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生不愿生？委员建议建立国家生育支持基金，开设3个月到2岁的社区保育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就将这份有热度的建议带到了全国两会上， 并为生育友好提一些金点子。

对于新生儿出生率降低，朱同玉是有深刻体会的。 2012、2013年，他在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做院长的时候，一年新生的孩子约有6000个，最近一打听，这个数字降到了八九百个。

这让他不得不提一提生育这件事。朱同玉认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生育率的提升是国家的整体目标， 国家明确提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 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 并明确了四大任务和十三项具体举措。

在参加全国两会前，朱同玉专门和周边人聊了聊，当了解到复旦社会学有学者在研究生育问题，他兴奋地将研究报告拿来做参考。

在调研的过程中，他也了解了身边的人不敢或者不愿生二孩的真实原因。“现行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朱同玉举例说，比如 当前婴幼儿照护仍以家庭为主，普惠型托育服务供给不足，价格高于居民消费能力， 家长“送不起”“不敢送”。 特别是对于半岁至2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这使得职场女性面临的育儿压力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在他看来，一些女性不敢生娃，主要是害怕职业生涯发生断层，现在的职场日新月异，如果离开职场2年以上，再回去会面临一些困难。可以说， 就业支持不足，导致女性生育损失难以保障。 这是因为企业独自承担延长生育假及新增育儿假的成本，因缺乏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导致用工成本攀升，进而加剧了女性在职场上的就业歧视现象。男性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不仅时间短，而且在执行上也存在诸多困难，这无疑加大了性别平等就业环境建设的难度，任务依然艰巨。 生育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窄、待遇水平低，难以有效保障女性生育经济和职业发展。

在调研中，还有一些年轻人告诉他，自己只要在网上刷到一条说生育不好的信息，算法就会不断地推送相关信息，铺天盖地地“洗脑”，无形中形成了信息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