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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家乡
现状
。
在作者家乡所在地区，人们总认为有了儿子便有了延续香火的后人。改革开放前，没有生出儿子的家庭会通过“过继”的手段认养儿子；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政策变得严厉，生不出男婴
的家庭
与
超生男婴
的家庭之间，便产生了交易链条。
买卖男婴背后
撰文/李艺泓
编辑/张言颂
在我家乡所在的地域自古至今没有生出儿子或者光棍的人不计其数，但没有生出儿子的人并非没了延续香火的机会
，相反这背后形成了一套体系和传统，这套体系叫做“过继”。有子嗣者将儿子过继给无子嗣者，请人见证、签订协议、举办仪式，而后光明正大的迎回所认子嗣，等老了便让这个“儿子”来为自己养老送终。这种传统历史悠久，而且兴盛，主要在兄弟之间、族姓之间，既保持了祖宗血脉的正宗，又解决了养孩子还养老人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计生政策严厉时期，有人总生儿子超生被罚，有人生不到儿子超生
也
被罚，前者，担心生多了养不起，后者担心没儿子没人养老，于是就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条交易链，中间扮演掮客的往往是他们的亲戚或乡邻。这里，我来讲一讲这个链条之下不同人的故事。
回了这个礼，生育的最后情分也就断了
本县深山坳里的W，从1989年结婚后就一直生儿子，到1993年已经要生第四个了，然而他们最想要的却是个女儿。女儿贴心，小时候可以帮忙干活，出嫁后能得一笔礼金，等自己老了还可以去女儿家坐坐、说说体己话，儿媳妇要是不好，也还能有个去处和倾诉处。
但生男生女这件事，越盼越不来，别人穷尽一切办法只想生儿子，他们则嫌儿子太多天天盼着来个女儿。所以要生第四个时，W想：如果又是儿子怎么办？别人都在说他命好、老婆肚皮争气，他心里却犯愁。再说，家里因为兄弟多，
本来就一穷二白
，要是再多生几个儿子，个个娶媳妇都用钱，把自己卖了也搞不定。一想，生儿子怎么也比女儿亏本。
想到这，他说：既然再生个儿子把自己卖了都供不起，不如一出生就卖了，赚点钱搞好生活，还能逃超生罚款。况且，还有很多人想买个
男孩
回去给自己做孩子，其中不少有钱人，能出得起价钱。这样一想，他便和妻子商量。妻子一开始不同意，虽然她也想要女儿，但让亲骨肉去别人家还是狠不下心。在劝说的同时，W找了一些接生婆和媒婆，还有消息比较灵通的亲戚，托他们打听这样的买主，一旦生下来是个男孩，价钱谈定了就让对方抱走。
三个月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一接生完，接生婆就让亲戚
寄了秘密口信给
事先沟通好的买主，叫他准备好钱，过两天抱走孩子。
买主Z先生，来自古龙岗镇，夫妻俩都是政府工作人员，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还未转严时已经生了三个女儿，当时本来可以再生，但他因为做了生意顾不了那么多。别人提醒他时，他说“我有三个女儿，个个教育好，当得了你们有几个儿子的”。
话虽如此，到了9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越来越严，但为了生儿子宁愿倾家荡产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这种现象无意间也触动了那些原本就只有女儿家庭的神经。
神经就像螺丝，一松动就会快速离位，
Z先生
要儿子的心被激发出来，形成强烈的渴望，再也刹不住车。但早在十多年前就结扎的他们，已难以实现自己生育的愿望，最好的办法是花钱买一个。于是找儿子的Z和打算卖儿子的W通过接生婆的亲戚联系上了。他们谈定两千元，一手交钱，一手交孩子，事后不来往、不探视、不准亲生父母和孩子有哪怕一丁点地接触。
两千元
，对于90年代初，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额财富，它相当于一个村干部两年的工资或四五头大肉猪的总价，也可以买个旧房子或者最时兴的彩电、轻骑摩托，外加一个收音机。
孩子出生第三天，Z先生夫妇带着弟弟来找W，他们
怕人知道
不敢走大路，约在了一个山坳里见面。W把孩子放在一个扁篓里盖上小被子，上面遮了个蛇皮袋。见面时，Z夫妇和他弟弟三人轮流抱起孩子看了看，觉得一切健康，便给了用红纸事先包好的礼钱。W接过来，从中抽出100元，自己再添2元零钱，凑成102元，多两块钱的意思是祝福孩子以后会出人头地，也用一张红纸包着塞回了扁篓里，口头上说是给孩子以后买饼干吃，实际上是断情礼。回了这个礼，生育的最后情分也就彻底断了。
走完礼，Z先生三人背起篓子，一路上翻山越岭，先去邻近深山里的亲戚家吃午饭，给孩子喂糊糊，然后再往家赶。他们事先带好了电筒，只等着天黑之后再进村回家。回到家后，他们将孩子交给刚刚生育不久的弟媳，让他有奶可吃，对外则宣称自己妻子又生了一个。村民们心知肚明，但谁都懒得戳破，也不愿得罪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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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男孩。
后来，因为孩子长年寄养在叔叔家，没有和父母建立起更为亲密的关系，和姐姐们年龄相差太大总受欺负和排挤，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怀疑自己是否为父母亲生。他不断地和同学打架，不断地更换学校，不断地离家出走，试图通过激怒父母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寻找真相。但深知这一切的Z先生夫妇，除了生气和愤怒却也不敢说什么。
如今，这个孩子24岁，虽然没有上到好的大学，但凭着大专学历也成为了IT行业的精英人才，和父母的关系也逐渐缓和融洽。只不过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点伤和痛都总是有意避开，谁也不愿意戳到任何一点。孩子的亲生父母也遵守着诺言，自始至终未和孩子有过任何一点接触。
十二
个孩子和一个男婴
Z先生买儿子的时候将近四十岁，正当年富力强，经济实力也非常雄厚。然而，同样是买儿子的L医生却并非如此，他是在自己将近六十岁的时候才决定买一个儿子为自己养老。L医生妻子的生育故事和前面W妻子的也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版本。
对L医生夫妇来说，
提起他们的生育经历
是残酷的，采访的时候，我小心翼翼，总怕伤害到他们。经过漫长的多次对话，我才得以梳理出她的生育简谱。
四十年代出生的L医生，在1960年和同样年纪的妻子结
了
婚，从此开启了一段生育长征。妻子从1961年生育第一个女儿起，在连续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共怀过12个孩子，其中两个流产，一个得病夭折，剩下九个孩子两个送人做了童养媳，七个留在身边养大。
1961年，妻子怀第一胎时正值全国大饥荒，总是吃不饱，只能用清水煮野菜。吃的当口觉得有东西填饱肚子就不错，但吃完不到一个小时问题出现了——缺油少盐煮的野菜格外搜肠刮肚，
刮走了
体内最后一点油水，饥饿就像猛兽抓挠撕咬
着
她。
就在这饥饿中，他们希望多生几个男孩，多几个劳动力，以后即使工分也能多挣点。最重要的是，多一口男丁就多一份话语权，无论是姓氏族谱还是生产队里，男丁多的家庭说话永远硬气，那些人口凋零、男丁单薄的家庭总是抬不起头。
年轻、骨子里不服输的
L医生
，自然要在这件事情上暗地里一争高下。但事与愿违，在饥荒中生完第一胎的
妻子
，第二年又生了一胎女孩，第三年怀胎流产，第六年生了一胎女孩。一胎又一胎的女娃子，逐步击碎了夫妻二人的愿望。
1952年至1961年，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举办中西医进修班，当时还是生产队队长的L参加了1961年的最后一期。到了1972年他又参加了生产大队赤脚医生、生产队卫生员的培训，完成了从普通农民到卫生员，再到赤脚医生的蜕变。
在这个过程中，他一边走村串户给人看病，一边暗中收罗中西医提到的各种生男孩的建议和秘方：特定的同房日期、不抽烟喝酒、吃中药、补西药的各种养生；还有民风民俗中提到的内容，如吃掉新生男孩的包衣，吃真君斋、太阳斋，门口挖池塘改善风水等等。
每个建议和秘方都声称绝对有效，
回到家中一一进行试验，但最后都在一次次生下女儿的事实中被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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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桥头
算命的地方，曾有过无数被遗弃的超生女婴。
他们有些绝望却又似乎明白，抵抗绝望最好的方式便是继续坚持，直到希望最终出现。可他们所认为的希望从没真正出现过。整个七十年代，他们都在怀孕和生育，直到1978年第十二次怀孕，留在身边的孩子已经七个。看着破破烂烂的房子和身上缝缝补补的衣服，他们感到自己再也无力抚养，感到命运的双手牢牢地扼住了喉咙。
既然如此，就放弃吧。孩子生下一个月后，
L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