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专辑 05丨夜的孩子：《读书》编者手记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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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丨 汪  晖

编完的稿子静静地躺在桌角，等待着发排。我开始翻阅读者的来信，厚厚一摞，来自天南地北。有年轻的学生，有年迈的老人，有乡村的教师，有我无法断定他们身份的读者。我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辨别出各种各样的声调和音色：激昂的、沉静的、欢喜的、惶惑的、思辨的、愤怒的、回忆的……我忽而觉得，《读书》杂志就像一张桌子，它被放置在围着它坐在一起的人之间，于是，那些从未聚首的人们、那些完全陌生的人们，因此有了联系，因此有了可以测量的距离，因此有了生发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声音的场所。我记得一位哲学家的话，她的意思似乎是：共同的世界存在于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和评判的标准的；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

汪晖在《读书》编辑部

就在不久前，一位作者在《读书》上呼吁“让争论浮出水面”，这意思似乎是让不同的声音同时鸣响，让人们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辨别各自的位置、视点和含义。倘说学者和文化人喜欢含蓄，那么，《读书》的广大读者其实早就在实践这条原则。“家鸡野鹊，各有殊音”，庄子说得何其好呵！倘若有一天，人们之间的世界失去了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力量，那将是何等的怪异。那位哲学家形容说：“这种情况……就好比在一次降神会上，一群人聚在一张桌子的周围，然而通过某种幻术，这张桌子却突然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两个对坐的人不再彼此分离，与此同时，也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这是现代世界的最终的命运吗？也许是，但我不愿意。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揭示阻碍我们正常交往的那些力量吗？我们难道不是应该了解我们看待世界时的偏见吗？当我们指责别人声音刺耳的时候，不是应该测量一下我们自己的分贝吗？喧嚣固然不好，但我们不是早已厌倦了那长久的、令人压抑的沉默，我们不是早已懂得了自由的真谛并承认异端的权利吗？

当代世界的变化如此剧烈，以至倒退二十年，我们谁也不能预料今天的情景。我们听惯了智者的言辞，今天终于能够知道智慧的限度。为了探索这个世界的变化，为了理解我们的命运，我们能够做的，也许就是倾听不同的声音。许宝强先生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重读布罗代尔的历史资本主义，他听到了那些既定的陈说和理论在历史风浪中碎裂的声响；甘阳先生通过重新阅读伯林的理论，再一次阐述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以及一元论的限度；包华石先生往来于中西之间，从绘画的历史中读出了历史所加于我们的厚障壁；……车臣往事、赵树理的故事、丹东与妓女，还有曾如流星飞过的高长虹……我本以为他们早已消失于时间的黑暗隧道之中，但这些历史的旧影如此地依恋这个并不那么明亮的世界。在这静静的夜中，我庆幸还有这样的人们，他们愿意在喧嚣的世界里，探幽烛微，为我们共同的、充满了矛盾和歧异的世界提供层次分明的背景。在联系着我们又分离着我们的桌子上，我们又多了一些话题和记忆。

去年雪花飘落的时节，朋友们就在议论《读书》创刊二十年周年的事情。深冬的夜气中，是回忆的气氛。一九七九年四月，正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期，《读书》的前辈们开始了他们的编辑工作，从那时至今，已经有了几代作者和编辑，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生命。《读书》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读书无禁区》开天辟地，从此《读书》和她的几代作者们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辛勤耕耘了整整二十个冬春，书人书事、书里书外、古书洋书、新书旧书、大书小书，无所不谈。即使最为动荡的岁月，《读书》杂志也没有停步。“读书无禁区”表达的是一种自由的思想，一种怀疑的精神，一种不设定任何先决条件的探索。《读书》没有自己的门派，她毋宁是一张圆桌，让围坐在周围的人们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真实地反映那些有关社会、历史、思想和文化的思考、感触和追忆。分歧杂陈，新旧云集，但也恰恰因此，《读书》成了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变迁的小小的见证。

《读书无禁区》的手稿，原题《打破读书的禁区》

改成《读书无禁区》发表后，赞成的人很多

《读书》杂志云集了海内海外几代学者和文化人，旧传统和新思潮，纷纭于一身，但她的身影，却更像一位上下求索的青年，倾听着身外和身内的召唤。每月一册，迄今二百四十期，一万余篇文章，铺展开了她二十年的旅程。压抑和解放交替，念旧与决绝并存，理性与感情冲突，爱憎纠缠之后，是劳顿中的重新崛起。一个年轻人的回忆却如此悠长，一个饱经沧桑者的呼唤却如此激昂——风云际会、波浪滔天之后，惟有诚实的工作是牢靠的；心未苍老，感情没有枯竭，冷静的态度从不改变，丝丝缕缕，牵系着过去和现在的时光。沉思的老者、热情的中年、思乡的游子、恋爱中的妇女、痛苦里的青年、冷眼的权势、热闹的诱惑，以及对这权势的反抗和对诱惑的拒绝，都围绕着短短的二十年而展开，鲜活地呈现为一段历史。

经过几代人的工作，《读书》如今拥有十余万订户，更多的读者。人们阅读她，是因为她的激情、她的思索、她的矜持、她的顾惜、她内含的痛苦与欢欣、她的不安、惶惑和倔强的求索，一一流淌着那些极想有为、怀着热爱的人的血脉。……作者们的态度是坦然的，他们已经习惯于命运的反讽，读者们的眼睛是明察的，他们分享着《读书》的快乐和辛酸。这里没有英雄的姿态、勇毅的豪言，在辛勤和寂寞中劳作，跋涉者深知一篇文章、一份杂志的有限。年轻的心怀着渴望，又把这渴望写在纸上，希望我们能够表达他们的心声；年老的长辈谆谆告诫我们，应该照顾更为广大的读者，务必让文章更为畅达易读；诚实的学人坦言求知的艰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里还有许多艰难的学问……作为编者，我们每一天都感受着他们的宽容和爱惜，感觉着一份切实的责任，一份无言的内疚。

二十年，希望，回忆，期待，思考——岁月流逝，一代又一代，新的生命还会萌发，新的思想还会抽丝。我们希望的，是让这严肃思考、认真求知的心永远年轻。我们感谢的，是为这永远年轻而奋斗、贡献过他们的青春和生命的一代又一代作者和读者。我们祈祷的，是让我们的自由思想与寻求正义和美的决心茁壮成长，不再遭受践踏和摧毁。我们拒绝的，是哗众取宠的招牌和冷眼背后的非难。

“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是从一位病重向癒的老者心底里挣扎而出的声音，我把它写在这里，月光底下，献给那些给我们鼓励、批评和支持的年轻和年老的男人和女人，献给那些在我们身边默默劳作和注视的朋友，献给那些远在天涯却怀着顾盼的游子，献给那些病中的、在生命的最后乐章奋斗的我们的作者和读者，献给那些为《读书》的成长和生存贡献毕生心力的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的人们。

不息的歌吟是为着生者和他们的生存，但也是对于过去的生者的祭奠和怀念。《读书》是连接这些生命的桥梁。

这是这个世纪的最后的春天了。

十多年前的春天，我奉命匆匆地赶往陕西崇山峻岭之中的一个县城。那个县人口四十万，人均土地面积不足四分，而且很多是坡地。不记得具体的时日了，但那天山里布满了温暖的阳光，我和县里宣传部的杨部长在山道上骑自行车，走S形，抵达了海拔一千八百米的那个乡。一九八七年，一场暴雨不但冲走这个乡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且也冲毁了这个乡惟一的一所小学。我到那里时已经是暴雨之后的第三年了，小学没有恢复，水渠没有重修，倘若再来一场大雨，后果是不难设想的。乡里的干部告诉我说，土地承包了，没有人愿意为公共设施出工；山也承包了，修复学校和水渠需要的石头都在各自的地界，农民们不愿意别人到自己的山上来采石。

离开县城——其实只是两山之间的一条街而已——时，杨部长登上了他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他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我那时已经阅读了反对赌博（赌博成风，农民家庭纠纷不断）、反对迷信（极短的时间内建了数百所庙，供奉山那边来的神仙，不但花了钱，而且也占用了可贵的土地）的材料，知道“社教”的抽象语言说的其实是些具体的事儿。到了那里，我渐渐明白这回的“社教”是向农民讲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其中内含的土地公有和承包经营的思想动员农民准许别人去自己承包的山上采石，并积极参与重建小学、水渠和其他公共设施的工作。挑石头，垒水渠，那活很累。休息的时候，我坐在树下喝水，遥望无边的山峦。夕阳在山顶辉耀着，大片的板栗快要成熟了，毛绒绒的，你没法把它们与北京街头叫卖的糖炒栗子联系起来。当天的晚上，我们召集乡干部开会，杨部长斜靠在椅子上，一边将汗湿的背心卷到胸口，一边用陕南的方言对乡里的干部说：“社会主义好比裤腰带，只要一提，裤腰、裤裆全起来！”听得我为之一振：我这才明白“社会主义”在这个山里指的是什么。

今天的山阳县城，与30年前判若两城

与大多数东欧国家在一九八九年巨变后走过的集体农庄的解集体化道路或私有化道路不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并不是私有化的过程。几个月前，《读书》曾经发表过美国学者凯瑟林·弗德瑞的文章，她生动地描述了罗马尼亚的解集体化或私有化不但造成了罗马尼亚土地的贬值和农业的彻底破产，而且也在原有的社会权力基础上创造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体制和食利者阶级。我曾经就弗德瑞教授的问题请教一位罗马尼亚的朋友：你们有什么办法摆脱这样的困境呢？他摇了摇头，茫然地说：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拯救，当然最好是欧盟让我们进去。我看不到别的道路。此后，我到了波兰，那是东欧国家中惟一一个没有经历农村集体化过程的国家。也由于这一点，波兰的转轨比其他东欧国家顺利一些，从而获得了西方媒体的交口称赞。然而，十多年过去，波兰正由于它的备受称赞的私有农业而被欧盟拒之门外，因为西欧国家早已是大规模的农业产业了。一位波兰的朋友说：原先他们赞扬我们的私有农业，现在他们说我们“封建”！那会儿不知怎么的，我就想起了前面描述的那一幕，因为中国的农村改革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但也同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多年来形成的农村债务结构之下，若真的推进土地私有化道路，我们会不会又走成一条“重新封建化”的道路呢？

我们置身于一个新的国际经济体制和国内经济体制之中。在人类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试图用市场经济笼罩全部生活领域的时代。三农危机激发起了各种讨论，也让各种各样的药方粉墨登场，那些药方中好像有不少就是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已经试过而终于深陷危机的道路，例如土地私有化。李昌平执拗的追问是对这些药方的质询，他一次次地颠覆我们的估计和判断。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给出解决困境的药方，但我确信：他的追问，连同我们已经发表、正在发表和将要发表的相关文章一道，试图打破的既是旧的计划经济的迷信，也是新的市场经济的迷信。在这个质疑之中，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条植根于大众生活的民主道路、一条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发展之路。

那也是一个能够提起裤裆和裤腰的裤腰带吗？

今年六月十一日的早晨，阳光和雨水交替地照临滇西北的其茨顶村。讨论会休息的时候，在那个宽大的藏式建筑的二楼走道上，一个头上扎着红色的带子、穿着很像当地人而又透出山外的气息的年轻人向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说曾和诗人萧开愚一道来三联书店二楼咖啡馆与《读书》的朋友们聊天，现在德钦附近的明永村做小学老师，已经快两年了。也许是高原日照的缘故，他的脸色和表情渐渐地融入当地人的世界，我无法从这张充满高原气息的脸上找回咖啡馆里的记忆。我问他来这里的感受和所做的工作，他的回答是：度过了开始阶段的心理危机之后，慢慢地进入了村民们的世界；他一边教书一边读一些藏传佛教的资料和著作。最难的，他说，是心理的适应。

他的名字叫马骅。

六月十二日上午，我们一行人分乘两辆车往梅里雪山方向驶去。中途，马骅从另一辆车上下来，坐到我的旁边，详细地给我介绍窗外一一掠过的地方。回想起来，在他的讲述中，有三件事情让我记忆最深。第一件事情是对藏民转山的描述，他显然被那个壮阔的场景震慑了——在叙述一望无际、起伏不断的转山人流时，我们正穿过海拔接近四千四百米的白茫雪山山口，群山被升腾的雾气缠绕，而他的眼神发亮、神情亢奋。“每一个转山的人都见到过一个人，他转了三十六圈，每圈至少要十来天！”那叹服的语气中有一种神秘感，仿佛在召唤对于卡瓦格博神山的敬畏。我不由得想：这个在上海求学、在北京工作，而后辗转来到雪域高原的诗人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呢？第二件事情是他对当地教育状况的关心。行至某一段山道，我们看见另一侧的山腰上有一个孤零零的建筑，他告诉我说，这是一对藏族兄弟自己出资为附近的村民们办起的学校；他们缺乏支持和资金，但已经支撑了几年了。那个干涸的山腰上没有别的植物，唯有一根细长的管道从极深的河道中探出头来，象征着某种渴望，也预示着某种命运。他没有介绍自己任职的学校，我后来从报道中得知，那个学校仅有两位老师，他是其中之一。第三件事情是关于在虎跳峡可能兴建水坝的事情。那会儿我们正路过一个规模不小的镇子，看着那些参差不齐的建筑群，他说：如果虎跳峡真的修了水坝，这个镇和周边的地区也将被淹没。他神色黯然，而语调仍然是平静的。

抵达德钦的当晚，我沿着县城的主街道闲逛。在一个街心的空地，一群藏族的小伙子和姑娘在弹琴跳舞，周围渐渐地有一些欢乐的人群。这是个周末。我在人群中见到了马骅：他还是头上扎着红色的带子，略长的头发随着他的舞步在暮霭和街灯中晃动，身体在节奏分明地起伏。我也跟着试了试，找不到步点，从两边闪动的善意的笑脸上，我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多么笨拙。这个节奏、步点和身体的晃动提示着舞蹈的参与者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距离。我退到路边的暗影里，看着这个舞动的人群和那个头系红带子的年轻人的快乐的身姿，忽而想到他前一天所说的初来时的心理危机——从那时至今，他已经穿过一个长长的隧道。“穿过那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了。”——这是川端康成的著名小说的开头。

2004年6月与藏族青年座谈

也许就是在那时，我的职业习惯抬头了：他以后能不能给《读书》写点文章，写点有关这个离我们既近又远的世界的故事呢？在休息的时候，我问他能否通电子邮件，他回答说：去年村里接了电话线，现在能够上网了，只是速度极慢。第二天，他没有和我们一道去冰川，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匆匆离去——回他的村子去了。

几天之后，我回到北京，给他写了一个电子邮件，希望他有空记着为我们写点东西。但几天过去了却没有回音。又过了两天，我接到一个朋友从中甸打来的电话，说那个虎跳峡大坝的计划仍在进行之中；这个工程一旦上马，当地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文化遗存都将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中。高速发展的经济导致电力的过度需求，而水电开发又是解决电荒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修筑大坝对生态造成的长久破坏已经为无数的经验所证明，从鱼类到植物、从河床到气候、从水质到疾病传播、从引发地震到安置移民，其中的灾难性影响不胜枚举。一九九六年，美国学者P. 麦卡利（P. McCully）出版过一部题为《沉默的河流》的著作，在许多朋友的努力下，这部著作以《大坝经济学》为题在中文世界出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我真是希望许多关心生态问题的朋友们读一读这部著作。根据作者提供的截至一九八六年的数据，中国的大型水坝拥有量高居世界第一，为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座，而位居第二的美国的大型水坝拥有量仅为五千四百五十九座。在此之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修筑水坝的数量、规模、资金投入和牵涉的移民数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拟的。这位朋友的焦虑让我想起了第一个告诉我有关虎跳峡水坝的马骅和那个人口稠密的、可能被淹没的小镇的命运。

P. 麦卡利《大坝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

于是，我问这位朋友是否和马骅谈过这件事情，因为他一定会关心的。电话中先是片刻的停顿，而后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一天前的傍晚，马骅到城里询问有无可能将宽带网接到村里去，在搭车回村的路上，他随车翻入湍急的澜沧江中，从路面到江面的垂直距离有八十多米。一位目击者曾在一瞬间见到过江面上晃动的一只手，那是马骅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召唤。

那是在我们分别之后的第五天。从那时至今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那封短信至今没有消息。此刻，我又坐在灯下编着新一期的《读书》——这一期的《读书》有几篇讨论城市的文字，与这里所说的边远乡村相距遥远。但在这个潮湿的夜里，我总想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寻找联系，就像那个头上扎着红色带子的年轻人要把网线接到他的村子里一样。有谁能够否认，反复拆建的古都与沉默的河流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就是：如何对待发展？为什么要讨论生态？我还依稀记得：这两个问题正是几年前一群知识分子在《南山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它依然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