊＊＊

虽然这篇文章的重点讲的是中国移民在美国白手起家的过程，但我觉得幸运饼干其实还代表着某些更深的意义 —— 我们虽然知道幸运饼干是如何流行起来的，但却还没回答更重要的问题：它们为什么后来还是如此受欢迎？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美国人太 “简单” 了吧。就像麦当劳发现，送小孩一份礼物就能勾起他们一辈子的忠心一样，天生就更加聪明的中餐馆老板们，同样发现了所有美国人基本上都像小孩一样 —— 那就送他们个幸运饼干当做礼物吧。于是现在美国有了四万家中餐厅，比麦当劳还多。

此外，幸运饼干的受欢迎程度也多少和 “东方学” 有关。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只有不到四百年的历史。对40年代和50年代的美国白人来说，东方是一个有多古老就有多神秘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能用几千年的历史来算命。对美国人来说，包装幸运饼干的 “幸运纸条” 自然能引起他们强烈的好奇感 —— 毕竟在西方文化传统里没有算命师，也没有这种可以给人算命的寺庙。 就这样，他们对东方的这种刻板概念，也让他们变得更容易接受幸运饼干这种玩意。而中国餐厅老板们为了追逐利益，自然毫不犹豫地满足他们。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者 Eric Hobsbawm 写了很多有关 “传统” 的文章。虽然把幸运饼干与传统挂勾显得过于夸张了（尤其因为 Hobsbawm 的概念是说，所谓 “传统” 其实是统治阶层用来压迫被统治阶层的），但是我觉得他所提出的 “传统的延续来自于不断重复” 这个观点，非常值得一提。

价值观也是如此。根据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唯一的目的只能是利益：他们必须还给股民利润。而公司的某些 “价值” 应该符合他们的品牌身份，这样才不会影响股民的收益。但是对于家庭公司来说（比如 Wonton Food Inc），却并不需要遵守上市公司的这种规则，他们有自由表达他们 “价值” 的权力。因此如果来自 VICE 中国的采访请求不符合他们的 “价值”，那就是他们的自由选择 —— 尤其是当他们害怕我这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会曝光他们所雇佣的朝鲜奴隶的时候。

价值观的普及与加深，与幸运饼干的流行过程很像。像幸运饼干一样，价值观的来源也是一个离奇的过程，而且有时候它与现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幸运饼干是很多中餐馆老板的盈利模式，而价值跟利益也因此产生了关系，就引起了特定群体的归属感 —— 价值观能给一个品牌强烈的身份感。最近，美国很多公司拒绝服务同性恋者，原因是同性恋者团体 “不符合” 该公司的宗教信仰：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炸鸡饭馆 Chick－Fil－A 就因为反对同性恋者获得结婚权利的言论而轰动了全球。而一星期后，他们公司却取得了史上最佳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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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饼干的英语名字 —— fortune cookies，可能会给人造成误解。在《幸运饼干纪事》中， Jennifer 8 Lee 采访了许多专门撰写这些 “幸运纸条” 的人。采访发现，如果你只专写与 “算命” 的相关内容，你可能很快便会用尽所有可写的内容 —— 毕竟能与算命扯上关系的内容很少，仅仅是爱情、财富与健康。

而对于一个 “幸运纸条” 的写手来说，他们还有一个不可以写的领域 —— 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不好的预言，这来自于根源在美国人心中的一种 “自我赋权” 的心理。美国人经常抱怨发现幸运饼干里面有不好的预言，虽然美国有句俗语说 “that's the way the cookie crumbles”（意为什么都可以坦然接受），但是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无法接受。在这个角度上说，幸运饼干恰恰体现了美国人易碎的自我意识。

在算命很常见的中国，一直收到正面的预言是不可能的。因为预言不但需要有平衡，而且不好的预言对人们来说常常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做好 “防守准备”。俗话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 没有不好的预言，就等于没有批评意见。

迫于需求只写好的预言，也只能就有限的 “算命” 话题进行创作，于是幸运饼干的写手们开始大量引用俗语、成语和传说。Wonton Food Inc 的副总裁 Donald Lau 肯定是全世界写过最多幸运饼干预言的人，而至于一个副总裁为什么会承担起这项基层工作，他是这样告诉《纽约客》的（再说一遍，不是告诉我，因为他没接受我的采访）：开始写 “幸运纸条”，是因为在一家充满华人的公司里，他的英语是最标准的。

他写了十多年的幸运饼干预言后，终于遇到了 “作者的瓶颈”（writers block）。美国人的另一个心理特点就是总要追求新鲜，因此这又对幸运纸条的创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美国人受不了已经看过的预言。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刷新，写出新的 “幸运纸条”。于是在长达十年的幸运纸条创作生涯里，Donald Lau 每天都写出大概 3-4 个预言。

一张幸运纸条，图片来源自我的朋友

真正的中文成语、俗话和格言，很多都来自传统农业社会中口头流传下来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前其实也经常试用格言（当时的西方文化也比较口头和农业），比如伊丽莎白时代也有大量的书面式格言，但是现在已经它们很少有人使用它们。而专门研究格言的学者 James Obelkevich 认为，格言用法的大量减少，是因为格言强调集体知识多于个人知识，也不给人足够的个性；随着英国人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公民越来越认为格言缺乏独立意识，于是逐渐淘汰了。

而中国人的看法则截然不同。如果一个几百年前出现的成语、俗语、格言还存在，那么人们会觉得这个说法一定很有价值，而再次遇到一样的 “幸运纸条” 也是一样的感觉 —— 可能这个预言真的有道理。汉字因为不是表音文字，所以今天还能读出几百年前诞生的作品。如此，像 “祖传秘方” 一样，知识也不会消失。并且久而久之，许多知识和故事就 “熬” 成了四个字的成语。

＊＊＊

我在纽约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原先计划到 wonton food inc 采访的那天），在第二大道上与朋友们漫步时，经过了一家名为 “麻辣东村” 的川菜饭馆。进去后，我立即问服务员这家餐厅是否贩卖幸运饼干。她笑说，身为西方人的我能讲流利的中文，幸运饼干可以免费送我。

回家后，我看到这包幸运饼干包装纸上的字母 —— Wonton Food Inc。我犹豫了一下，脑中开始计算为了创造这包饼干，到底有多少朝鲜奴隶因此丧命了（当然我不能百分之百证明 Wonton Food Inc 雇佣朝鲜奴隶，因为他们没同意让我亲自去看过）。之后我拆开这个印有山寨版 “功夫熊猫” 形象的包装，里面的预言这样写道：“幸福就是个饱肚子”。

至少我无法反驳这个真理。

另外说一句：这破饼干超级难吃。

作者：霸克李·布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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