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上氢能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贸易的逐渐增长，其地缘政治影响有些已经比较显著，有些正在显现，下文根据发生机制的理论框架，梳理氢能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权力建构：依托技术竞争
氢能开发基于特定的资源要素，如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水资源等，但氢能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一国的氢能实力主要基于其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能力，资源要素的获取并非首要挑战或限制，这意味着各国的权力建构从传统的资源竞逐转向新兴的技术竞争。要理解氢能实力及其衍生的权力建构，首先需要阐明技术要素之于氢能产业的重要性。
第一，技术要素的重要性。技术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技术路径的选择决定行为体不同的发展方向。根据氢的开发方式、运输方式与消费用途的不同，支撑氢能经济的技术与基础设施也不同。一国对蓝氢技术的投资有利于提升传统油气行业的低碳竞争力、促进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的成熟，也可能造成对油气行业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对绿氢技术的投资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电网、电解槽等行业的发展，打造全新的能源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少数国家正在探索用核能制氢的可行性。
二是电解槽的技术水平决定绿氢供应链的成熟水平。电解槽在制氢系统的装备成本中的占比约为50%，而且设备在单位时间内的产氢量越大，电解槽所占整个设备制造成本的比例就越高。目前全球主要流行两类电解槽：一种是技术相对成熟、已被大规模应用的碱性电解槽，中国在此领域占据产能优势；另一种是技术仍待提升、成本相对较高的质子交换膜电解槽，但其更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此类产品的关键零部件供应集中于欧盟、美国、日本的制造商。在电解槽技术上占据优势的国家能够在全球绿氢产业链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并可以通过设定国际通用的行业门槛和技术门槛来控制产业链上的国际分工与价值分配。
三是技术标准事关产业的国际领导力和话语权。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且与气候治理紧密联系，全球氢能产业亟须为产业链的安全性、互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建立统一的国际标准，制定通用的认证和监管框架。在产业发展的起步期，全球氢能产业存在多个竞争性技术标准，在一些情况下，各方能够将不同的标准整合为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各方需要凭借技术实力或产业影响力进行激烈的标准竞争。
第二，技术竞争的政治化。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将氢能的战略重心放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措施上，各国已进入一个争夺技术领先地位、抢占全球氢能实力高地的大竞赛时代。表1整理了当前主要经济体的氢能战略概况，各方的重点虽略有不同，但都寻求在氢能降本增效上的先发优势，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专属的氢能技术扩散路径，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跨境氢能运输贸易网络和建立新的国际依赖。
主要经济体普遍将氢能技术视为新能源秩序下地缘政治实力的一大来源，将相关竞争纳入大国之间的系统性竞争，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资源竞逐、但仍与现实世界中边界构筑与零和博弈相契合的政治化行动。对美国而言，氢能技术竞争事关其全球能源霸权地位的存续，也包含着围堵、打压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将中国视为技术竞争的首要对手，不断宣扬氢能领域的“中国威胁论”。时任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表示，“中国希望主导氢能市场，就像其在一系列其他清洁能源技术上取得领先优势一样……美国需要采取行动，阻止中国主导快速发展的全球氢能行业。”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认为，中国的氢能技术已经领先于美国，中国会将这一能源武器化，如同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将能源武器化一样。高度政治化的竞争态势限制了中美氢能合作的前景，例如，2022年、2023年中美达成的气候治理合作文件尽管涉及大量能源领域的问题，但都未提及氢能，这种“忽略”凸显了美国对中国的高度防范，以及两国在这一领域“貌合神离”的困境。同样，欧盟及其多个成员国亦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希望在质子交换膜电解槽领域扩大欧洲的优势，形成对中国产业的压制，塑造所谓的绿色能源主权。而且，欧盟还热衷于通过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国际能源署（IEA）、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等多边机制强化标准输出，争取国际标准制定权和全球领导权。美欧发起的能源竞争政治化很可能导致“清洁技术铁幕”的出现，即世界可能分裂为多个封闭式的技术阵营，导致全球氢能产业链的低效与碎片化。
竞争的高度政治化也导致西方盟友内部存在复杂、自相矛盾的竞合关系，并可能在盟友间制造政治裂痕。一方面，为了应对中国产业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加紧抱团，希望在技术方面形成“团队作战”优势，实现政治盟友体系与新能源盟友体系的互嵌共建。例如，德国在2022年担任G7主席国期间，推动成员国达成《氢行动公约》，推动成员国加快制定监管框架和共同标准；在2023年G7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在工业和交通等难以减排的领域优先使用可再生和低碳氢，将在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测算和西方社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低碳和可再生氢的国际标准和认证框架。另一方面，激烈的技术竞争意味着西方盟友面临分裂的风险，各方都不愿将优势拱手相让或遵从他者意愿。例如，拜登政府于2022年8月推出《通胀削减法案》，为清洁氢提供每千克0.6—3美元的补贴。这一举措引发欧盟多国及其氢能企业的担忧，认为美国工业获得巨额补贴可能大幅降低欧盟成为该技术世界领导者的可能，导致欧盟本土生产的氢气将缺乏经济性。尽管美欧之间有多个能源战略的协调机制，但双方难以解决此类问题。
（二）相互依赖：进口国主导下的关系重塑
氢能的跨国贸易网络正在加速形成。据笔者统计，在政府层面明确氢能出口意愿和实施相关战略的国家有20余个，遍布世界各区域。这些国家拥有较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具有出口低成本绿氢的潜力；一些国家还是油气出口国，希望用氢能出口来适应全球能源转型趋势、弥补油气出口减少后的收入缺口。目前，表达了进口意愿的经济体包括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如德国、奥地利）以及日本、韩国等，它们都是能源需求较大、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给能力都比较有限的发达国家。未来，随着氢能技术的成熟、低生产成本地区和高需求地区的互补性凸显，进出口国家的数量势必都会增长。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氢能委员会的评估，全球跨国氢能贸易的规模有望从2020年的45万吨增长到2030年的1800万吨，在2050年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的场景下，2030年的贸易量有望达到4000万吨。
通过对供需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有出口意愿的国家远多于有进口意愿的国家，这种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得到延续。这是由氢能开发的泛在性所决定的，即只要能开发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地方，就可以延伸能源生产环节开发氢能。即使是有进口意向的国家，它们也有宏大的本土氢能开发计划。而且，氢能出口国很难组建供给侧的垄断联盟，因为它们无法像数量有限的油气出口国一样设定和执行生产配额、控制全球产能扩张并限制新生产者的入局。因此，氢能贸易格局下的相互依赖从最初就表现出进口国主导的基本态势，其具体地缘政治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深化区域一体化。同油气贸易一样，氢能贸易的合作将在区域或次区域的范畴内优先落地。一是由于蓝氢贸易可以依托现有的跨国天然气管网实施，这意味着将加强一些现有的区域能源联系。二是因为无论通过管道运输还是海运，进口国基于供应安全、经济成本、运输过程中的碳足迹等因素都会优先选择邻近的出口国。两个区域有望最早出现氢能贸易网络：一个是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为进口方，澳大利亚、文莱、新西兰等国为出口方；另一个是欧洲，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可以从挪威、东欧、中东等国家和区域进口。
氢能贸易的区域化有利于促进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行为体能够将氢能政治与周边战略相结合，推动能源资源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和地缘政治网络的共建。在“两个1000万目标”的指引下，欧盟加速打造域内外高度整合、互联互通的氢能贸易网络。在域内，欧盟希望建设多条跨国氢气管道，促进成员国之间氢能的就近优化配置，将氢能作为区域一体化再深化的新抓手。例如，荷兰鹿特丹、比利时安特卫普和法国敦刻尔克之间已有一条900公里的氢气管道，欧盟和相关国家希望以此为基础，向西欧沿海和腹地扩大管道覆盖范围，打造多个氢能贸易枢纽。面对域外，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气候中性的欧洲氢能战略》把东部和南部邻国作为优先进口对象；欧盟发布的《地中海新议程》提出将于2030年在其南部邻国安装至少40吉瓦的电解槽。欧盟将氢能合作作为对乌克兰能源合作的重点，着眼于构建“后冲突时代”欧乌之间的新能源联系。2023年2月，欧盟承诺将建设从乌克兰进口氢能的走廊，帮助乌克兰建立与欧盟标准对接的氢能市场。上述行动都显示了氢能贸易正在成为欧盟向周边地区扩张影响力的支点，同样，日本氢能合作的重点对象为同在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文莱，并积极扶持东盟部分成员国（如印尼、泰国、越南等）的氢能开发，其目的在于就近进口，提升其在区域能源秩序和政治经济一体化中的话语权，对外展现化石能源格局下未曾有过的影响力。
第二，巩固阵营政治。不同于油气贸易超越阵营政治的潜能，氢能贸易展现出巩固阵营政治的特征。具体而言，“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氢能合作正在蓬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氢能贸易或建立相关伙伴关系需要与某些共享的政治原则或标准保持一致，这暗示了外交政策高于经济事务的优先性。”
作为进口需求最旺盛的经济体，欧盟虽然并未表明其合作的政治标准，但观察者们普遍认为其势必要改变传统油气贸易中对合作方包容开放的立场。欧盟氢能外交诞生于地缘政治能源冲突的背景下，必须克服化石能源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将严格的地缘政治结盟标准应用在未来的可再生氢能供应商上，在开展贸易前分析伙伴关系的质量、主要供应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及市场份额的占有情况。近中期，欧盟的绿氢进口将主要来源于制度上接近欧盟的合作伙伴，如挪威、英国、乌克兰和加拿大。换言之，欧洲所需要的不仅是“清洁氢”，还须是其所认定的“民主氢”。德国与29个国家建立了氢能伙伴关系或对话关系，但合作比较深入、取得实效的国家仍多为西方阵营的盟友。2022年8月，德国与加拿大签署氢能供应协议，加拿大将最早从2025年起向德国出口氢能，两国领导人宣布双方结成所谓“氢气联盟”，打造“跨大西洋氢气供应链”，协调双方政策以促进相关项目投资。2023年1月，德国与挪威签署氢能供应协议，计划2030年前建设一条跨国氢气管道，挪威大规模向德国输送氢气。德国政府“H2 Global”计划执行主任克尔斯滕·韦斯特法尔（Kirsten Westphal）表示，德国“必须仔细观察并确定最适合发展氢能贸易的邻国”，“地理位置是一个因素，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是另一个因素”。同样，日本优先发展与澳大利亚的氢能贸易，也出于阵营政治的考虑。从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角度看，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的氢能贸易将给日本带来更多地缘政治风险，因为涉及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和不同区域的动荡；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盟友，在政治上是能源供应的“可靠伙伴”，日澳组建的氢、氨供应链有利于强化两国在“印太”地区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此外，依托多边地缘政治阵营开展氢能贸易的趋势已经出现。美日印澳成立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于2022年5月宣布启动“四方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方案”，提出四国将推动建设“清洁氢和清洁氨供应链”，相互支持各自提出的氢能合作计划。该文件还特别表达了对一些贸易联系的支持，如从澳大利亚出口清洁氨至日本、从澳大利亚西部出口低碳氨至日本、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日本神户港之间的液态氢海运计划等。四国的战略目的为构建具有排他性的氢能产业和贸易体系，将政治对手最大限度地排除在它们主导的区域供应链之外。澳大利亚作为氢能出口方十分热衷这种阵营式合作，澳中关系在2020年后经历波折并一度导致澳初级产品出口受挫，澳大利亚发展与“印太”区域盟友的氢能贸易显然希望增强其能源出口的多元化，降低资源单一出口的经济风险。
第三，进口国占优的关系失衡。不同于化石能源政治中出口国和进口国“交替坐庄”的动态关系走向，氢能供给方的泛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氢能贸易供大于求的局面决定了进口国享有长期稳定的结构性优势，进口国占优的关系失衡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