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曾说：“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做人实在够苦。”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与其被生活狼狈碾过，不如活得体面一些。
⒈
衣着体
面
古人说：
“人可以有霉运，但不能有霉相。
”
运气不好，是上天捉弄；灰头土脸，却是自我放弃。
人不自救，天也难佑。
一个人若是自己都不肯往前走，那谁也拉不动他。
杨绛半生坎坷，吃尽了命运的苦头。
但是她却始终衣着整洁，保持着一份干净与体面。
上山下乡的时候，杨绛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
每日辛苦劳作，很多人衣服又脏又破。
只有杨绛每日浆洗衣服，破的地方反复缝补，每天早上出门都是干干净净的。
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她嫌不好看，就拿女儿剪掉的辫子和丈夫的帽子做了一顶假发。
第二天带着假发照常上街。
特殊时期，杨绛始终没放弃自己，出门必定涂上口红，打扮得端庄体面。
这一抹口红，是那个时代的一抹亮色，照亮人心底的希望。
很多人身处逆境，觉得不用太在意外表。
事实恰恰相反，一个人如果灰头土脸，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就没了。
精气神没了，人也就垮了。
古人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
越是难熬的时候，人越要体面。
保持衣着的干净，意味着一个人依然认认真真对待生活。
保持外表的体面，才能从容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和苦难。
⒉
谈吐体面
《礼记》中讲：“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真正的君子，举止慎重端庄，哪怕身处困境，也不会说失礼的话。
言为心声，一个人的谈吐，就是内心的修养。
1938年，杨绛一家生活在上海。
当时上海沦陷，日本人四处设卡排查行人，普通人一不留神就有杀身之祸。
有一次杨绛乘车遇到日本兵检查，全员起立，杨绛不愿配合，起身稍晚。
一个日本兵走到他面前，粗鲁地抬起她的下巴。
杨绛大怒，想要骂他，但是身为一个大家闺秀，她却不会骂人。
只是大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
同车人为这个姑娘的勇气震惊，杨绛怒视日本兵，俩人对视一会儿后，日本兵下车，杨绛侥幸逃过一劫。
杨绛出身书香世家，说话总是慢条斯理，温文尔雅。
面对再多的苦难，从没有一句恶言。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轻易难以改变。
同院有个大姑娘拿杨柳枝当鞭子打她，抽得她肩背上火辣辣地疼。
她也只是说了一句：“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
特殊时期，别人叫他检举揭发别人，说别人的坏话，这样才能明哲保身。
但是那十年，她没说过别人一句不是。
比起骂人，她宁可挨骂。
《礼记》里说：“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
一个人说的坏话越少，返回到自己身上的坏话就越少。
很多人因为搬弄是非名誉扫地，但是杨绛却因为这份沉默，得以保全。
佛家讲：“两舌、恶口、绮语、妄言，果报自受。”
一个人说出去的话，终究会通过各种方式返回到自己身上。
真正体面的人，无论何种处境，都能管住自己的嘴，说话干净有礼。
这是一个人的修养，也是一个人的福气。
⒊
人品体面
知乎有一个提问：
如何去判断一个人的人品？
其中有一个高赞留言是这样说的：
“很多时候，你看什么都没用，只看一点有用，就是看他在人生低处的样子。”
难熬的日子里，坚守底线、相信善良就是一个人最大的高贵与体面。
杨绛是大家闺秀，平时沉默少言，待人温和，很好说话。
但是一旦触及到底线，却是半分不让。
风雨飘摇的年代，很多人劝她和钱钟书一起离开中国，夫妇二人一口回绝。
他说：
“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去外国做二等公民。”
人生在世，若无法对抗黑暗，可以明哲保身。
若是投身黑暗，助纣为虐，那就是人品败坏了。
这是夫妇二人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最难的时候，他们依然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肯投降，不愿妥协。
这样做的结果，就意味着更多的折磨。
然而见识了人性的复杂与幽暗之后，她却更加笃信人与人之间温暖与善良。
干校的时候分宿舍，她特意挑了一个最阴冷的角落，把朝阳的地方留给年轻人。
她随身带着奶糖，有下放新人来了，就每人塞几块，希望可以给他们一点鼓励。
研究所里同事要送孩子回老家，因为没钱而犯愁，她知道后，立马送了三百块钱过去。
她的善良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很多人被她打动，一点点变得温柔起来。
《唐吉诃德》的译稿是她的心血，被收走之后，杨绛心急如焚，是同组的组长冒着风险给她找回来的。
地里干活的时候，她身体差，干不了重活，同队的人就帮她把田里的草都锄没了，只留几个“毛毛”给她。
后来杨绛写了《干校六记》，里面没有控诉，没有怨恨，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善良与温暖。
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
一个人见识过人心鬼蜮，却依然相信善良，愿意用心去爱这个世界。
这样的人，即使身处卑微，也依然高贵而体面。
⒋
灵魂体面
体面，来自一个人的谈吐、衣着、学识、教养。
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灵。
一个人一辈子淡定从容，无论在何种处境中，都保持着一份体面，必然是因为内心的强大。
1945年日本即将战败，对上海的控制更加森严。
日军经常闯入民宅逮捕市民，很多人被抓进宪兵司令部，就再也没有回来。
杨绛的朋友李健吾被抓，受尽酷刑，折磨得不成人样。
杨绛也被日军找上门，通知她去宪兵司令部一趟。
当晚全家人都很紧张，钱钟书更是一晚上没睡着，杨绛却镇定如常，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她吃过早饭，穿了身黑衣，带了本《杜诗镜铨》就出门了。
到了宪兵司令部，她坐在会客厅，旁若无人地读起书来。
日本人来了之后，见她如此淡定，甚是惊讶，问了她几个问题就让她走了。
杨绛回到家，一家人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面对人生的种种遭遇，她说：“可作书读，可当戏看。”
这份冷眼旁观的豁达，让她熬过了最难的那些年。
她在书中回忆说：
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后，杨绛一人独居在三里河，过着隐士的生活，整理丈夫的手稿，完成对家人的承诺。
96岁时，她出版《走到人生边上》，写下自己对生命的思考。
她说：
“人生实苦，终其一生，都要不断地修炼灵魂，完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