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天朝上国“的清廷为何惧怕外国公使驻京？

1868年6月23日夜，纽约市的一家饭店内，灯火辉煌。200余名宾客中有纽约州州长、纽约市市长、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和法国海军上将，各国使节和学者、记者，他们在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举办欢迎晚宴。一阵觥筹交错后，一位美国人从一群身着清朝官服的使臣中站起来，满怀激情地发表演讲，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将你们的文明嫁接在她古老文明之上的准备”，“愿意和你们开展贸易和买卖，帮助你们砸碎贸易的壁垒”。这位代表中国向美国的商业和宗教敞开怀抱的人就是中国首位外交公使——美国人蒲安臣。

为什么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要由老外担任“团长”，这背后有哪些蹊跷呢？

在今天看起来外交上再正常不过的两国互派使节，在清政府看来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犹如生死一般的天大灾难，当然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浪。

1873年6月29日， 英、法、俄、美、荷、日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同治帝。此图为 1873年9月27日《伦敦新闻画报》（第63卷）插图，描绘的就是同治帝接见外国
公使及领事的场景

1854年，英法美三国向清廷提出“修约”，其中都要求公使驻京。咸丰帝对这一条款深感恐惧，极力反对，认为这样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尊严和威望，会给“天朝上国”带来“肘腋之变”，表示“绝不让步”。

1858年，清黑龙江将军奕山擅自与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中俄共管。咸丰帝不仅不追究，反而向与英法谈判的桂良下旨，要求俄国外交官普提雅廷从中斡旋，“可借此一事，告知俄酋，惟中国与尔国，二百年相好，故能如此优厚”，“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龙江定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 （法） 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俄国本来就想借片面最惠国待遇“一体均沾”，自然是期望从英法侵略中获得好处，斡旋自然以失败告终。谈判中，桂良向咸丰表示，即便对“公使驻京”不可容忍，至此军事危局，也不得不虚晃一枪，作为缓兵之计：“倘能善为羁縻，即有数十夷人在京，尚易防范，且目前不往，暂将兵船退却，使我稍舒一步，再图设法布置，亦尚有措手之时。”

虽是“缓兵之计”，却也引来清廷内部的一片哀号之声，吏部尚书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工部尚书许乃普等十余人甚至联名上奏，提出“公使驻京”之“八害”，还特别指出：“该夷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即欲为生聚教训之谋，不可得也。请皇上宸衷独断，决不准行，天下幸甚!”咸丰皇帝则强调外国公使驻京是只准暂住，而且“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依据一定坚持其公使常驻北京，则他们“必须更易中国衣冠”；同时又要中方谈判代表改订部分条款。

《天津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公使驻京确定下来。但条约签订后，英法兵船刚撤离天津，咸丰帝就想修改条约。1859年2月25日的上谕中说道：“……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准行。”他一面派桂良前往上海废约，不惜以“全免关税、开放鸦片烟禁”等“大皇帝新恩惠”来换取取消该条款，一面又在天津海口一带积极设防表示废约决心。当时清朝的海关年收入为银数百万两，这在财政困难的咸丰朝已是不小的收入。至清朝后期，海关年收入为银两三千万两，占清朝财政收入的1/4。若此策执行，清朝的财政至同治朝即已崩溃，其命脉也不可能维系至20世纪初。

1858年6月26日 , 桂良、花沙纳与英国代表额尔金正式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条约中首次提出“公使驻京”的要求。此图为1858年10月2日《伦敦新闻画报》（第32卷）插图，描绘的是中英《天津条约》签订的场面

同样，英法也认为所得到的利益太少，拒绝按清政府规定的线路及要求换约，而坚持带兵进京换约，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重燃。然而，面对进不可战、退不可守的严峻局面，清廷再次妥协，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换约条件。但就在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际，1860年9月18日，时任英国使团中文秘书巴夏礼突然提出，在正式条约签订、双方换约的时候，必须向咸丰皇帝当面递交国书。

这一要求恰恰戳中了清廷的痛处，这是咸丰最不能容忍之事。他坚决认为这是“国体所存，万难允准。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拜跪如仪，方可允行。……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于是，清军方面不仅终止谈判，还让僧格林沁一举拿下前来谈判的巴夏礼及英法人员39人。

巴 夏 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 年），19 世纪英国外交官

10月8日，英法决意进军北京，清廷危急之下不得不释放巴夏礼等8人，其后被扣押的英法人员也陆续被放回。但据英法方面记载，39名被扣人员这时候活着的只有19名，其余诸人都在圆明园内受折磨或生病死去。接下来，英法以此为借口纵火焚烧了圆明园，犯下毁灭人类文明的滔天罪行。清政府也不得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其后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第2条规定“大英钦差大员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总侯本国谕旨遵行”。至此，清政府在万般无奈下，才同意西方所要求的“公使驻京”。

尽管两次鸦片战争清廷都惨败，清朝统治者的唯我独尊、昧于外交的毛病依然未变，在对外交往中仍死抱着“理藩外交”的思想和模式。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的驻华公使相继抵达北京，建立使馆。可清政府在对外派驻使节问题上犹豫不决。究其原因，首要的顾虑还是礼节问题。因为此类使节若向洋人首领行跪拜礼，这有碍于大清帝国的尊严；如果按西方礼节行礼，那将来外国驻华使节在面见中国皇帝时便有借口不行跪拜礼，这会使得维护清帝国至尊之体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攻自破。咸丰皇帝便因“恐外使入觐”而“延迟回京”，最后病死于热河行宫。辛酉政变，年幼的同治即位，慈禧垂帘听政，清廷便以“皇帝年幼，未亲裁大政，母后摄政，不便示人”为词拒绝公使入觐。

根据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10年后双方可以对海关税则和通商条例协商修订。有了上一次修约的教训，清政府担心届时可能引起新的冲突，需要提前作准备。当时，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但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未出过国、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或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辱，转致贻羞域外，误我事机。”正在大清帝国上下为此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在他们看来的合适人选出现了。

1867年11月的一天晚上，总理衙门正在举行一场宴会。宴会原本是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饯行，恭亲王奕、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作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其著作《花甲记忆》中，对这次晚宴记录道：

在双方真诚地大谈一番遗憾之后，蒲安臣说愿为清廷做些纠正误会的事。“那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恭亲王问道，“你是否取道欧洲？”蒲安臣说是，亲王遂请他斡旋于巴黎和伦敦的朝廷，尤其是后者。这时总是作为主要发言人的文祥，却扩大了所作代表的性质，加了一句，“简言之，你将是我们的公使。”亲王插言道：“假如一位公使可以服务于两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很高兴你作为我们的使节。”

就这样，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的驻外公使，他的官方称呼是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同时，清政府还任命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也以同样的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 （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 等共30多人。

1868年，蒲安臣（中立者）率领的首个外交使团在华盛顿的合影，蒲安臣右坐者为志刚，左为孙家谷

继英国之后，清政府又相继向日本、美国、秘鲁、西班牙、法国、俄国等派遣公使。从光绪元年 （1875 年） 郭嵩焘衔命出使，至宣统三年 （1911 年） 清室覆亡，清廷派驻国外的使节人数，据钱实甫先生编纂的《清代职官年表》及故宫博物院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的统计，计有67人。

1879年1月，继郭嵩焘之后，曾纪泽抵达伦敦成为第二任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1872年曾国藩去世，33岁的曾纪泽在家为父守墓，靠着一部英文字典和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开始自学英文，后来达到了能用英语交谈，用英文写诗的程度。他在任上积极展开对英国的外交，还借助英国禁烟运动的声势，与禁烟协会保持密切联系，终于迫使英国政府同意鸦片税由原来每箱30两增加到税厘并收110两，虽然没有实现禁烟的最终目标，但是至少短期内为国家增加了税银620多万两。他还积极主张派人出国留学，为开通社会风气做了许多工作。

郭嵩焘（1818—1891年），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曾纪泽出使西方8年，先后担任驻英、法、俄国公使，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像曾纪泽一样，晚清的驻外公使们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走出国门，在国外虽饱受屈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凭借自己的实践经验、娴熟的外交技巧和方法，也在为捍卫国家利益而努力。

曾纪泽（1839—1890年），曾国藩长子，著名外交家

但是，外交毕竟要以国力作为后盾，近代中西实力相差悬殊，虽然这个外交群体偶有闪光之处，却实难奢望其能有更大的作为。由于清廷愚顽守旧、封闭落后，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作为其政策执行者的晚清驻外公使，在大多数场合下，抗争屡遭失败，丧权辱国亦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