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个被时代抛弃的人。
1949年的大决战，国民党彻底不行了，扶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又急又气，花了大把的人力物力美元去扶持蒋介石政府，却换来个兵败如山倒，总要向国内的民众有个交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
不宜公开的进言
，让司徒雷登当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开罪了国共两党。
毛泽东怒了，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将国民党和美国当局绑在一起吊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什么是开设新店？就是指司徒雷登支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为总统，逼蒋介石下台。在蒋介石眼里，司徒雷登跟李宗仁沆瀣一气，站在了自己国民党政权的对立面。
于是，1949年的司徒雷登犹如一只丧家犬，在中国大陆上角力的各种力量均视之为敌，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中国抛弃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何自己大半生奉献的国家，成为了自己的伤心地。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司徒雷登生于中国。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样的心志，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当年司徒雷登在亲人的墓前
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
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
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
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
。
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雷登Stuart和燕京大学1947年11月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
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司徒雷登摄于燕京大学贝公楼前
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司徒雷登与学生的合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老会乐道院），二战期间，日本在山东潍坊建立了一座外侨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潍县集中营)。作为国内最大的集中营，潍县集中营曾关押过2008名外国侨民，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人物。这里有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蒋介石顾问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
另外，美国《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鲁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在潍县集中营度过了童年时光。
潍县集中营旧景
司徒雷登被日军囚禁了四年中的留影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1949年8月司徒雷登回到美国
可叹这位为了燕京贡献大半生的异国人,在回国前才有机会回去(杭州)看望亲人墓.谁知,这竟是最后一眼,今后再无机会。
1946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在杭州故居前的留影
1946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与教友们合影于'父亲的教堂'杭州天水堂前
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工作过，也没有社会保险。
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