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主义的困境：思维的转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工程

对 个人利益的追求使世界得以运转。这是我们说服自己的标准说法，并常常伴随着无奈的叹息。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使社会充斥着贪婪和赤裸裸的野心。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牺牲邻国为代价来争夺优势。其原因是结构性的、技术性的且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包括国外竞争、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迫在眉睫的不确定性。作为个人，我们同样备感压力：在这个残酷的市场中，我们必须打造我们的个人品牌，打磨我们的简历，并让我们的孩子做好同样的准备。我们哀叹自己的态度变得多么功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得成功，而不是为了把事情做好。我们指责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我们口袋里的设备，认为正是它们操纵了我们的利己本能，并对不属于我们自身的目的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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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曾作为成功之道为人传颂。在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看来，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一种神奇的社会黏合剂，它引导陌生人为彼此的需求服务。它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每天都能吃到面包，是因为利己的农民把小麦卖给了利己的磨坊主，磨坊主把面粉送到了利己的面包师那里，面包师用这些面粉为我们制作发面面包。

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说法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在现代市场社会中，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无可争议的驱动力。那些想获得事业成功的人被建议按规矩来：设定自己的目标，用坚强的意志武装自己，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目标。根据我们选择相信的这两种说法，利己主义要么对社会有益，要么对社会有害。但这两个故事都没有偏离我们的共同信念，即市场会对个人理性、自我追求的行为予以奖励。我想在这本书中质疑的正是这个毋庸置疑的前提。相反，我想要提出的是，那些最坚定的异见者才是我们这个市场驱动时代的真正偶像。市场实际上是在赞美那些公然藐视市场规则的人：那些对生产力嗤之以鼻的生产商；蔑视效率和规模经济的制造商；逃避工作而声称追求热情的打工者。那些选择退出的人，那些放弃激烈竞争的人，以及那些缩小规模而非扩大规模的人——他们追随自己的心血来潮、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真实本性。在一个追求一己之私的世界里，我们反而可以信任无私的热情。

看似无私的行为常常比看似利己的行为成果更丰硕。非预期的效果往往因其非预期的性质而更加强大。因此，驱动当今市场社会富裕最强大的推动力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拒绝成功来获得成功。或者更好的办法是，通过使别人相信，他们追求的是目标、热情、对手艺的热爱——事实上，除自我发展以外的一切。通过计算、规划和解决问题获得的回报是有上限的，而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了上限。在利己主义的时代，可靠无私的人越来越得到世界的信赖。

回想一下，在明显占主导地位的利己主义喧嚣之中，我们听到了市场参与者发出的杂音。比如公司创始人郑重宣告，“我们办企业不是为赚钱。最大的投资者每天都给我们发邮件，但我们还是拒绝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家伙对你指手画脚……做生意像机器一样按部就班”。比如投资者宣称，比起资产负债表，他们对“热情的创始人”更感兴趣。或者看看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千禧一代”在选择职业生涯时更看重“意义，而非金钱”，认为“目标的价值高于薪水”。再想想那些消费者，他们发誓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与那些制作椅子、设计衣服、烤面包的人建立“联系”。他们想要那种承载着强烈情感的椅子、衣服和面包，并且愿意为其支付溢价。

难道这听起来不像市场的异端邪说吗？首席执行官不是应该一切向钱看吗？难道他们不应该为了股东和他们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把企业做大做强吗？劳动者提供劳动力不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挣钱吗？至于消费者，追求物美价廉的产品不就行了，何必在乎制造者的想法？

有人可能会想，资本主义社会会忙不迭地谴责那些质疑其金科玉律的人；那些敢于藐视资本主义规则的人很快就会败下阵来，为经济发展的稳步前进所折服。然而，这些市场经济的异见者从未遭到彻底的抛弃。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异见者被他们声称要回避的市场所接纳。把他们的热情说成是与无情的市场力量相对抗，有点抬举这些热情人士了——他们自诩为斗士，与顽固的资本主义机器进行高尚的斗争。但事实要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

宣称“热情比利润更重要”已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做法。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上述公司创始人的话，对金钱和投资者嗤之以鼻，文章总结道：“建立一个全球知名的（品牌），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压根就不要考虑这件事。”这份业界知名的刊物还告诉读者，今天的消费者“青睐品质有保障的品牌……最好小众点，越小众越好”。麦肯锡公司在一份报告中对全球企业巨头提出忠告，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歌利亚（Goliath）最终会打败大卫（David）”，但今时不同往日：“在当今世界，做大规模本身并不能保证吸引消费者——因此歌利亚必须找到它们内在的大卫。”麦肯锡公司的报告并未说明这种做法有多么令人担忧：歌利亚的扮演者最好令人信服，因为市场会迅速惩罚任何虚伪做作的暗示。

“热情比利润更重要”的戏码屡见不鲜。这不过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老调重弹，反映的还是长久以来人们对无私行为的情有独钟。我将在本书中阐明，长期以来，市场最信任的一直是那些不认同市场价值的人。并且，由于信誉在任何市场体制中都是最宝贵的资产，那些和市场唱反调的人往往都发展得不错，尽管这并非他们所愿。

美国最早的资本家，17世纪清教徒的后裔，尤其属于那些不情愿的资本家。他们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一种神圣的“召命”（calling）。尽管他们的初衷纯粹是宗教性的，但还是获得了物质上的成功。无独有偶，19世纪一小撮乌托邦式的公社及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继承者都同样不遗余力地反对资产资本主义（bourgeois capitalism），后来却摇身一变创办了欣欣向荣的商业企业，这似乎违背了他们的初心。他们之所以在商业上蒸蒸日上，是因为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相信他们根本不在乎挣不挣钱。今天，世界上最有远见、增长最快的企业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把自己塑造成充满热情、无私的乌托邦主义者——自我标榜“改变世界”“建立全球社区”“为爱奉献”等，唯独不图钱。但他们这样做反而发了大财。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热爱就能成功。有无数痴迷的企业家、艺术家、学者和圣人在他们的事业上埋头苦干，不求名利，自始至终都默默无闻。事实上，本书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我们应该期待未来有越来越多这样充满热情的人。因此，对市场回报漠不关心并不足以保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但这会日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以利己主义为前提的发达经济体中，成功的市场参与者再也不能仅仅追求实现一己之私。

在某些市场环境中，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期望回避市场原则。2018年10月，英国街头艺术家班克西（Banksy）成功玩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花招，他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押在蔑视艺术市场上。在苏富比拍卖行以14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自己的一幅画后，他成功地将一台碎纸机秘密地装在了画框中，导致画作的一部分被切碎。这种对市场力量赤裸裸的攻击显然是有市场的，因此有观察人士怀疑苏富比的高管也在暗中参与。这一残缺不全的画作当前的市场价值已经远远高于被切碎前，以这种令人惊叹的方式表达对市场原则的轻蔑反而提高了它的价值。事实上，要不是因为外界一直怀疑苏富比也牵涉其中，这幅画的价格还会更高——微弱的商业计算气息限制了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所能产生的溢价空间。如果班克西有意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画作的价值，那他此举堪称神机妙算；但倘若他公开表示这样做就是为了涨价，那么将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引发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哪怕只是看起来动机不纯的人，也将功亏一篑。事实证明，陷入两难的不只是那些想要玩弄艺术市场的英国街头艺术家，这一悖论在越来越多的市场环境中冒了出来。就像艺术家看似不讨喜的行为反而会受欢迎一样，我们的意图似乎阻碍了目标的实现。我们的决心越大、越显而易见，效果似乎越差。但如果无私的行为能获得最大的回报，那么追求一己之私的人该如何是好？

一个反复出现的悖论

市场参与者宣称“热情比利润更重要”的做法不过是更广泛现象的一个例子罢了。许多我们最看中的东西正变得越来越难以通过工具性手段来实现。而这一转变完全在意料之内。事实上， 这是任何发达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一环。

例子屡见不鲜，有的平淡无奇，有的引起轩然大波。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最有可能一败涂地；他们的努力无所遁藏，反而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新贵往往被旧富揭穿，是因为新贵总是用力过猛而被旧富发现了破绽；送礼者可以影响接收者的想法，提升自己的形象，但前提是这种意图表现得不太明显；最好的祝酒词 是那些听起来就像是即兴发挥的祝酒词；那些过于贪位慕禄的政 客反而容易保不住职位。柏拉图认为，最好的统治者是那些无意 统治但形势所迫不得不就任的统治者。无论采取何种伪装，诱惑 的把戏通常会将努力掩饰起来而非公之于众。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说明，这些五花八门的语境中有一个共同的解释，即对信誉 的关注。这些宝贵的目标之所以能避开刻意的努力，主要是因为 我们都逐渐练就了精于世故的社交声呐，能够仔细审视彼此的意 图。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那些对自身利益视而不见，追求更高、 更基本需求的人才能获得他人信赖。

这种意图悖论只会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足，人们自然会把视线从人身安全和物质舒适等目标上移开，转 而去关注那些与工具主义背道而驰的事物。个人最关心的事物越 来越难以被计划、掌握或捕捉到，只能在惊鸿一瞥中妙手偶得、 顺水推舟。这带来了一个问题，虽然发达社会擅长做计划和掌握 机会，但并不擅长妙手偶得。

发达社会推崇以工具主义的态度生活。正如我在整本书中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盛行结果主义 （consequentialist）的世界中，这是18世纪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经由 19 世纪一种特殊的功利主义世界观的折射，受到 20 世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的冲击，在 21 世纪与流行管理见解和新时代信条的结 合后变得通俗易懂。我们为意志、决心和努力摇旗呐喊。我们制 定目标，然后努力实现目标。我们紧盯着奖品不放。

这种理智传统对我们很有帮助。它不仅为巨大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而且为扩大个人自由提供了一系列有力的论据。即使 在遭遇新冠疫情之后，我们的社会仍然是富有、健康、安全的。 那么，为何我们会沦落至此，无计可施？好像好运乍然出现，又转瞬即逝？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里， 如果我们的消费只受到欲望的限制（而欲望仍在不断扩张），如果我们只要掏出口袋里的手机、查看我们想要的任何信息就能立 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为什么我们似乎还是不满足？

为什么发达经济体的工作时长还在增加，并且休闲的时间和质量在不断下滑？为什么这对我们这个幸运的社会里最幸运的那批人（明明他们能够享受休闲时光）来说尤其如此？为什么不同财富阶层的焦虑程度都在上升？为什么这些趋势在我教的这一代 本科生年轻人中最为明显？那些被效用最大化的人（读太多书、 暴饮暴食和超前消费的人）仍然不知道该追求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目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停下来反思。

面对那些埋头苦干也无法实现的目标，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方式突然失灵了。最初的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理论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从未将资本主义本身视为目的，而只是将其视为推进人类迈向更高目标的一剂灵丹妙药。商业社会仍然可以实现这 一目标，只要我们让其回归最初的工具属性。如果繁荣能够提高人 的能动性，允许个人全面发展，那么繁荣仍将是非常令人向往的。

这并不是说当前我们对经济繁荣的展望特别乐观。我们仍处在新冠疫情的余震中，疫情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冲击让人们注意到了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复苏的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且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将不得不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减排。

我们将根据新冠疫情之前的状况来衡量经济复苏的成功与否，但疫情之前的世界本就已经背上了一箩筐的社会经济问题。 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处于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人们担心自动化的普及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而新冠疫情已经加快了这一趋势。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对过去经济危机的研究表明，在未来几年里，不平等只会先加剧然后再缩小。最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突显了这种不平等是如何与种族和社会分裂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交织延续了历史上的不平等现象，意味着机会的分配仍然不均衡。

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被视为关注国内紧急情况的理由，并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增加就业， 促进增长，加强韧性。然而，这本书不断强调一个主题，即当社会目标似乎突然变得遥不可及时，思想家和作家应该如何频繁地提出疑问。

20 世纪 30 年代，当世界正滑向大萧条时，经济学家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不禁思考，我们能否应对稀缺问题彻底解决后出现的挑战，届时我们将不得不面对 “我们真正的问题——生活和人际关系、创造和行为以及宗教的 问题”。两年后，随着全球失业率达到顶峰，经济大萧条达到了谷底，哲学家伯特兰 · 罗素（Bertrand Russell）找到了质疑他所看到的工具主义思维的机会，他观察到“现代人觉得做任何事都应当另有目的，却从未想过做这件事本身便是目的”。 而在另一场全球危机之后，当欧洲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物质和道德灾难中恢复时，哲学家约瑟夫 ·皮珀（Josef Pieper）警告人们要抵制“自杀式的不眠不休工作狂热”。他试图提醒他自己和他的读 者，“我们闲不下来，目的就是为了能悠闲”。

我们发现自己再一次处于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刻，这让人们对长期以来的假设产生了质疑。正是在这个重建和不确定性的时刻，当我们走出各自自我隔离的一亩三分地时，重新评估长期社会目标可能恰逢其时。经济困境的时刻往往也引起人们对集体价值观的质疑。当我们思考解决当务之急的最佳方式时，也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最高抱负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以及我们目前的努力是否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最佳手段。

我们是在用 19 世纪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手段，来实现21世纪后工业时代的愿望。这样一来，我们正在遭遇一心追求个人利益所能达到的极限。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追求利益，我们得暂停默认的利己主义的做法。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调整实现目标的方式。

这种思维的转变人人有责，但又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这有赖于一套适当的社会制度。跳出严格的工具主义世界观本身就有风险，作为回应，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能够覆盖下行风险的社会保险政策来发挥具体作用。从医疗卫生到薪酬保障制度，这些寻常的公共政策对于个人的顿悟可能至关重要。自我改革取决于社会改革，而社会改革取决于推动改革的人。这种思维的转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工程。

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立场与英国街头艺术家不谋而合，艺术市场的激励机制本身就是冲突的：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必须让其他人相信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市场可没那么好糊弄。事实上，这实在太难了，可能只有真正无私的人才能成功。要想说服他人，或许得先说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