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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荐读|梁晓弈:8世纪东亚的书籍流动与知识往来——从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年代推定说起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 公众号  ·  · 2024-05-15 07:38

正文

中古史中心|荐读

梁晓弈《8世纪东亚的书籍流动与知识往来 ——从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年代推定说起

摘要:在正仓院文书中, 有一份名为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古文书, 一直缺乏足够的材料推定其具体成文年代。笔者在研究 《梵网经》及其注释书在日本的流传历程时, 意外发现了一些论据可以作为其年代推定的旁证, 将其成书年代确定为公元 755~763 年。在这一基础之上, 指出 《梵网经》 的一系列注释书传入日本的先后顺序与各注释书成立的先后顺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一事实, 并指出这一事实反映是 8 世纪日本在吸收中国典籍时, 逐渐从经由朝鲜半岛的间接流入转向由中国直接获取的这一过程。

关键词:正仓院文书 《梵网经》 日本 新罗 鉴真


阅读导引:

一、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与 8 世纪的写经活动: 正仓院写经所文书研究简介

二、 《梵网经》 及其注释书: 作为 “菩萨戒本” 的《梵网经》

(一) 菩萨戒的两大系统与 《梵网经》 的成书

(二) 《梵网经》 的成书与文本: 下卷先行说与新旧形文本说

(三) 《梵网经》 主要注释书: 到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成书的 8 世纪中叶为止

三、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年代推定 与东亚的书籍往来

(一)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年代推定: 注目于智周著《梵网经疏》

(二) 8 世纪东亚的书籍流动与知识往来: 智周疏的传入与法藏疏的未传入, 以及 “灵春愿经” 的文本形态

结语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与 8 世纪的写经活动:

正仓院写经所文书研究简介

目前当我们提到 “正仓院文书” 时, 多数时候指向的其实是称为“写经所文书” 的文书群, 这一文书群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是因为有共计一万数千件的东大寺写经所的内部账簿 ( 时间跨度为从神龟四年至宝龟七年, 727 ~ 776) , 与圣武天皇遗物一起被收入正仓院敕封仓(中仓) 得到严密保管。这一文书群的存在, 直到江户时代后期由穗井田忠友 ( 1791 ~ 1847) 开始进行整理之前, 曾经一度几乎不为世人所知 (除此之外, “ 正仓院文书” 中还包括 “ 北仓文书” 与 “ 东南院文书” 等总数极少的文书群, 这些文书群的集合构成了广义的 “ 正仓院文书” ) 。


“写经所文书” 的另一大特征则是, 由于 8 世纪纸张仍然十分宝贵, 这些账簿所使用的纸张, 多数是将已过废弃年限的旧公文书反故使用, 例如过了法定保存年限的户籍、 计账、 正税账等各式公文 [著名的大宝二年 (702) 西海道户籍群、 大宝二年御野国户籍群等] 。 这一特征导致的一个结果, 是在江户晚期至明治初年整理这一批文书的时候, 首先重视的是账簿纸背的各式公文, 为了复原这些公文, 而破坏了账簿本身的保存形态, 初期的正仓院文书研究, 也以对账簿纸背的各式公文的研究为主。


然而, 随着正仓院文书研究的深入发展, 学界开始试图通过正面的账簿类文书, 复原东大寺写经所与造东大寺司的具体活动内容与其中反映出的下层官员的生活状态, 这时出现了可以想见的困难: 当初为了复原纸背的公文书, 正面账簿的原始形态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出现了大量难以判断原始年代的碎片与断简。在 20 世纪初编纂出版的 《大日本古文书》 编年卷 (初版于 1901 年, 此后有追加增补) 中, 这些碎片与断简的排列位置是编纂者根据内容的相似度 “类收” 至特定年份之下的, 这其中多有不当之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此后由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整理出版的《正仓院文书目录》 记载了这些碎片与断简的文书名、 年代、 断裂位置等信息, 还设置有 “大日本古文书对照目录” 一栏方便与 《大日本古文书》系列进行对照。此外, 《东京大学日本史研究室纪要》 中也长期收录 “正仓院文书写经机关关系文书编年目录” 一栏记录编年整理工作的进展,然而仍然有大量无法明确其年份的文书存在, 换言之, 判断一份文书的年份推定是否准确, 可以说是目前使用正仓院写经所文书进行研究的第一步。


附言, 近年来的正仓院文书研究, 已经逐渐转向为以写经所文书的研究为重, 其嚆矢大致可以追溯到福山敏男对造石山寺司文书群的研究与岸俊男对下级官员安都雄足的关注, 此后有荣原永远男、山下有美、山本幸男、山口英男等诸多学者跟进, 造东大寺司与东大寺写经所的具体活动、下层官员的日常生活、经典的流通与传播等方面的相关研究都在逐渐深入。


本文将要讨论的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就是这样一份缺乏明确断代依据、被推定为 “五月一日经” 某阶段的抄经目录, 其被 “类收” 于天平胜宝五年 (753) 五月三日条之下。笔者曾经关注 8 世纪中期《梵网 经》及其注释书在日本的传播状态, 因此意外发现了能够推定这份文书成书上限的材料, 故撰此小文以进行说明。在此基础之上, 本文将通过对这份文书以及相关材料的分析, 指出 《梵网经》 的文本及其注释书传入日本的先后顺序与其成文的时间顺序之间的差异, 以此勾勒出 8 世纪前后东亚间书籍流动往来的复杂形态。


《梵网经》 及其注释书:

作为 “菩萨戒本” 的《梵网经》


(一) 菩萨戒的两大系统与 《梵网经》 的成书


为了解释《 梵网经》的特殊性, 有必要从何为 “ 菩萨戒” 这一问题入手。所谓菩萨戒, 《日本国语大辞典》 的定义如下: “ 大乘菩萨所修持之戒, 须以菩萨之自觉而受持。包含有止恶、扬善、利他的 ‘三聚净戒’ 的一面。与小乘佛教的声闻戒不同, 僧俗七众皆可受持。日本在鉴真之后, 以基于《 梵网经》的梵网戒最为常见。亦称为大乘戒、佛性戒、菩萨律、菩萨净戒等。” 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这一定义, 日本现在有 “大乘戒 = 菩萨戒 = 梵网戒” 这一等式, 但是这一认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在历史上, 大乘戒、 菩萨戒与梵网戒分别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关于在日本历史上大乘戒、 菩萨戒收敛为梵网戒的过程,笔者另有文章详述, 在此不赘, 仅简述菩萨戒的基本定义与流变过程。


历史用语中出现的大乘戒, 所指的通常是泛泛而言的 “ (适用于) 大乘佛教的戒律”, 是菩萨戒的上位概念, 例如经过南山道宣(596 ~ 667) 删削之后的四分律也经常被称为大乘戒, 而作为历史概念的 “ 菩萨戒” ,指的是为了遵行大乘佛教奉为理想的菩萨行而修持的戒律。最初系统阐述何为菩萨行与菩萨戒的, 是大乘佛教中的瑜伽行派, 其核心经典是《瑜伽师地论》 ; 此后汉传佛教关于 “ 菩萨戒” 问题的讨论, 主要围绕《瑜伽师地论》 系经典与 《梵网经》 系经典的注释展开。下一节将集中讨论 《梵网经》 与传统菩萨戒之间的区别, 本节则首先介绍菩萨戒的缘起。


《瑜伽师地论》 本地分菩萨地一节集中阐述了 “菩萨戒” 的基本理念。《瑜伽师地论》全卷的翻译, 是由玄奘 (602 ~ 664) 完成的, 然而由于大乘佛教对于菩萨戒这一问题的关心, 在大乘佛教传入的早期, 这一部分内容就被单独节译成经, 也就是北凉昙无谶 ( 385 ~ 433) 译的《菩萨地持经》 与南朝宋的求那跋摩 ( 367 ~ 431) 所译的《菩萨善戒经》。换言之, “菩萨戒” 这一理念, 在大乘佛教初传入中国的 5 世纪初, 就已经为中国佛教界所知。而《瑜伽师地论》一系给出的菩萨戒定义, 就是所谓的 “三聚净戒” 。由于译出时间的不同, 各版本对 “三聚净戒” 的称呼也有所出入。《菩萨地持经》称其为律仪戒、摄善法戒、 摄众生戒, 而《瑜伽师地论》则将第三“ 摄众生戒” 译作“饶益有情戒” 。为求行文统一, 下文论述以《瑜伽师地论》 的翻译为中心展开, 不再一一标注。


所谓律仪戒, 解释的主要是菩萨戒与小乘声闻戒的关系,《瑜伽师地论》一系的菩萨戒理念将僧俗七众已经受持的戒律称为律仪戒, 以此为菩萨戒的一部分,下文将会提到, 围绕这一点的解释, 《瑜伽师地论》系菩萨戒与 《梵网经》 系菩萨戒之间存在解释分歧: 摄善法戒, 其核心理念在于鼓励行善, 而 《瑜伽师地论》 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戒律条文; 饶益有情戒, 其核心理念在于鼓励利益众生, 《瑜伽师地论》 中列出了十一个例子。可以说, 菩萨戒区别于传统小乘声闻戒的主要部分, 就在于摄善法戒与饶益有情戒: 小乘戒律的理念注重修身止恶, 而菩萨戒的理念更强调行善利他, 为此, 小乘戒律采用的是禁戒的形式, 而菩萨戒理念则有不能完全用禁戒形式表达的成分。然而由于仪式层面的继承性, 菩萨戒也保留了小乘戒律所采用的戒本形式, 这被称为 《菩萨戒本》。所谓 “戒本”, 是继承自小乘佛教的传统。在每月需要行布萨仪式, 也就是所谓的诵戒日。诵戒的目的是提醒参与者遵守戒律, 也接受犯戒后的忏悔与处置, 这一用于诵读的戒律条文的集成, 被称为 “戒本”。这一仪式出自小乘佛教, 但大乘佛教同样继承了这一仪式, 因此也就出现了大乘菩萨戒所需的戒本,亦即 《菩萨戒本》。


《菩萨戒本》 是从一众经典中节录菩萨戒律内容而成, 现存大正藏中名为 《菩萨戒本》 的共有两部, 两者在卷首分别标有其出处, 一部出自昙无谶译 “地持戒品中”, 一部出自玄奘译 “瑜伽论本事分中菩萨地”。如前所述, 这两者是同一部经典在不同时期的汉译, 均属于 《瑜伽师地论》 系统, 两者的戒相也由 “四重四十三轻戒” 构成。然而, 史料里出现的 “戒本” 或 “菩萨戒本” 之语并非完全指向这两者, 《梵网经》 的下卷也具备菩萨戒本的性质, 史料上单称 “菩萨戒本” 的, 很有可能指向的是 《梵网经》 系菩萨戒本, 需要具体分析其所指的对象, 这也将在下一节中介绍。


菩萨戒的另一特征在于其受戒仪式。传统的具足戒, 受戒仪式需要备齐 “三师七证” 的复数名参加者, 而菩萨戒则没有这一规定。菩萨戒的受戒仪式大致分为从他受戒与自誓受戒两种, 但是在理念上, 两者都是直接从佛处受戒, 而受戒的证人则是诸天佛菩萨, 人类的参与者在理念上仅属于观礼者, 并不是仪式必备人员。而在传入中国之后, 由于依据的经典与具体执行的受戒仪式上的微妙差异, 菩萨戒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状态。而最能说明这一状态的, 就是敦煌文书 P. 2196 号, 题名为 “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 的文书。


根据其跋文内容可知, 这份文书是在梁武帝天监十八年 ( 519) 敕写的, 其在开头具体介绍了菩萨戒的源流, 受戒的论理与方式、意义等内容, 与天台智的 《菩萨戒义疏》 一起, 是探讨初期菩萨戒认识的基础材料。P. 2196 在开头就提到, “ 戒本宗流, 大抵有二, 一出《菩萨地持经》 , 二出《梵网经》 ” , 其后指出 “ 世间所传菩萨戒法,似欲依二经, 多附小乘行事, 撰菩萨戒法, 乃有多家” , 共列出了六种菩萨戒法, 包括: (1) 鸠摩罗什所出菩萨戒法, (2) 高昌昙景所传授菩萨戒法, (3) 长沙寺玄畅所撰菩萨戒法, (4) 京师依 《优婆塞戒经》 撰菩萨戒法, (5) 依《菩萨璎珞本业经》 撰菩萨戒法, (6) 依《观普贤行经》撰菩萨戒法。


换言之, 在 6 世纪初的南朝, 就已经有至少六种 “菩萨戒法” 存在, 而这些菩萨戒法主要依托 《菩萨地持经》 与 《梵网经》 两大谱系。在此不详细梳理各谱系的源流, 只强调即使同样名为 “菩萨戒”, 其依据经典与受戒仪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而 《梵网经》 只是其中的一种。下一节则以 《梵网经》 为中心, 介绍其与 《瑜伽师地论》 系统的菩萨戒理念之间的区别。


(二) 《梵网经》 的成书与文本: 下卷先行说与新旧形文本说

《梵网经》 全名为 《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 据传为鸠摩罗什所译的最后一部经书, 据其序文, 原本共有一百二十卷六十一品, 《梵网经》 只译出了其中的两卷一品。然而, 自从望月信亨以来,学界的基本观点认为 《梵网经》 是在汉语世界内形成的典型疑伪经 (汉地撰述经典)。至于其成书年代, 根据其与 《仁王般若经》 与 《菩萨璎珞本业经》 之间的相互引用关系, 大致推定为公元 450 ~ 480 年。其内容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叙述大乘佛教中的种种修行阶段与境地 (十发趣心、十长养心、十金刚心的三十心与菩萨十地), 下卷则说明共计十重四十八轻的戒条。


望月信亨很早就提出了 《梵网经》 上下两卷成书时间不一的假说,他认为 《梵网经》 的成书过程是先形成了下卷的菩萨戒本的部分, 此后追加了偈赞与上卷的部分, 最终形成目前所见的形态。他的这一推论主要根据各经录导出, 认为天监年间 (502 ~ 519) 僧祐的 《出三藏记集》 中的 《菩萨波罗提木叉》、慧皎 《高僧传》 中出现的 《菩萨戒本》 等, 所指的都是 《梵网经》 下卷, 而这一经典最终定名为 《梵网经》, 也是在两卷内容合并为现在的形态之时, 他将这一时间推断为僧祐 《出三藏记集》至费长房 《历代三宝记》, 也就是 6 世纪的某个时间点。


望月信亨提出这一观点时 P. 2196 (前节所引梁武帝天监十八年敕写《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 尚未被学界广泛认知, 因此这一假说中有部分内容需要根据 P. 2196 做出修正: 在同样成文于天监年间的 P. 2196 中《梵网经》 一词已经多次出现, 因此不能将 《梵网经》 经名的成立时间置于 《出三藏记集》 与 《历代三宝记》 之间, 但是 P. 2196 所引 《梵网经》内容全部出自现行的下卷部分, 因此望月信亨的其他推论仍然可以成立。亦即, 《梵网经》 下卷以 《菩萨戒本》 的性质先行成书, 此后追加了上卷的内容, 形成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上下两卷本形式, 以及在一定时间内《梵网经》 并不具备一个固定的称呼, 而是有多种别称。


而 《梵网经》 之所以会有如此独特的成书过程, 与大乘佛教对于菩萨戒问题的关心密不可分。以戒相 (持戒的相状差别, 亦即具体的戒条区分) 而言, 在 《梵网经》 成书之前译出的一系列菩萨戒本, 所说各有不同。例如, 《菩萨地持经》 取在家与出家人之间共通的四重四十三轻戒, 《菩萨善戒经》 所说四重声闻、 四重菩萨戒仅限于出家人, 而 《优婆塞戒经》 所说六重二十八轻戒则仅限在家修行者, 等等。各大戒经之间内容彼此出入, 而 《梵网经》 所主张的十重四十八轻戒共通于出家人与在家修行者, 在戒相层面上也统合了前述诸多戒经的内容, 便于在布萨仪式中使用。船山彻认为, 在菩萨戒理念传入中国之后不久就出现了仿造菩萨戒经形式的 《梵网经》, 其原因之一在于需要一个统筹一众理念各异的菩萨戒经、 便于实践运用的版本, 这一观点大概无误, 这从 《梵网经》的初期形态是以为实践目的服务的戒本形式出现而几乎不涉及教理层面的陈述也可见一斑。关于这一部分内容, 更多是由一系列注释书展开与阐发的, 由此也产生了区别于印度大乘佛教所说的、更为适应汉传佛教界的菩萨戒理念。


除下卷先行、 重视菩萨戒问题之外, 关于 《梵网经》 的成书与流传过程还有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亦即相较于其他大多数经典, 《梵网经》 的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变化, 且可以比较明确地勾勒出诸版本间的演变过程。船山彻通过对 《梵网经》 十波罗夷中的语序考察, 将 《梵网经》 的文本大致分为两大类, 亦即呈现较古旧形态的 α形 (开元寺版与思溪藏版等) 与相对而言更新形态的 β 形 (高丽版等)。具体而言, 船山彻通过对十波罗夷中 “因—缘—法—业” 的语序分析指出, β 形在这一类定型表现上更加统一, 十波罗夷全部统一表现为 “因—缘—法—业”, 而 α 形则在形式上并不统一, 在第一、 第二波罗夷中使用的是 “业—法—因—缘” 的语序, 而第三至第十波罗夷则作 “因—业—法—缘”。此外, 在相对早期的文本里, 相关语序集中呈 α 形, 而较晚的文本则呈 β 形。他由此指出, 虽然无法判断从 α 形向 β 形转变的原因,但是可以认为未经过统一的 α 形文本是更为古老的形态, 而在语序上实现统一与整合的 β 形则是更新一些的形态, 同时他将 β 形的成立时间推定为成书于 7 世纪中期的 《法苑珠林》 与 8 世纪初的房山石经唐刻 《梵网经》 之间, 而法藏是首先使用 β 形底本的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 各注释书使用的 《梵网经》 底本的变动顺序并不严格依照时间排列, 与法藏大致同期的一众新罗僧侣 (元晓、义寂、胜庄)以及明显晚于法藏的新罗僧太贤, 使用的仍然是较为古老的 α 形版本,在天台系统的注释书中, 最早的天台智 《菩萨戒义疏》 依据的是古版 α形而 8 世纪后期成书的明旷 《天台菩萨戒疏》 则改用 β 形, 说明即使是同一宗派的注释书, 也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改变参用的底本。以下是至8世纪末的 《梵网经》 注释书, 根据大致成书时间排序, 并标明了各自使用底本的形态。


天台智 述, 灌顶记 《菩萨戒义疏》 α 形

元晓 《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 α 形

义寂 《菩萨戒本疏》 α 形

胜庄 《梵网经述记》 α 形

法藏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β 形

智周 《梵网经疏》 β 形

太贤 《梵网经古迹记》 α 形

法铣 《梵网经疏》 β 形

明旷 《天台菩萨戒疏》 β 形


(三) 《梵网经》 主要注释书: 到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成书的 8 世纪中叶为止


出于对菩萨戒问题的关注, 最迟在隋代, 已经出现了 《梵网经》的注释书, 亦即天台智 述, 灌顶记 《菩萨戒义疏》。此后随着 7 世纪中后期 《瑜伽师地论》 全译的出现, 围绕菩萨戒问题的讨论也越发热烈, 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集中出现了一系列 《梵网经》 的注释书。


吉津宜英指出, 在 《梵网经》 的一系列注释书中, 天台智的 《菩萨戒义疏》、 法藏的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与太贤的 《梵网经古迹记》 最为重要, 这三人的注释书使 《梵网经》 在地位、 经义等层面上都更为世人认知,这也可以理解为 《梵网经》 系统的菩萨戒理念与 《瑜伽师地论》 系统的菩萨戒理念之间的差异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在这三者之外,成书时间不晚于 8 世纪中期的 《梵网经》 注释书, 还包括新罗僧侣元晓的 《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 义寂的 《菩萨戒本疏》、 胜庄的 《梵网经述记》、 唐朝僧侣智周的 《梵网经疏》 等。此外, 元晓的 《菩萨戒本持犯要记》、 太贤的 《菩萨戒本宗要》 等著作虽然并非直接的 《梵网经》 注释书, 也是与菩萨戒理念直接相关的论著; 成书时间稍晚, 但可以确认成书于 9 世纪之前的, 还有唐朝僧侣法铣 (718 ~ 778) 的 《梵网经疏》 与明旷的 《天台菩萨戒疏》 (777)。此外日本僧侣善珠 (723 ~ 797) 也有 《梵网经略抄》 传世, 早于鉴真渡日的道璿 (702 ~ 760) 据传也写有 《梵网经》注释书, 然而并未传世。以下简单整理与本文直接相关的 《梵网经》 注释书的主要情况。


1. 天台智述, 灌顶记 《菩萨戒义疏》

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菩萨戒的论述, 目前以隋朝的天台智口述、 门人灌顶 (561 ~ 632) 笔记的形式传世, 然而佐藤哲英曾经指出在智与灌顶的相关记录中不见与该作相关的记载, 并且 《菩萨戒义疏》 中的戒体论内容与智 在 《次第禅门》 《摩诃止观》 等其他著作中的主张不合, 因此他怀疑该作为托名撰述, 即便如此, 他也承认该书的成书时间不晚于 8 世纪。近年来关于该疏的成书时间有诸多学者加以讨论, 于此不赘。


2. 元晓 《梵网经疏》 《梵网经私记》 《菩萨戒本持犯要记》

元晓 (617 ~ 686) 的传奇经历无须太多说明, 他与义湘同期, 被视为新罗华严宗之祖。他曾与义湘共同前往唐朝学法, 途中感悟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心外无法”, 因此断了入唐之念, 返回新罗著书立说, 法藏等人多受其影响。此外, 元晓以行事狂悖闻名, 也是新罗著名学者薛聪之父。目前存世的元晓 《梵网经》 注释书, 仅有续藏经中以 “晓公” 之名收录的 《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 上卷, 此外元晓与 《梵网经》、 菩萨戒相关的著作, 还有 《菩萨戒本持犯要记》。这并非 《梵网经》 的直接注释,更多的是阐述了元晓本人对菩萨戒的总体理解, 大正藏并未将其收录于律疏、 论疏部, 而是收录于诸宗部, 也是基于这一考虑。


3. 胜庄 《梵网经述记》

胜庄是出生于新罗的僧侣, 具体的生卒年月不明,然而他以西明圆测(613 ~ 696) 为师, 据 《宋高僧传》 卷四法宝传, 长安三年 (703) 胜庄与法宝、 法藏共同在义净的译场担任证义, 可以推知胜庄大致活跃于 7 世纪后半期至 8 世纪初期。胜庄所撰 《梵网经》 注释书目前以 《梵网经述记》 之名收录于 《续藏经》 第六十卷。


4. 义寂 《菩萨戒本疏》

义寂的生卒年不详, 然而从他身为新罗华严宗祖师义湘 (625 ~ 702)弟子这一点推算, 其活跃时间也大致在 7 世纪末至 8 世纪初。换言之, 胜庄、义寂、法藏等人的活跃时代大致相同, 其 《梵网经》 注释书的成书时间也相去仿佛。


5. 太贤 《梵网经古迹记》

太贤, 号青丘沙门, 生卒年不详, 据 《三国遗事》 卷四, 他曾于天宝十二载 (753) 为新罗景德王讲 《金光明经》, 可知其活跃于 8 世纪中叶。他的著作 《梵网经古迹记》 中多见对前人的引用, 元晓、 法藏、 义寂、 胜庄都是其引用对象, 可知 《梵网经古迹记》 成书时间晚于以上注释。此外 《梵网经古迹记》 的一大特点在于, 此前所有的 《梵网经》 注释书都只注释了 《梵网经》 下卷的戒本部分, 而 《梵网经古迹记》 则开了给 《梵网经》 全卷作注的先河。


6. 智周 《梵网经疏》

智周 (668 ~ 723) 亦作知周, 是慧沼的弟子、 玄奘的再传弟子, 法相宗的著名学僧, 日本遣唐使玄昉之师。智周的 《梵网经疏》, 目前收录于《续藏经》 第六十卷, 全称为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7. 法藏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法藏 (643 ~ 712), 世称贤首大师, 是中国华严宗第三祖, 也是华严教学的集大成者, 有诸多著作传世, 本文只关注他关于 《梵网经》 的注释书, 亦即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他的注释书目前收录于 《大正藏》 第四十卷。本文无意讨论该疏的义理, 只需注意到该疏是最初使用 β 形经文为底本的 《梵网经》 注释书这一事实。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 我们终于可以进入正题, 开始探讨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成文年代。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年代推定

与东亚的书籍往来


(一)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年代推定: 注目于智周著《梵网经疏》


上一部分之所以详细梳理 8 世纪中期之前成书的一众 《梵网经》 注释书, 是因为本部分将要通过 8 世纪中期这些注释书传入日本的状态, 来对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成文年代进行探讨。为此还要参用另一份目录, 亦即天平宝字七年 (763) 的 “太师家牒”。以下先简述这两份目录的背景。


《大日本古文书》 的编者将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① “类收” 于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三日条下, 主要的考虑应该是推断其为 “五月一日经” 抄写过程中的某一份目录而又缺乏更为明确的断代依据, 因此将其与其他“五月一日经” 的目录收录在一起。所谓 “五月一日经”, 是东大寺写经所于 8 世纪进行的最大的一项写经事业, 是光明皇后为父亲藤原不比等与母亲县犬养三千代祈求冥福而发愿书写, 由于卷末愿文结语为天平十二年(740) 五月一日而得名, 从天平八年 (736) 至天平胜宝八岁 (756) 前后陆续抄写了 20 年时间, 亦称为 “宫一切经” “常写一切经” 等, 其间其他并行的小规模写经事业则被称为 “间写经” 或 “外写经” (临时写经) 等,可见其规模。关于 “五月一日经” 需要抄写经典的来源, 自从皆川完一指出天平六年归国的玄昉与他参照 《开元释教录》 携带回日本的数千卷经典与 “五月一日经” 之间的关联性以来,② 认为 “五月一日经” 主要以玄昉携带经典为底本, 一直是通说, 此后山下有美做出了部分修订, 指出早在玄昉归国前就已经存在大规模的写经计划, 只是在玄昉携带大量经典归国后, 写经所修改了行事方针, 参照 《开元释教录》 重新选定了写经内容,在天平十五年 (743) 又增加了不载于 《开元释教录》 的章疏类、 别生经等内容的写经等, 在抄写过程中有过若干次路线修正, 最终经律论集传部于天平胜宝三年 (751) 书写结束, 五年奉纳于东大寺大佛, 此后的勘经活动又花费了约两年时间, 而律疏的抄写则一直持续至天平胜宝八岁, 最终由于圣武太上天皇去世而中断, 20 年间共计抄写 6000 余部。


目前对于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年代推定, 基本只根据 《大日本古文书》 编者的意见, 推断为 “五月一日经” 某一阶段的工作目录。我们从中抽取 《梵网经》 相关的注释书, 共计有以下八种:


《梵网经疏》 二卷, 上下寂师撰, 六十九张;

《梵网经疏》 二卷, 元晓撰, 七十一;

《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 上卷, 晓公造, 卅;

《梵网经疏》 二卷, 胜庄师, 八十六张;

《梵网经疏》 (私记) 二卷, 寂法师, 八十九张;

《梵网经古迹》 一卷, 廿三;

《菩萨戒本持犯要记》 一部, 元晓师, 八纸;

《梵网经疏》 五卷, 智周师撰, 一百四十五张。


这八种书目的书写时间可参见天平胜宝三年九月廿日的 “写书布施勘定帐” ( 《大日本古文书》 卷一二, 第 42 ~ 60 页), 其中有 “ 《梵网经疏》 二卷寂法、 《古迹》 一卷、 《私记》 一卷、 又疏二卷元晓、 又二卷胜庄、 又二卷寂”, 可知这八种著作中的六种是在此之前抄写完毕的。元晓的 《菩萨戒本持犯要记》 并非 《梵网经》 的注释书, 因此其抄写时间与这一批注释书并不一致也是理所当然。所以这里的问题在于, 为何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中出现的智周疏, 并未出现于天平胜宝三年的 “写书布施勘定帐” 上。我们可以先推定智周疏与这一批 《梵网经》 注释书并非同期抄写,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这里的分批次抄写是否有其他背景原因。在解释这一问题之前, 可以先与天平宝字七年七月一日的 “太师家牒” 进行对照。


这份 “太师家牒” 同样是一份经典目录。时任太师 (藤原仲麻吕)为了在自家抄写一切经而向东大寺写经所求借底本, “太师家牒” 是将与本次经典借出与回收相关的记录集结而成的文书,① 其中涉及的 《梵网经》 相关书目如下:


《梵网经疏》 二卷 元晓师撰 律杂一 十七;

《梵网经疏》 二卷 胜庄师撰 杂一;

《梵网经疏》 五卷 智周师撰 律杂一 十七;

《梵网经戒本私记》 上卷 元晓师撰 杂二 十七;

《梵网经古迹记》 青丘沙门太贤举 杂二;

《梵网经上卷疏》 一卷 晓公 杂二;

《菩萨戒本持犯要记》 一卷 元晓师撰。



将 “太师家牒” 与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相比较, 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是在 8 世纪中期的日本, 除了法藏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外的注释书几乎都传入了日本; 其二则是智周疏在 751 年 ( “写书布施勘定帐” 的时间点) 未能确认抄写, 而在 763 年 ( “太师家牒” 的时间点)则与其他 《梵网经》 注释书同样被收录于 “律杂一” 这一分类下保管。夹在这两者之间的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推定 753 年), 则将智周疏单独归类, 并未与其他 《梵网经》 注释书收录在一起, 解明这 12 年间对智周疏的态度变迁, 有助于理解这期间发生了何等变化。


问题在于, 根据 《唐大和上东征传》 的记载, 将智周的五卷 《梵网经疏》 传入日本的是鉴真。而鉴真登陆大宰府是天平胜宝五年 ( 753)末, 于次年二月入京, 其广为人知的戒坛院授戒则发生在天平胜宝六年四月。假如我们相信 《唐大和上东征传》 关于鉴真带来经典的记载, 那么显然将记录有智周疏的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类收于天平胜宝五年是不合适的; 而假如我们在正仓院文书中继续追寻智周疏的踪迹, 则会在《大日本古文书》 卷十一的 “经疏请返帐” ( 《大日本古文书》 卷十一,第 256 ~ 262 页) 中看到它。这同样是一份关于经典出纳的记录, 由于经历多次借出与回收, 其中的记载是 “ 《梵网经疏》 五卷 (中略) 右, 唐僧法进□□□ (三字阙文, 根据上下文当补 ‘师书者’ ), 以七岁正月十七日返送已讫”。天平胜宝七年至九年改 “年” 为 “岁”, 这是仿照开元年间改 “年” 为 “载” 的纪年方式, 因此这里的 “七岁正月十七日” 正是天平胜宝七岁的正月十七日; “唐僧法进” 则是鉴真的弟子法进, 他在鉴真之后继任第二代戒和尚, 是鉴真僧团的重要构成人物, 在渡日初期致力于教化日本僧侣, 他于天平宝字五年 (761) 撰写的 《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 是难得的 8 世纪中日交涉史料。因此, 法进于渡日初期抄写了智周的五卷 《梵网经疏》 这一事实, 足以作为 《唐大和上东征传》 的旁证, 证明智周疏是由鉴真一行传入日本的。


如此一来, “奉写章疏集传目录” 的成立时间也可压缩至 755 ~ 763年, 此前将其类收于天平胜宝五年是不够妥当的, 但是此前将其视为“五月一日经” 抄写作业的阶段性目录这一推断, 大体无误, 甚至可以进一步确定其为 “五月一日经” 最末尾阶段的目录。明确这一时代推定,对于此后进一步探讨 “五月一日经” 抄写工作, 与这一目录相关的周边文书的年代推定等方面的研究展开, 都是有益处的。


然而, 确认智周疏是由鉴真僧团带来日本的这一事实, 其意义并不止于此。我们需要结合前述法藏疏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在 8 世纪中期尚未传入日本这一事实, 才能更明确地认识到这些事实背后展示出的 8 世纪前后东亚书籍流动与知识往来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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