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新闻如何塑造参与行动：政治心理的视角

媒介的公共性是政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媒体接触”（media exposure）主要指人们暴露在媒体下的频率（Brown & Wilkes，2014）。“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公民为达个人或组织的目的，以自愿参与或组织动员的形式，透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试图改变或支持政府相关行政事务或政府决策的行为（李淑萍，2015）。关于媒介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是新闻传播学科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面向，现有研究主要证明了媒介接触对于政治参与行为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媒体接触对于政治参与所产生的间接性影响，主要通过影响政治功效感、政治知识等因素来实现（Brown & Wilkes，2014）。随着人们信息接触渠道越来越多，媒介的政治作用机理也更加复杂，媒体接触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还会有哪些中间因素起作用？它们又如何影响这一过程？本研究选取“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政治疏离感”（political alienation）、对网络规制的态度（awareness and attitude towards Internet censorship）三个与政治心理相关的变量进行考察，寻找解释以上问题的路径。中国特有的媒体体制与政治制度，是否在这些路径当中，存在自身的特色？同时，大学生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是未来政治生活的主体，在当代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是否受到这些心理因素的影响？

（一）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参与

Verba（1972）将政治参与形式分成四种：（1）公民主动的接触（citizen initiated contacts）；（2）合作活动（cooperative activity），如筹建组织解决社区问题；（3）投票（voting）；（4）竞选活动（campaign activity）（转引自李淑萍，2015）。中国现阶段政治参与有其自身的特点，包括：集体性参与呈增长趋势，功利性经济参与成为主导，民主性参与发展迅速，网络成为了政治参与主要形式之一等（李元书，2013）。蒋研川等（2013）认为，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内涵是“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了解、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参与政治生活，影响公共事务的决定和政府决策的行为”，包括政治参与意识（参与意愿）与政治参与行为（言论参与、接触参与）。本文在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的定义和测量中，也主要是从政治参与行为的角度出发。

（二）媒介接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多数学者从不同信息类型及不同媒体类型的接触行为来探讨对政治参与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同时，接触不同类型的媒体信息对于政治参与也有着不同的影响。现代社会中，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组织和参与集体行动。基于文献回顾，媒体对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获取政治信息的过程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对培养政治态度和政治资源，以及获得政治知识等过程起着间接作用（Brown & Wilkes，2014）。其中，政治相关新闻报道的作用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新闻更加直接。因此，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假设1（H1）：政治新闻及相关新闻报道的接触频率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三）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包括民众对于官员制定政策与规划是否考虑民意、官员的可信度以及官员的操守等面向（陈陆辉，2002）。政治信任反映了民众对于政府权威和政治机构表现的评估（Brown & Wilkes，2014）。中国民众对于政治信任的理解除了包括对政治制度、政策实施、政府绩效等方面之外，还包括对我国的政治文化的认同、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这其中包括媒体对于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塑造。

中国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感折射了新一代年轻人对政治体制、政府、政府官员的信赖程度，较高的政治信任能够增强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兴趣，使民众相信政府及其相应的制度可为公众福利服务，相信在与他人交往时可受到制度的保障而免受伤害，从而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李春梅、牛静、翁林，2014）。而较低的政治信任则有可能引起政治犬儒主义（political cynicism），使得民众对政府抱持负面情感，从而逐渐疏离政治生活（Miller, 1974）。综合中西方文献，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2（H2）：大学生政治信任感越高，政治参与行为越积极。
假设3（H3）：大学生政治信任感越低，越有可能发生政治疏离。

此外，接触较多的政治新闻，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群体的政治信任？国外研究者关于媒介和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媒介抑郁论和良性循环论。在社交媒体、自媒体发达的今天，人们通过对比网络内容和传统新闻内容，极易产生对模式化新闻的不信任甚至反感（李春梅、牛静、翁林，2014）。另一方面，媒体只突出“正能量”的做法会使人们觉察到新闻报道的片面性，认为真实世界和媒介事件具有较大差异，从而产生不信任感，这种对媒介的不信任会蔓延至对政府的不信任。

研究问题1（RQ1)：政治新闻与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感是否相关？

（四）政治疏离感

政治疏离感（political alienation）主要关注政治领域的微观个体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和倾向（王蕴嶠、沈明明，2011）。现有的中外文献主要是从政治疏离感的概念、来源、维度和成因等几个方面进行的理论论述。

大多数学者认为政治疏离感的来源是Seeman（1959）在《论疏离感的意义》（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中所提到的“疏离”（alienation）的概念——个人感觉对于社会关系、时间的无力控制或无法理解并无法预测，个人感觉与社会格格不入，导致自我价值的丧失。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国媒体在政治相关新闻报道上，尤其是重大政治改革、国家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框架、话语、立场都较为统一，观点也往往不会有较大差异，这可能会导致民众对于政治相关议题的敏感度降低，进而减少对政治的关注，产生政治疏离感。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4（H4）：大学生的政治疏离感可以反向预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行为，政治疏离感越强，政治参与行为越少。
假设5（H5）：大学生对政治新闻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导致政治疏离感。

（五）对待网络规制的态度

随着互联网的逐步兴起，中国对于网络的监管和规制也逐渐加强。Bamman、O’Connor和Smith（2012）发现，中国通过“防火墙”对网络进行规制，主要存在四种规制方式：网络过滤（network filtering）、搜索过滤（search filtering）、聊天规制（chat censorship）、博客规制（blog censorship）。Initiative（2009）、MacKinnon（2009）和Crandall等（2007）也指出，中国国内的网络规制已经非常的碎片化（fragmented）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政府通过网络路由器的多孔网络（porous network）进行“黑名单”（blacklist）词汇的过滤（Bamman，O’Connor & Smith，2012）。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发言，尤其是与政治相关议题的探讨，也被认为是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参与形式。Shklovski和Kotamraju（2011）的研究表明，网络规制会使用户对在网络发表内容的热情降低。

对网络规制的不同态度会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越支持规制的民众越是相信政府的监管治理可以帮助杜绝不良网络环境，对于网络规制的支持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行为。而对网络规制持不支持态度的民众，会认为政府进行网络监管是为了阻挡民众了解某些政治运作的真相，进而产生了不信任感，便更容易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产生疏离。也就是说，对待网络规制的态度与政治参与、政治信任和政治疏离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我们提出：

研究问题2（RQ2）：政治新闻接触是否会影响大学生对网络规制的态度？
研究问题3（RQ3）：大学生对网络规制的态度是否能预测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程度、政治参与和政治疏离感？

基于以上推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关注政治新闻接触、政治信任、政治疏离感、对网络规制的态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图所示：

（一）抽样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广州大学城的大学生。抽样方法采用类PPS抽样，有效问卷495份。

（二）测量

“政治新闻的接触”主要询问了包括对不同媒体政治相关新闻的接触、使用、讨论等方面，分数越高，表明政治新闻接触频率越高。

本文的测量不仅针对政府和制度的信任，也包括对领导人的信任。所以，本文的政治信任测量，结合了中西方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从政治决策、官员言论、政府计划、官员廉洁程度等方面对调查群体进行询问。该部分正式调查的Cronbach’s Alpha值为.68。值得说明的是，政治信任的分布呈严重的负偏态，由于数据分析采取了路径分析的方法，要求变量呈正态分布，因此我们对政治信任进行了纠偏处理，对政治信任的反向取值。因此，为了解读方便，我们在后文图表中，将“政治信任”这一变量标识为“政治不信任”。

关于“对网络规制支持的态度”，设置了19个题项的里克特量表（1～5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通过因子分析，该部分主要有四重维度：国家形象与安全、对网络规制的认识、对规制限制的认知以及网络信息信任程度。这一变量的分布呈严重的负偏态，我们对其进行了正态化处理。

关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请见表2。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需要进行路径分析。在进行路径分析之前，本研究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皮尔森积差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下表：

以政治新闻接触为自变量，政治参与为因变量，政治不信任、政治疏离感、对网络规制的态度为中介变量。Mplus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数良好，因此总体模型可以接受。模型中各项具体参数如表4和图2所示。

模型显示，政治新闻接触会对政治参与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假设1（H1）得到验证，而且这种作用是在控制了政治疏离感、政治不信任、对网络规制的态度这几个中介变量的作用之下仍然显著。这说明，一方面，政治新闻接触会通过影响政治心理因素（疏离感和政治信任）而间接影响政治参与；另一方面，政治新闻接触仍然对政治参与有着直接的、显著的促进作用。

接触政治新闻会增强大学生的政治疏离感，加剧他们对政治的不信任，这两点发现回答了研究问题1，并且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H5）。目前的政治新闻传播形态并未对大学生群体起到有效的作用，反而使得大学生群体希望远离政治生活。固定的传播模式和新闻框架使得大学生群体对政治的不信任感增强，对政治相关议题的敏感程度降低。

政治疏离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假设4（H4）没有得到支持。但在相关分析中，二者呈现负相关，能够表明两者间有负向关系。二者关系在整体模型中并未显著，这表明由政治新闻接触所带来的政治疏离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较小，其解释力被政治不信任、政治新闻接触本身所挤压。政治不信任对政治参与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这一点与我们的研究假设2（H2）恰恰相反，在后文会有详细讨论。政治不信任对政治疏离感虽然在路径分析中不显著，但二者在相关分析中呈现正相关，表明政治不信任和政治疏离感具有相关性。

政治新闻接触带来了对网络规制态度的显著变化，这意味着，大学生看政治新闻看得越多，越不支持政府对互联网的规制。换而言之，大学生在接触政治新闻后，反而希望通过互联网获取更多的信息来了解政治，这或许与大学生由于政治新闻接触产生了政治不信任感有关。由此，研究问题2得到回答。对网络规制的支持，与政治信任相互关联，最终会影响政治参与，表明对网络规制的支持是重要的中介变量，但是对网络规制的支持却未能与政治疏离感和政治参与产生直接的显著相关，研究问题3得以回答。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对政治新闻的接触对政治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政治新闻能够传播政治知识、报道政治事件，增强受众的政治认知，直接促进政治参与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新闻报道的模式化、正负面新闻报道不平衡，大学生对政治新闻的接触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政治信任，增加了对政治的疏离感，强化了他们对网络规制的反对，这一系列发现均反映了当下政治传播实践的效果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并不理想。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政治新闻需要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接受能力和政治偏好、平衡“宣传”和“报道事实”之间的关系、平衡报道“正能量”和揭露“负能量”之间的关系，突破模式化、统一化报道的局限，体现新闻的客观与中立，建立政治新闻报道本身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