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剩勇 徐珣丨民主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政治发展理论解读

利普塞特很早就注意到存在于稳定民主的政治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香侬（Lyle W.Shannon），以数据模型揭示了他所谓的“自治政治实体”与“非自治政治实体”这两类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多伊奇引入“城市化”、“识字率”、“人均收入”等变量，描述标示政治发展的“社会动员”过程；而 利氏从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视角，以多重要素的经验数据佐证经济发展，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秩序的稳定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指出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亦即民主制确立并走向稳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一研究为后续“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开创了一个新论阈”，成为众多研究“基本的思考原点”和“重要的出发点”。

利氏的基本论证逻辑可简单勾勒。他选取两个基本研究区域：欧洲—英语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这两个区域的国家分为四类：欧洲—英语国家的稳定民主、不稳定民主独裁，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与不稳定独裁、稳定的独裁。通过数十种数据指标比较分析，他发现，随着这些国家民主稳定程度降低，各国在社会财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程度的发展程度上亦呈降低趋势；政治体系由稳定民主向独裁的递减类型，恰与各种经济发展的指标数据链之递减相吻合。据此，利氏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自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以来，西方学者形成的共识是：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涵盖着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社会要素，这些要素包括特定的政治人人格、宽容的政治价值取向、居社会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自治的社会中间组织、中立的官僚系统、法治的规则系统等。 利氏政治发展理论的贡献，是以更为复杂的分析视角论证了作为政治发展理想形态的稳定民主秩序，这种民主秩序与其说是单纯的民主制度与规则的有效运作，不如说是民主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能够与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中各种其他要素相契合，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民主的政治社会生态。 而经济发展之所以构成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它为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的形成创造基础性条件：促进了与民主的制度安排相关的各种政治、社会要素的形成。

利氏认为，理性的政治人人格、宽容的政治原则是在高的社会教育程度的前提下培育而成。社会财富的增多，贫富差距缩小，中产阶级的数量才能增加，从而扩大稳定民主的社会阶层的基础，“财富的水平同样会影响一个国家能够在他的公务人员与政治家中培植起普遍主义原则（竞争选举、无私从政）的成功程度。国家越是贫穷，越是强调裙带关系——亲戚和朋友的支持。普遍主义原则的薄弱将减少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条件的有效官僚政治成长起来的机会。”中立的官僚系统、法治的治理方式和自治的社会中间组织，也只有在教育充分发展、社会财富保障人们有充裕空闲时间的条件下才能充分繁荣起来。

如果说，利普塞特对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理论阐释，将民主的政治过程与社会物质因素相联系；那么，利氏通过对与现代民主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心理因素的考察，阐释现代社会中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政治文化基础，则从另一个维度揭示出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政治文化的维度切入探讨政治发展的逻辑，相关的政治学家如派伊，以“世界文化”的概念阐明了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因；英克尔斯阐述了作为政治发展先决条件的“个人现代性”；阿尔蒙德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利普塞特则以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将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稳定民主的有效运作联系起来，阐释了价值、认同和政治体系合法性对民主政体稳定性的基础性作用，揭示了稳定民主与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

利普塞特认为，“所有的复杂社会都是以内部高度的紧张和冲突为特征的，所以制度和价值观一致对这些社会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条件”。 通过对民主国家中政治人独特的价值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利氏区分出了四组呈两极对应的价值模式：（1）成就—归属型 ：以成就或是世袭的身份待人； （2）普遍主义—个殊主义 ：以普遍的标准或以个人关系处事； （3）具体、专一性—模糊、扩散性 ： 以特定情境关系或是模糊感知的人格类型（如某一阶层）为前提待人接物； （4）平等主义—精英主义 ：认为所有人生而平等、有尊严或是认为那些处于精英地位的人更为尊贵。利氏认为，以上四组呈两极对应的价值模式中，以美国的价值模式最为典型，它强调成就、平等主义、普遍主义和具体—专一性，在这种价值体系中，冲突更为缓和，上层阶级能够容忍下层阶级的成就与自我提升；下层阶级则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无须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社会生存状况。因此，“这种价值变量的结合模式，功能上有利于稳定民主的运作”。 利普塞特将政治认同与社会价值模式的思考联系起来，指出成功、普遍主义、平等、具体—专一性的价值模式有益于稳定的民主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更能促进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接纳、下层阶级不采取背叛共同体的行动，是各自政治认同的重要体现；认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主观心理基础”，而“政治认同的危机则可以表述为存在于文化、心理决定意义上的个人—群体认同和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认同之间的紧张”。 现代民主政体的稳定与有效运作，期待这种认同危机的消解，期待个人—群体认同与政治共同体认同的一致与重合，从而使紧张得以缓和，民主实现稳定。通过对低层阶级权威主义取向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的考察，利氏发现，由于缺乏政治认同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价值歧义的冲突不能缓和，从而有可能采行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并最终危害民主政体的稳定。

与价值、认同密切相关的是政体的“合法性”。利氏指出，合法性指的是“政治体系有能力培育并维续这样的信念：即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于社会需要的”，“一个特定的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依赖于政治体系自身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寻求有赖于建立在缓和的价值冲突之上的坚定的政治认同基础。基于此，利氏强调建构政治体系合法性，通过给予不同社会阶层进入政治体系的机会，承认其平等的政治社会地位，为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提供一种社会心理和价值基础。

近现代以来，公域与私域、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史上有关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结构关系的界定，在理论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洛克的公民社会先于政治国家，与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先于公民社会的学说，便呈对立之势。这种对立便是利普塞特所描述的存在于圣西门、蒲鲁东和马克思等人与黑格尔、洛伦茨·冯·斯坦因等人之间的紧张对峙。双方都试图以其中的一方引领、占优于另一方，并使另一方处于从属地位。 利氏指出，关键的问题不是静止地描述两者何者为优先的结构关系，而是要在平等地看待两者基础上，分析因政治人一致与冲突之紧张而须不断调整的两者间平衡一体的结构关系。

“就现代民主理论……重要的不仅仅是要对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差异性进行区分，而且要探讨其互补性”。稳定民主，期待特定的政治人人格、宽容的 政治价值取向、居社会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自治的社会中间组织、中立的官僚系统、法治的规则系统等复杂的政治、社会要素能够形成良性互动。透过这些互动要素，利氏显然要揭示，基于稳定民主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些要素的互动，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间的互补性，从而达致平衡一体的理想结构关系的形成。

在利氏看来，这种平衡一体的理想结构关系的建构，其现实依据在于现代民主社会的客观情境。他指出，大型复杂的现代社会，不同阶级、阶层间的利益纷争不可避免，在政治、公民社会中， 政治人、“不同团体之间的冲突，作为一种恒常的危机，与所有的民主体制共生；这些作为民主体制的生机之源的冲突有可能集结成瓦解社会的威胁”。因而政治人必须通过政治、公民社会的整合机制来寻求冲突中的一致。这种整合机制，一面通过上述连接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各种要素的互动来实现，进而构建起两者的平衡结构；另一面，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平衡结构，亦表现于两者在结构上的交融与无法截然剥离的关系。利氏强调，政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本身虽独立于公民社会结构，然其本身即作为一种结构形态融入公民社会结构之中，深刻影响着非政治的社会结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区分何者应被更优先地建构，而是要考虑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可以将两者连接成平衡一体的互动结构。据此，利氏提出了“交叉压力”、“交叉隶属关系”的理念，试图以此来形成并维 续两者平衡一体的结构关系，从而为稳定的民主社会生态提供坚实的基础。

所谓“交叉隶属关系”，亦即在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中，公民并不仅仅隶属于唯一的组织结构。“交叉压力”意味着公民并不仅仅受到某一个组织结构价值观念的影响，而是在众多组织结构的竞争性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选择其社会行动。利氏强调，“多元的、非连续的政治隶属、忠诚与激励减轻政治选择中的情绪化与过激行为”，而交叉压力下的政治选择更倾向于理性化。由此，缓和的冲突、冲突中的一致乃至稳定的民主机制，便已然显现。“交叉隶属”与“交叉压力”的理念，显然是要透过政治人在公民、政治社会中的真实实践模式的描述，去解释两者何以被平衡一体地连接。

利氏坚信：“稳定民主的几率仰赖于提升社会阶层、群体和个人多重交叉的政治性隶属关系的程度。如果人口中占优势比例的部分都受到来自相互冲突的政治力量的交叉影响，那么这些群体和个人就会倾向于减轻政治冲突的强度。”他同时亦论证，与这种“交叉隶属”与“交叉压力”相对的，政治人“隔离 ”状态之下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两相剥离的状态，则是冲突恶化、最终导致政治极端主义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因人口中的不同阶层分属不同有组织的政治、宗教团体，并成体系地相互隔离，那些引发世界政治的长期累积而未加解决的问题所导致的激烈冲突将持续存在。相应地，应该注意到的是，任何自然演进的社会结构中，如其个人与团体被隔离在具有相同政治倾向与特质的团体内部而不与不同观点的人接触，那些被隔离的个人与团体便倾向于支持政治极端主义。”

应当说，与利氏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如帕森斯、达尔等，对“交叉隶属”与“交叉压力”理论亦有讨论，但利氏的贡献在于：将此种机制引入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人场域，并试图以此诠释、建构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平衡一体的结构关系，从而揭示政治发展和稳定的民主机制之理想的社会结构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兴起之初，政治学家们习惯于对政治发展作单向度的解说，而论者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看法虽各执一端，但多立足于西方政治社会的历史经验，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简单化为对西方政治社会模式的复制。但利普塞特没有就此止步。他试图跳出这种刻板的学术模式，立足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以更为精致、细腻的学术视角，审视作为一种在西方特定政治、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主的制度安排，需要哪些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的基础。他显然希望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诸如民主制与非民主制、稳定的民主制与不稳定的民主制之差异的比较分析，揭示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需要在何种土壤或社会基础中被催生。

从利普塞特的政治发展理论，我们可以得到诸多启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稳定民主的建构其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转型过程，这种转型既有赖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长足的经济发展，亦有赖于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密切相关的、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认同，以及在此价值体系与政治认同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更需要在此种基础维系过程中，建构起一个理想的政治人场域，即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一体连接，政治、社会隶属交叉多元，从而使得政治人在多重交叉的社会价值选择压力之下，维续政治、公民社会冲突中的一致和动态平衡中的稳定。

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之后，民主理论研究由古典的规范理论转向实证的“经验理论”，利普塞特对民主多元社会基础的探讨，正属于此一理论转型的成果。 在利氏语境中，民主已不仅仅被当作政治的至善伦理来解说，而是被置于时代的政治、社会实践背景下对理想社会生态的一种阐释。 毫无疑问，利氏的政治发展理论，尤其是他对稳定民主制的基础性条件的理论阐释，对于当下处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结构转型的国家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它至少提醒人们，在一个缺乏民主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要推进政治现代化、建构稳定的民主制，需要克服和跨越民主先发国家所没有过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障碍，需要创造和培植让外来的、移植的民主赖以生长的基本条件，而这无疑是一项有着高度艰巨性和复杂性的世纪课题。

必须指出，利普塞特关于民主的多元基础的理论阐释仍然存在诸多疏漏和缺失，他所提出的诸多命题，如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催生一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稳定民主？稳定民主是否必然维续、巩固至久远？又是何种内在、外在的机制促使实践的民主政体在现实世界中巩固不衰？凡此种种，都还有待后来者的深入思考和深化论证。所幸利氏之后，一些学者重新检视现实政治中民主政 体演进的历史经验，如普泽沃斯基等人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模型，深入研究了东欧和拉丁美洲等地的非民主国家向民主与市场过渡的经验，揭示出民主与市场、政治与经济的逻辑，从而实现了对利普塞特理论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