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学术 | 关中唐代双室墓的形成与演变——兼论咸阳苏君墓问题

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关中地区出现了一批双室墓。当时关中墓葬主流形制为平面呈甲字形的长斜坡墓道方形单室墓，双室墓与之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由前后两个墓室构成，墓室间有甬道连接。唐代双室墓流行时间短，数量稀少，规模宏大，墓主主要为高官、显贵。

作为一类形制特异的高等级墓葬，双室墓自然成为唐墓研究的焦点之一。相关著述中，最具针对性与代表性者应属齐东方与程义的论文。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1]与《双室墓葬与唐代政治》[2]两文，通过分析双室墓墓主身份与当时政治背景，总结出双室墓的使用经历了“由褒赠功勋到显示权力的演变”[3]；程义《西安地区唐代双室墓葬研究》[4]一文则对唐代双室墓进行了分类，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双室墓的形成与消失、双室土洞墓的性质等问题。

双室墓研究之成果有目共睹，不过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拟在唐代砖室墓使用制度确立背景之下，探讨双室墓的出现与演变，并就咸阳苏君墓问题提出新看法。

唐代双室墓的产生，与唐代砖室墓使用制度的确立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宿白[5]、齐东方[6]指出，唐代关中地区砖室墓的使用与墓主身份挂钩，安史之乱以前砖室墓墓主一般为三品以上官员或贵族，这点已为学界广泛接受。这套墓葬等级制度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其逐步形成之过程，恰也为双室墓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在讨论双室墓问题之前，欲先对关中唐代砖室墓使用制度形成的背景与过程略作探讨。

周、隋两代，关中一带以土洞墓为绝对主流，这种现象始于北周。据考古材料可知，北周时期上自帝王，下至一般官吏，普遍使用土洞墓，唯李诞、安伽等来华外国人使用砖室墓[7]。土洞墓在关中大行其道，并非继承本地既有墓葬文化的结果，很可能与北周政权干预、整顿丧葬活动相关，其原因或应结合当时关中政权相对贫弱这一大背景进行考察[8]。

在墓葬面貌方面，杨隋之于北周，继承大于改易。经报道的关中隋墓中，土洞墓仍是绝对主流，用砖室者仅见潼关税村墓一座[9]（图1）。潼关税村隋墓等级高，墓葬平面呈圆形，形制较为特殊[10]。仅凭此一例，尚难断言砖室墓的使用在隋代已具明确等级意义。

图1  潼关税村墓剖视图（根据《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图四改绘）

土洞墓可以满足割据政权一时的需要，但对于大一统王朝而言终究显得过于简陋。李唐立国以后，逐步将砖室墓纳入等级序列，可被视作对于周隋墓葬制度的改造。细究之，这一变化应属关中墓葬文化独立演进之产物，未见外来影响。

从技术层面看，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砖室墓的使用其实未曾中断。目前发现的关中北魏、西魏墓数量不多，其中北魏杨舒墓[11]、西魏初年的姬买勖墓[12]等均用砖室；而在土洞墓大行其道的北周、隋代，仍有上文提及的李诞墓、安伽墓、潼关税村隋墓[13]等砖室墓实例。由是观之，唐代关中砖室墓的使用，应被理解为一种本地既有但非主流的墓葬建筑方式被重新纳入丧葬制度，且被赋予了等级意义。

另一方面，唐代砖室墓使用制度之确立经历了逐步形成、完善的过程，同样展现出了独立发展的特点。关中地区已发表的唐高祖、太宗时期墓葬材料中，砖室墓仅见李寿墓[14]（图2）与长乐公主墓[15]（图3）两例。两位墓主均身份显赫，李寿即李神通，为高祖从父弟，位至淮安郡王，死后获赠司空；长乐公主则系太宗爱女。同样葬于太宗时期的两位正三品官员——左卫将军独孤开远[16]与民部尚书戴胄[17]，地位略低于李寿及长乐公主，均仍使用土洞墓。这意味着该阶段有资格使用砖室墓的人群非常有限，可能仅限于皇室成员或一品官员，并未普遍适用于三品以上官员，仍旧处于制度的草创时期。

图2  李寿墓剖视图（根据《唐李寿墓发掘简报》图一五改绘）

图3  长乐公主墓剖视图（根据《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图二改绘）

作为关中唐墓中砖室墓的早期例证，李寿墓与长乐公主墓有一共同特征，即两座墓葬砖券甬道都比较长，以致墓葬最北面的天井直接开口于甬道的正上方[18]。这一现象，恰能为理解唐代双室墓的形成过程打开新的思路。

程义提出唐代双室墓的前室“是在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墓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天井而产生的”[19]，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并不完全准确。唐代双室墓前室的出现，是甬道与天井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增长的甬道，而非天井。已发掘的唐代双室墓中，年代较早的纪年墓有659年尉迟敬德墓[20]（图4）、664年郑仁泰墓[21]（图5）、666年韦贵妃墓[22]（图6）、673年房陵大长公主墓[23]（图7）与684年安元寿墓[24]（图8）。这几座墓葬形制数据等情况可参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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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

图4  尉迟敬德墓剖视图（根据《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图二改绘）

图5  郑仁泰墓剖视图（根据《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图二改绘）

图6  韦贵妃墓剖视图（根据《唐昭陵韦贵妃墓发掘报告》图一二改绘）

图7  房陵大长公主墓剖视图（根据《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图一改绘）

图8  安元寿墓剖视图（根据《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图二改绘）

表1  尉迟敬德墓等六座双室墓形制数据表

（本表长度单位均为米，“尺寸”指平面尺寸，南北长度在前，东西长度在后）

上述墓葬中，尉迟敬德墓、郑仁泰墓与韦贵妃墓是早期特征最为明显的三座双室墓，宜被分为一组。

郑仁泰墓前室很明显是由位于斜坡北端的天井改造而成，这一点在线图中一目了然。

尉迟敬德墓实际与郑仁泰墓非常相似。此墓前室同样位于斜坡尽头，且平面尺寸与天井一致。近年陕西当地考古工作者总结唐墓发掘经验，指出“位于平地的这类唐代大型墓葬的穹隆顶砖室的建造都是先挖大于砖室的土圹，再用条砖砌券砖室的四壁，然后再其上搭木架由四壁之上券拱穹隆顶……之后再填土掩埋再夯实……”[25]由此可见，尉迟敬德墓前室同样应是先挖土圹再起砖室而来，也就是说，该墓前室亦可被视作由位于天井下的部分甬道改造而成，只是受限于发掘条件，前室所在的土圹未得到揭露。

韦贵妃墓采用了凿山为穴的建造方式，整体结构与同时期其他高等级墓葬并无本质区别。韦贵妃墓开有四个天井，前室亦处于“第五天井”的位置，报告文字部分明确指出韦贵妃墓前室采用了先挖方圹再起砖室的建法，只是线图不够规范，未表现这一特征。简言之，韦贵妃墓形制与郑仁泰墓、尉迟敬德墓类似，唯前室面积相对天井稍有扩大。

将以上三座早期双室墓与年代更早的李寿墓和长乐公主墓进行比较，就不难复原唐代双室墓的产生过程：太宗时期，砖室墓这一形制被用于高等级墓葬，打破了北周、隋两代品官均用土洞墓的局面，同时，这一时期砖室墓甬道较长，造成墓葬最北部天井直接开口于甬道上方的现象；高宗时期，上述形制特征得到延续，并在部分墓葬中发展出了将甬道位于天井范围内的部分改建为墓室的做法，尉迟敬德墓与郑仁泰墓是最典型的例子，韦贵妃墓亦可被归入此类。上述三座墓葬前室与第五天井的混淆感，正可被视作双室墓这种形制初创时的特征。程义在论文中指出，“早期双室砖墓带有明显的过渡性”[26]，是合理的结论。

随着双室墓进一步发展，前室独立性愈发明显，具体表现有两点：一为前室面积增大，二为前室与天井的距离被拉开。这两点在年代稍晚的673年房陵大长公主墓中均有体现（图7）。房陵大长公主墓前室与天井的面积差距较韦贵妃墓有所加大，不过该墓简报存在图文不符情形，其中墓葬形制图比例失调，夸大了前室的面积。房陵大长公主墓前室与第四天井之距离远大于天井两两间距，不过仅凭简报似乎不能排除此墓甬道中部还存在一天井的可能。若这种可能性成立，则简报亦夸大了前室与最北天井之间的距离。

通过程义的整理，可见年代晚于高宗时期的双室砖墓，多数属于前室独立性较为明确的一类，不过带有早期特征、前室面积较小的双室墓也偶有出现。684年安元寿墓即是其中典型。此墓可注意的一点在于，其前室不再与第五天井混淆。下文将会提到，太宗、高宗时期墓葬天井数量上限应为5个，武周墓葬中同样未见天井数超过5个的例子。安元寿墓前室独立于第五天井出现，可能正折射出在时人概念里，前室与天井的区别正日益明确。安元寿墓之后，保留早期特征的双室墓还有696年康文通墓[27]与710年节愍太子墓[28]。

目前发现的双室墓中，绝大多数为墓主明确的纪年墓葬，墓主与年代不明者有献陵1号陪葬墓[29]（图9）与咸阳苏君墓[30]（图10）。献陵1号陪葬墓形态接近尉迟敬德墓与郑仁泰墓，此墓前室由天井正下方甬道改建而来的迹象颇为明显，或为早期双室墓之一例。发掘者推测此墓可能在竣工后因天灾而遭废弃。

图9  献陵1号陪葬墓剖视图（根据《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六八改绘）

图10  苏君墓剖视图（根据《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图二改绘）

苏君墓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咸阳机场附近，紧邻武则天母杨氏之顺陵。苏君墓发掘于上世纪60年代初，是一座双室砖墓，全长73米，带有天井7个。此墓前室与天井距离较远，面积亦远大于天井，并附有两小龛。苏君墓发掘前曾受较严重的盗扰与破坏，墓中出土有墓志盖一方而不见志石，志盖上书“大唐故苏君之墓志铭”。

宿白最早将此墓墓主推定为名将苏定方，并认为此墓年代距苏定方卒年——667年不远[31]。这一看法提出后普遍为学界接受，拜根兴进一步从苏定方死时政局、唐初墓志盖书写等角度论证了该观点[32]。

若宿白的观点成立，则苏君墓年代应落在高宗总章、咸亨年间，略晚于664年郑仁泰墓与666年韦贵妃墓，而应早于673年房陵大长公主墓。然而苏君墓规模、形制与这几座墓葬均相差较大。由表一可知，苏君墓全长超出其他几座双室墓不少。其作为一座双室墓，前室独立性非常明确，与郑仁泰墓、韦贵妃墓截然不同。相隔短短几年，墓葬形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难免令人心生困惑。

程义意识到了苏君墓的特殊性，他在双室墓研究中以专门篇幅讨论了苏君墓的形成过程[33]。他利用拜根兴对当时政局的推测，以扩大天井改建为墓室一说解释苏君墓的成因。然而此说似存在瑕疵。假设苏君墓前室是由天井改造的，那此天井与其他天井距离太远，而唐墓天井间距一般相同。况且苏君墓本身就有7个天井，若再加1个则达到8个，而目前所见唐墓中，天井最多者也不过7个。同时，他对苏君墓的认识也与他论文中既有论断存在抵牾之处。是文一方面将使用单墓室的670年徐懋功墓与尉迟敬德墓相比较，指出早期双室墓的过渡性质，即双室墓的等级意义尚未完全确立；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宿白的论断，将苏君墓年代定在667年，并以之为例论证“至少到苏君下葬的年代，双室墓作为一种高于单室砖墓的墓葬形制已经确定下来，并且成为人臣墓的最高级别”，其中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嫌。

苏君墓是讨论唐代双室墓问题时不应绕开的一座墓葬，它的定位会直接影响研究者对双室墓形成过程的认识。综合既有材料看，苏君墓的年代与墓主确有讨论空间。

对于苏君墓墓主问题，并非没有人质疑宿白的论断。卢亚辉即撰文论证此墓墓主并非苏定方[34]。卢亚辉论证的立足点主要有二：墓葬中的木门与墓道壁画中的青龙白虎题材。他列举相关墓例，得出在唐墓中使用这两个因素的墓主主要由宗室与外戚构成这一结论。以此为基础，他推测苏君墓“很可能是一座唐代的驸马墓”，墓主“惟有苏勖可能性为大”。

卢亚辉的观点似存在可商榷之处。

先说木门问题。何月馨对唐墓使用木门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搜集与整理。她指出初盛唐墓葬中木门同样见于大量普通品官墓，且在八世纪后使用人群等级有下移的趋势[35]，可见木门在唐墓中很难说存在等级意义。木门这一设施在关中唐墓中可能并不罕见，只是由于有机质难以保存，造成发现数量较少。针对大型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掘总体更为细致，因此发现木门遗迹的可能性更大，这有可能给研究者造成一种唯宗室或外戚墓葬使用木门的错觉。

壁画中的青龙白虎题材也是卢亚辉将苏君墓墓主定为宗室、外戚的依据之一。然而，在他论文所举诸例中，韦君夫人胡氏、薛莫、高元珪、姚存古、杨玄略等使用青龙白虎壁画的墓主，实难被列入宗室、外戚之行列，占到了文中所举20个墓例的四分之一。

卢亚辉还提到，苏君墓受破坏严重，存在因墓主僭越而被刻意毁坏的可能。苏君墓简报中信息有限，毁墓一说证据尚嫌不足。若此墓确有僭越，则墓主又何以仅限于宗室或外戚？普通品官丧葬逾制并非没有实例，铜川窦及墓[36]即是明证。

要之，卢亚辉以墓葬等级角度切入，论证苏君并非苏定方，而是某位宗室或外戚，然而唐代功臣与皇室成员墓葬之间是否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似乎仍有探讨的空间。不过，卢亚辉也提到天井数量是在苏君墓问题上需要重新考虑的因素，甚是。准确地说，苏君墓在规模与形制两个方面均有可推敲之处。

苏君墓全长73米，规模甚大。有报道的高宗以前唐墓中，规模最大的徐懋功墓全长不过63.75米。已知规模大于苏君墓的关中唐墓仅三座，即100.8米的懿德太子墓[37]、87.5米的永泰公主墓[38]及74.2米的窦孝谌墓[39]，苏君墓的规模超过了71米的章怀太子墓[40]。这几座长度超过70米的纪年墓葬，年代均在705年中宗复辟以后。

苏君墓有天井7个。已知唐太宗、高宗时期关中墓葬中，无一天井超过5个。北周、隋代关中墓葬中，叱罗协墓[41]、潼关税村墓与姬威墓[42]天井数量均大于5个，唐高祖时期的贺若氏墓[43]天井也达到7个。可见唐太宗、高宗时期墓葬天井数量不超过5个的现象，并非出于地方传统或建筑技术限制，很可能缘于该时期墓葬制度设定了天井数量上限[44]。目前所知关中及附近地区天井数超过5个的唐墓除苏君墓外，还有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让皇帝李宪墓[45]与薛儆墓[46]。懿德、永泰、李宪三例均“号墓为陵”，鄎国公主驸马薛儆墓情况也比较特殊，有逾制之嫌[47]。这四座墓葬年代均不早于705年。

由是观之，苏君墓无论在总长还是天井数量方面，都明显超出高宗时期元勋、功臣墓葬，整体上更接近几座中宗复辟后“以礼改葬”的双室墓。与苏君墓形制最接近的例子，为窦孝谌墓，墓主为玄宗外祖父，改葬于先天元年（712年）。巧合的是此墓与苏君墓均位于今咸阳机场一带。换言之，据形制判断，苏君墓年代很可能在神龙元年（705年）以后，而非唐高宗时期。参考与之相近的墓例，可见苏君墓墓主颇有可能也经历过改葬。

苏君墓出土陶俑似乎并不支持以上关于此墓年代的判断。以其中出土时代特征最明显的“天王俑”、“武士俑”为例，前者如苏君墓简报编写者所说，“与李爽墓（668年）出土之天王俑酷肖”，后者亦与665年李震墓出土的武士俑类似[48]。不过，若考虑到苏君墓或涉及当时改葬活动，成因相对复杂，此墓出土年代早于墓葬本身的陶俑也并非没有可能。

这里又要回到苏君墓墓主问题。此墓保存情况一般，以现有信息，仍不宜作出确凿判断。相对而言，苏定方作为墓主的可能性仍旧是最大的，具体有三理由：

第一，苏定方墓确在今咸阳一带。宿白指出苏定方为始平人，而当时始平正属咸阳地界，苏定方死后归葬故里合情合理[49]。拜根兴进一步从《宝刻丛编》翻检出咸阳有咸亨四年（673年）“唐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碑”，并论证了此碑正属于苏定方。

第二，苏君墓陶俑与壁画内容契合苏定方卒年与身份。上文说到，苏君墓所出“天王俑”、“武士俑”年代大约在670年前后，正契合苏定方卒年即667年，以其作为苏定方初葬时带入的遗物至少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同时，宿白指出苏君墓壁画中的列戟图也正符合苏定方生前品级。

第三，苏君墓所出墓志盖的反常情况增加了苏君曾经历改葬的可能性，且亦能应和苏定方生平。苏君墓出土志盖仅书“大唐故苏君之墓志铭”几字，显得过于简单，与一座高等级墓葬格格不入。唐代高官、显贵墓志盖采用“大唐故某君（之）墓志铭”写法者颇为罕见，不过仍有个别案例可资参照。永徽四年（653年）吴王李恪墓志[50]与咸亨元年（670年）右监门卫大将军斛斯政则墓志[51]，志盖分别作“大唐故李君之墓志铭”与“大唐故斛斯君墓志铭”。细检墓志内容，可见两方墓志均有特异之处。斛斯政则墓志记载：

（斛斯政则）寻以公事去职，俄起为右监门大将军，勋、封如故。虽怀数马之慎，且略图龟之文。以薄领见诬，遂滥婴非罪。而宪司丹笔，或未尽于幽微；明主玄鉴，方迺收其理夺。暂屏私室，遽升宠授。汉忠表誉，有悦王常之心；霸亭言游，无惭醉尉之语。方冀威边静难，莫踰老臣，而积恙侵龄，旋惊梦竖。罕遇西岩之药，终埋东岭之魂。粤以咸亨元年五月廿四日遘疾，薨于九成宫之第，春秋八十有一。

“暂屏私室，遽升宠授”的真实性或需推敲，“以薄领见诬，遂滥婴非罪”恐怕确有其事。斛斯政则卒前曾受诬获罪，历经坎坷，而相比之下，李恪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他身为太宗子、吴王，因卷入房遗爱事件而死于非命。李恪墓志的内容更是夸张，一反通常墓志褒美志主的做法，除描述李恪生平外，大书其恶迹。李恪与斛斯政则墓志盖均不书志主官爵，仅作“某君”，恐怕都是出于现实政治原因。这不由让人怀疑“大唐故苏君之墓志铭”背后也存在类似事件。恰好，正史中对苏定方死时境况语焉不详，《旧唐书》记载：

（苏定方）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遽下诏赠幽州都督，谥曰庄。[52]

此中当有隐情，“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之语折射出苏定方当时应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53]。根据这段记载，参考李恪与斛斯政则两例，可见苏定方墓志盖若采用“大唐故苏君之墓志铭”的写法，似亦于理可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唐书》中提到了李恪被平反的情况，称“神龙初，赠司空，备礼改葬”[54]。既然作为“李君”的李恪在中宗复辟后得以礼葬，那“苏君”之墓是否也是这一波改葬运动的产物呢？

在将苏君墓置于一个合理的位置之后，关中唐代双室墓的演变轨迹便显得更为清晰。综合上文之论述，关于双室墓的出现、演变及使用者问题，大体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关中唐代双室墓出现的背景，是当地周隋时期土洞墓“一统天下”的局面至李唐被打破，砖室墓这一形制被赋予等级意义，为高等级墓葬所采用。关中唐代砖室墓甬道增长，导致天井直接开口于甬道上方，这一形制特点很可能直接催生了双室墓前室的出现。由其演变过程，可见关中唐代双室墓应是本地墓葬形制独立演变的产物。东魏至隋代，关东地区虽出现过若干前后双室墓[55]，但目前并不存在关东墓葬文化影响关中唐代双室墓形成的证据。

其二，双室墓出现伊始，特征尚未完全确立。在墓葬形制方面，尉迟敬德墓、郑仁泰墓、韦贵妃墓等例中，前室与天井存在较明显的混淆感。在使用者身份方面，这一阶段双室墓与单室砖墓墓主的等级区别亦不甚显著。举例言之，670年徐懋功墓[56]与尉迟敬德墓、郑仁泰墓一样为昭陵陪葬墓，三墓年代亦相若，且徐懋功之功绩不在另两位墓主之下，而徐懋功墓并未采用前后双室的结构；663年，新城长公主亦陪葬昭陵，即便高宗下诏曰“其葬事宜依后礼”，公主最终归宿仍旧为一座单室砖墓[57]。

其三，前室独立性加强是关中唐代双室墓的主要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前室与天井距离扩大、前室面积增加。这些变化自武周时起逐步清晰。咸阳苏君墓系双室墓特征完全确立后的例证，对于此墓的讨论，应从重新审视其年代入手。关中唐代双室墓发展的主体脉络大致如斯。至于由此引申出的前后双室土洞墓[58]、三室墓[59]等问题，深入讨论的条件似仍不成熟，本文不再展开。

注释：

[1] 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

[2][3] 齐东方：《双室墓葬与唐代政治》，《乾陵文化研究》（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9-37页。

[4][19][26][33] 程义：《西安地区唐代双室墓葬研究》，《中原文物》2014年第6期。程义在其专著《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专门讨论了双室墓问题，内容与其论文相同，详见程义：《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316-322页。本文引用以《西安地区唐代双室墓葬研究》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