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江雨：中国必须有意识地引领国际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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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终身法学教授兼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RCCL)主任 王江雨教授接受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公共事务与传播中心主任、研究员张弦的视频采访。

两人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意义、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以及智库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王江雨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一条 与西方现代化所不同道路， 对中国和全球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还认为，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秩序， 中国必须有意识地去引领国际规则制定，从五个方面努力，以 成为真正的国际规则制定者。

受访嘉宾简介：

10TH  IP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王江雨 Wang Jiangyu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终身法学教授 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

王江雨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终身法学教授兼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RCCL)主任。此前，他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担任终身教授超过十年，于2019-2020年担任亚洲法律研究所(ASLI)所长,并于2012-2016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CALS)创始副主任。

王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兴趣包括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法、比较法、公司法、证券监管以及中国的法律与发展。王教授撰写和编辑了多部著作，并在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法律和政治相关主题的文章，还经常为新加坡、香港和中国的主要报刊杂志撰稿。王教授还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比较法杂志》(CJCL)的联合主编。2012年至2016年，他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比较法杂志》(AsJCL)的联合主编，并于2016年至2019年担任该杂志的执行主编。

王教授也是多家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和比较法期刊的编委，拥有中国和纽约的律师执业资格，并曾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法律部工作。1999年，王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会。此外，王教授也担任中国法学会世贸组织研究会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会成员，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UNCTAD/WTO)、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的特邀专家/发言人。

以下为采访对话实录：

张弦：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IPP对话。您刚刚参加了我们为期两天的IPP第十届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多元现代性和世界新秩序”，我想您对这个题目应该有很多的思考。 能否从整体上谈一下，您对现代性、现代化定义的理解以及它们的核心特征呢？

王江雨： 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高端的会议，我认真聆听了每一位嘉宾的演讲，感觉收获非常大。在这个历史时刻，从中国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现代性是一个普世且具有共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从中世纪时期的宗教和神学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

而现代性在社会关系的处理和国家治理上的体现，就是用科学理性来取代宗教神性。这个过程伴随着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科技的广泛应用。这些均构成了现代性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更主要的，现代性还体现在人的现代性上，无论是人的全面解放，还是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主体精神的崛起，都指向了极其复杂且难以解释的问题。

我这两天读到了郑永年老师和杨丽君老师的文章，文章中阐释的制度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实际上涵盖了现代化的三个本质特征。

概念上来说，现代性指的是一种状态，即指向实现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特质。而现代化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去实现现代性。

张弦：您刚才也提到了历史进程中的演化过程，这让我想到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判断。有些学者，如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自身的文化和社会特性难以孕育出以工业化、理性化等资本主义文明为特征的现代性。这类观点 认为，在西方世界用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停滞的，用英语表述就是“Stagnant”。

您是怎么看这种理论的呢？如果没有西方的战争介入，中国自身真的孕育不出来这样的一种现代性吗？

王江雨：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需要我们假设历史。比如，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现代性是否能够进入中国？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可能自然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期。但历史不能假设，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西方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你提到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判断，其中包括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土壤难以孕育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种观点其实是基于西方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主流认识，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现代性是西方社会的特质。

然而，这种认识其实并不具备普世的意义，它忽视了非西方或者西方社会之外的一些成功现象，例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或东亚的崛起。

过去一百多年来，真正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只有十几个，其中绝大多数在东亚，且大都属于儒家文化圈。这一事实反驳了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并证明了儒家精神和资本主义是可以结合的，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这种结合体现出了比原生资本主义更强的活力。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世界经济东移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而且由于中国的崛起，这一进程仍处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所以，马克思·韦伯作为伟大的社会学者和哲学家，他的观察仍有时代局限性。

张弦：我们来谈谈另一个引发热议的话题——中国式现代化。您提到，国内对这个概念的讨论，可能更多是一种由内而外观察的视角。 您是拥有丰富国际背景和全球视野的学者，如何认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呢？

王江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中已经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描述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特点和主要方面。我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具有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它提出了与西方现代化所不同道路。而西方现代化在过去被认为几乎是唯一的现代化路径，这一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殖民化和西方霸权的痕迹。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基于现代化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如巨大的贫富差距、对人的异化、战争惨烈程度的提高以及对社会和自然的极大破坏，都是现代化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试图寻找一条既能实现现代化，又能避免这些负面后果的发展道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中国自身，对全球的意义也是深远的。

如果说西方现代化的路径是唯一的路径，那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或许将面临更多的问题。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路径，提供了一个选择。这不仅是为了寻找一种破坏性更小的发展道路，也是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至少反映了对另一种发展路径的探索和尝试。即便抛开它的具体意义不谈，这种探索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政府在提出这个概念时，显然是想要发展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符合逻辑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在遵循西方现代化路径时大多数是不成功的。 过去100多年来，只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现代化。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遵循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并不会带来成功。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没有找到一条既符合本国文化、文明，又适应本国土壤的最佳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至少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是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个概念是一个已经有了坚实物质基础的国家提出的，而不是一个一穷二白、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并且中国在政治制度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治理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在于，它符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同时也为全世界，特别是过去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称为全球南方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和对比的发展路径。当然，其他国家在考虑是否参考中国模式时，需要根据自身特点作出判断。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一个强大和强势的政党领导下，实现了集中统一的领导。但这一点在许多其他国家并不具备。从纯粹的成本效益分析来看，集中统一的领导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或者愿意采用这种模式。

我在阅读相关文献时发现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个有趣特征，就 是非常强调“自制”的概念。“自制”意味着一种自我控制的理念，这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对个人主义的放任有所区别。

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统一，虽然这两者在概念上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但很明显，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的道德上是有一定要求的。这意味着拒绝西方那样无限制地追求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也明确提出了环境问题，强调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可见，无论是在处理人际关系，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现代化都呈现出一种自我控制的特征，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当然，最难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与郑永年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发现现在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和阐述其实都不是很多。虽然物质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都有相对成熟的讨论和实践，但人的现代化仍然是一个最难把握的概念。

张弦：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即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以及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事实上，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政府和学界都在大力提倡制度性开放，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引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中国在规则引领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努力，您如何评价？

王江雨：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大开大合”，完全摒弃旧有规则，或者创造全新的规则体系。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物质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现有国际经贸体系的。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多个场合都表达了改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决心，但并没有推翻现有体系的意图。

同时，中国也在捍卫自由贸易和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然而，当前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防止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崛起，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如何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关于自由贸易，保障投资者权益，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来对抗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如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网络安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国已经从规则的接受者逐渐转变为有潜力参与规则制定的国家。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有意识地去引领这些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这需要强烈的引领意识和决心。

在昨天国际会议演讲中，我提到了一个研究项目，提出了一个框架，包含五个因素。

首先是目标设定，你需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特别是在建立庞大秩序时。其次是正当性，你需要说服国际社会，展示你引领规则制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第三，要积极影响和控制议程设置，因为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涉及上百个国家。谁能掌握议程，谁就能成为真正的引领者。第四就是需要有能力构建，你需要有能力在各国间取得共识。最后，书写规则的能力也非常关键。

要成为真正的规则制定者，我个人认为应该朝这五个方向努力。

张弦： 作为国际法领域的专家，长期以来您致力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对RCEP、CPTPP等规则体系以及中国应当发挥的作用有深入研究。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些观点和案例吗？

王江雨： 我确实在不同场合谈到了RCEP和CPTPP这样的贸易协定，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努力和作用。以CPTPP为例，CPTPP设定了非常高的标准，是目前最完善、最全面的规则体系。中国最初未能参与其中，现在却表达了加入的意愿。

然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是一个遗憾。无论从资产总量还是数量上衡量，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企业群体。但CPTPP中关于国有企业的详尽规则却并非由中国制定。一旦这套规则确立，它将成为全球通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作为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制定的规则。这一点确实让人感到遗憾。

究其原因，可能我们在这之前没有做好去制定规则和引领规则的准备。无论是在方向定位、能力建设还是赖以实现的外交手段上，都没有去做好准备。

这提醒我们，需要有引领规则的意识。如今，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很强了，比如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绿色能源、大数据等等，中国其实完全可以在国内经过充分的研究和酝酿，提出一套规则。这套规则不见得要面面俱到，但至少要是引领性的，能被写进未来的国际协议的。

张弦： 我们这一次的会议是在广州南沙召开。南沙在近年的一些政策定位当中，频繁地提到想要建设一个“规则对接高地”，尤其是与香港的规则做对接。我们也看到政府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如资格资质认证等方面做出了对接香港规则的努力。 但您也曾经提到过，在研究中发现，在规则对接方面，香港的动力不是很足。为什么呢？

王江雨： 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香港也是一个法治社会，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所以它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规则，而且这些规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先进的。所以香港在对接方面就没有那么强大的动力。

这并不是说香港不愿意建设大湾区，也不等于说香港不希望跟大湾区有同一套的规则。如果大湾区的其他地方愿意去对接香港的规则的话，他不仅仅是乐见其成，而且会非常积极地去推动。

所以其实不存在一个没有规则对接动力的问题，而是看这个规则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大湾区的发展纲要、发展文件，以及地方的一些倡议和做法中，都主动提出要对接香港的高标准规则。因为香港的很多规则确实非常完善，对接这些规则对大湾区来说是有益无害的。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认识到，香港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都很完善，也有一些领域可能大陆的规则比香港的规则更好。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去发现，鼓励香港去对接大陆的规则。

此外，还有一些新兴领域，双方都没有现成的规则，但大湾区这个统一大市场迫切需要一些共同的规则。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诸如“软法”的方式，双方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或民间机构的协调，制定一些示范法或共同的原则，并共同采纳。

当然，也存在一些法律冲突的领域，比如破产问题。现在跨境破产的情况越来越多，香港和大陆各自有一套程序，需要进行协调。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工作，但仍需要双方进一步调整各自的规则。

总体来说，规则衔接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张弦：非常感谢您来到IPP，对于智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吗？您对IPP有什么寄语？

王江雨： 我认为智库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高度复杂和技术性的过程，需要智库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国内已有一些不错的智库，并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报告。这些报告能够帮助政府和社会从多个角度深入了解问题，避免“拍脑袋”决策。

至于IPP，作为国家级的高端智库，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和研究平台，我相信只要能够充分发挥这些优势，IPP将会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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