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和吴佩孚与冯玉祥一样，都是北洋系第二代的佼佼者。要论出身，三者都是贫寒小户，但三者之中，冯玉祥就是从大兵混出来的，吴佩孚混了一个北洋测绘学堂的文凭，只有孙传芳最有出息，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也可以说，北洋第二代，最有现代军人范儿的，是孙传芳。其实，北洋第二代的这几位，都比较能打仗。三位有一个共性，都挺会练兵。在军阀混战，战争烈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固然机遇不可缺，但个人的努力，也相当重要。孙传芳跟吴佩孚和冯玉祥不一样，长期没有独当一面，但在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麾下，也是最能打的一位战将，1921年湖南军头赵恒惕发动援鄂战争，要不是孙传芳，王占元早就完蛋了。王占元倒了之后，孙传芳出来单干，虽然环境恶劣，还是自己打出来一块天地，占据了浙江这块富得流油的地盘。然后，趁奉军南下，江苏军阀齐燮元不支，他挥军北上，赶走了奉军，成为东南王。
然而，在与奉军交战过程中，他惹了一点在当时看来是不大的麻烦，杀了一个俘虏，奉军张宗昌麾下的一位刚上任的军长施从滨。这个麻烦，为后来的他的死，埋下了伏笔。
施从滨是北洋老人，标准的第一代北洋人。清朝灭亡的时候，孙传芳不过是个刚回国的留学生，而施从滨已经是北洋军的标统（团长），挂总兵衔了。但是，进入民国之后，施从滨一直在原地踏步，长期担任镇守使，做一个小旅长，待在山东过小日子。期间换了好几任的山东督军，他都原地不动，做他的旅长。到了1925年，奉军张宗昌部南下，狗肉将军做了山东督办，他这才突然发迹，一跃成为军长。那时候，张宗昌扩军都扩疯了，北方大大小小的土匪流氓，都觉得张宗昌最合他们的胃口，纷纷来投。弄得张宗昌的部队，今天多一个旅，明天多一个师，光军的编制，就十几个。所以，施从滨从旅长跃升军长，也不算很特别。
做了军长，穿上陆军上将军服的施从滨，对张宗昌很是感激。所以，当浙奉开战之际，他做前敌的先锋。身上还多了一个头衔，安徽善后督办。也就是说，如果打赢了，他就可以有一省的地盘了。但是，此时的施从滨，其实是一个空架子。当年这样的小旅长，除了刮地皮，就是吃空饷，所以，麾下号称一个军，其实不足两个旅，而且都是久不打仗的老爷兵，能扛动枪，就已经不错了。
而且，张宗昌打仗，自己本没有什么本事，全靠他在东北是搜罗的一万多白俄大兵。那时候中国士兵被洋人打怕了，看见乌泱泱的白人大兵就哆嗦，所以，一般来说，一个冲锋下来，就解决问题。但是，孙传芳的嫡系部队，是他亲手练出来的，久经阵仗，靠白俄兵吓唬，根本不顶事。而骄横的白俄兵，老是那么顺利，未免轻敌，于是，碰上硬茬子，居然被打败了。
白俄兵一败，施从滨的老爷兵当然就只剩两条腿了，稀里哗啦就往北撤，跑得比坐在铁甲列车里的施从滨还快。铁路桥上挤满了士兵，后面的追兵眼看就到，没办法，施从滨只好下令从士兵身上碾过去。即便如此，还是没跑掉，被孙传芳抓了个活的。
不知是为了杀一儆百，还是那天多喝了点酒。孙传芳那天见到白发苍苍身穿上将军服的施从滨，二话没说，就下令将其拉出去枪毙了。后来传说，施从滨不仅被砍了头，而且那颗白头还被展示了三天。当然，据当事人回忆，并没有这样的事儿。
但是不管怎么说，杀俘虏还是不应该，更何况，杀的是一个陆军上将。按北洋系的老规矩，漫说不能杀，而且还要好好款待，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把人放回去。但是，讲规矩的，是第一代，孙传芳是第二代，任何一个系统，到了第二代每每混不吝，杀了，也就杀了。杀了施从滨，双方也就罢兵不打了。
然而，风云变幻，孙传芳没有得意多长时间，就败于北伐军，十几万大军，灰飞烟灭，在1928年兵败下野，先隐居于大连，然后又来到天津租界。这里，聚集了众多北洋旧将，不担心寂寞。跟段祺瑞一样，下野后的孙传芳，专心礼佛，跟另一位北洋旧将靳云鹏一起，将一座禅林清修院，改造成为一所居士林，在里面做居士了。
然而，就在孙传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时，施从滨的女儿，一个小脚女人施剑翘来了，不知怎么就摸到了居士林，来到正在打禅的孙传芳后面，用枪抵在孙传芳的后脑勺上，一枪就把个当年威震东南的大军头打死了。在法庭上，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声名，经媒体报道，如雷贯耳。一时间，大孝女的事迹，传遍了中国。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施剑翘就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赦了。
当然，此案有很多疑点，第一，施家并非没有男儿，施剑翘的堂兄，正做着带兵官。而施剑翘的丈夫，也是带兵官。这些男人都不去报仇，非得让一个小脚女人动手，这本身就有点蹊跷。第二，当年失意的军头，尽管失意了，但身边总会有些人护卫，这些护卫就算都是饭桶，也不至于让一个弱女子轻易得手。而当时，居然鬼使神差，护卫和跟班都消失了。第三，后来传说，施剑翘为了行刺，苦练枪法，而最后行动，其实是拿枪抵在人家的后脑勺上，有没有枪法都一样。而身经百战的孙传芳，居然被人摸到身边，毫无觉察，像被催眠了一样。
正因为有这样多的疑点，所以有人说，这场行刺，原本就是一次国民党特务的行动。跟此前刺杀张敬尧，后来刺杀唐绍仪一样，是一种防范性的“除奸”之举。在孙传芳遇刺的1935年，日本鲸吞华北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日本的大阴谋家土肥员贤二，已经多次跟孙传芳接触。不用说，像孙传芳这样一等一的大军阀，旧部多，袍泽多，理所当然，是日本人争取的对象。当然，孙传芳能否答应日本人出来做汉奸，是一回事，而国民党方面是否有这个怀疑，则是另一回事。孙传芳留学日本的经历，下野初期在日据的大连的活动，无疑都加重了国民党方面的疑心。
当年好几个风云人物，徐树铮、张宗昌都是被人借替父报仇的名义刺杀的，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每次行刺，背后实际上都有人主使甚至代为操办。所谓的孝子，不过是用来顶杠的大帽子。无一例外，凡是这样的行刺，最后孝子都免于刑责。中国虽然早就是民国了，民国的法律，根本否认血亲复仇的正当性。但是，替父报仇这样的事儿，还是大得人心的。尤其是，施剑翘以一个小脚的弱女子办了这件替父报仇的事儿，轰动就更大。被刺之人，又是一个该死的北洋军阀，他的死，使得他当年的恶行——杀俘虏，再一次被披露。所以，在道德的大旗之下，所有的事儿都变了形。热心的人们，将此事编了剧来歌唱孝女，鞭笞军阀。而国民党的担忧，国民党很有可能的阴谋，就在这孝女的颂歌声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