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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碳排放议题，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明争暗斗无处不在。
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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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大战①
当前，“碳排放”及其衍生而出的“碳高峰”、“碳中和”、“碳目标”、“两碳”，以及关联的“气候变化”、“绿水青山”等，已经成为全球媒体和各种文件中最高频的名词。
如果没听说过这些名词，那一定是OUT了，但真正了解其渊源、背景、因果、矛盾和影响，真正理解其背后的发展固化、利益冲突和大战机理等，恐不易。
我们试图通过系列文章，抛砖引玉，将枯燥的数据图表化，深奥的学术口语化，展开对碳排放及其引发的这场世界大战和世纪大战的大讨论。
无论是《旧约·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还是中国神话中的“女娲补天”与“大禹治水”，亦或古希腊、古印度、苏美尔、玛雅等文明的创说中，都有那场灭世大洪水，这无疑是气候灾难与人类命运联系纽带的注脚。
抛开神话传说，散落各处的恐龙骸骨更不会说谎。事实上，早在人类诞生前，地球上就已发生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整个生物圈崩溃的直接原因就是全球性气候灾难，有温室效应，亦有冰室效应。
从理论上讲，不同纬度的太阳辐照强度差异极大，除地球自转轴倾角外，正是得益于大气环流与海洋环流构成的海气耦合系统，使热量延经线方向不断传导，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活动范围才能如此之广。这个系统的平衡是复杂且脆弱的，看似简单的温度变化，不仅可以重新分配降雨、加速冰川变迁，更是直接影响各种环流，平衡的重建对于现有的生态系统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从全球尺度来看，无论是直观的全球平均气温，亦或北极冰盖面积、海平面高度变化等间接数据，都实实在在地表明：全球温度正在升高！而且升高的速度远超历史！
图1 全球地表温度相对于1951-1980年平均温度变化情况(NASA)
图2 北极冰盖面积变化情况(NASA)
尽管气候变暖诱因十分复杂，目前最被认可且备受尊敬的相关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五次评估报告（AR5）中指出：人类活动产生CO2排放等温室气体增加导致气候变暖的可能性在95%左右。
自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的浓度远远超出过去80万年自然变化的范围。然而，在近百年的全球快速变暖期间，既无大型火山喷发，也无“天外来客”，而地球轨道变迁、太阳常数波动等长尺度事件，“短短”百年变化甚微。
图3 80万年以来大气CO2浓度变化情况(NOAA)
图4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度与温室气体浓度变化情况（IPCC）
我们生活的地球被称为“生物圈1号”，以我们现有科技水平，尚未能找到或建立“生物圈2号”，来验证“排放温室气体温室效应增强星球升温生态灾难”这一理论逻辑链条。事实上，IPCC的专家们也谨慎地用“95%左右”来表述。
既然无法验证，必然存在质疑。总结而言，质疑大体有三方面：
一方面气候系统纷繁复杂，怎能简单归咎于人类活动？地球46亿年中的温度变化远比现在要激烈，历史上的数次冰期与间冰期转换也未有人类参与（见图5）。
另一方面，与计量单位用百万分比（ppm）乃至十亿分比（ppb）来衡量二氧化碳与甲烷而言，占温室气体总量95%的绝对龙头——水蒸气，温室效应贡献虽已超过三分之二，却少被提及。
海洋、湿地、冻土都是不可忽视的碳库，尤其是海洋碳库，其规模是大气的50倍以上。若温度升高，必将源源不断释放二氧化碳至大气中。因此，即使缺乏人类活动的影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也与全球温度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见图5）。究竟谁是因，谁是果？还是互为因果？
图5 四十万年以来全球温度与大气CO2浓度变化情况
三是科学家们是不是夸大了气候变化对生态的影响？
在地球历史上，比现在温暖的时代并不罕见，白雪皑皑的格陵兰岛曾遍布森林草原。就中国而言，反而是历次的小冰河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间接引发了朝代更替。持此观点者甚至认为，全球变暖对高纬度地区是一种“福音”，更遑论俄罗斯人对开拓北极航道的念想。
阴谋论一度也甚嚣尘上，甚至捏造了“气候门”事件，指责科学家们通过篡改数据来保证其结论正确。抛开数据层面，超过上千名专家学者参与了历次IPCC报告的编写，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如果是阴谋诡计，这般多科学家是如何私下串通的？在哪串通的？背后谁在指使？
正是以上质疑和阴谋论的出现，票仓包含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等传统能源大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才敢公开放话：“共和党不会接受任何要求美国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减排的法律捆绑式新协议。” “不该把美国纳税人的钱投入一个基于不准确信息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基金库。”
三、绿党如何泛天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揭露化学污染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出版发行，环保运动在欧美兴起，并加速蔓延全球。民间环保组织不断涌现，部分组织结成政党，参与竞选，获取议员席位，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其生态诉求。
在绿党的不懈努力下，保护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其主张已在多个国家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随着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大大改善，不再是发达社会的主要矛盾或重要矛盾，应对气候变化，则成为绿党新的议题和发力点。在全球化背景下，绿党组织及其活动的影响力已经无法估量。
在学术界，气候变化不再是冷门学科，各种专项支持基金对研究者予取予求。中国各类学术团体也申请到大量的研究经费，开展过各行各业的相关课题研究，研究成果学富万车。
在教育界，瑞典气候女孩的案例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在部分国家已做到了“从娃娃抓起”。在很多国家已深入人心，成为“教育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志。
在政界，先看绿党发源地——欧洲。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甚至被冠以“气候选举”的称谓。在法、德两个传统大国，绿党得票率飙涨，成为左派第一大党，从英国到爱尔兰等多个国家，绿党都有不错的斩获，绿党成为欧洲议会第四大党团，成为执政党与其他在野党争相拉拢的对象。再看美国，尽管法律意义上的绿党规模较小，但民主党关于环境与气候问题的立场与绿党相差无几，被认为是“泛绿党”。毫无意外，气候议题已成为欧美各国政治关注的重点。
在商界，不仅有微软、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提出明确碳中和日程，连传统的油气巨头如BP、埃克森美孚等，也开始实施低碳转型战略。
不同于污染排放的属地环境危害，各地碳排放通过大气循环，均摊全球，对排放地影响甚微。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全球达成广泛共识，建立相对应的国际合作与约束机制，才能避免压垮气候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
得益于欧洲绿党组织的推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气候变化问题开始引起国际广泛关注。随后，世界气象组织（WMO）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并于1990年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政府层面开始正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问题，控排任务的分摊绝非简单的几个双边乃至多边协议能够解决的，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应运而生，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承担”这一原则，为未来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此框架下，1997年《京都议定书》出炉，几经波折，于2005年正式生效，确定了发达国家间排放权贸易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清洁发展机制及联合履约机制。同时，减排也成了发达国家的法定义务。至于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则是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及减排方案。
2007年，第13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发达国家技术与资金援助时需执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三可”制度。此外，还要求各国承诺在2012年提出量化减排指标。
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试图通过一份新的协议，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但此次会议在“主要国家中期减排目标承诺”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支持资金”两项关键议题上并未形成相应的约束文件。
2015年，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举办，探讨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这一具有法律效应的文本，中美两国均做出减排承诺，此外，还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2025年期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支持资金的目标。
图6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发展历程（刘丽娜）
围绕碳排放议题，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早已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无处不在。
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未来碳排放增量，目前正高速发展的国家如中国、印度、越南等，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欠发达国家认为，发达国家要为他们的历史排放负责，而且现有人均排放更是远高于己，耗费了全球52%的碳排放量的10%的发达国家居民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发达国家应为减排担负更多责任，也应予欠发达国家更多的经济补偿和技术支持。
绿党与非绿党之间：绿党秉持“生态优先”原则，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高于一般经济增长需要，投入产出比并非其首要考虑因素；而传统党派则更关心国家竞争力、经济发展态势与人民生活水平，绿色固然重要，发展才是第一要务。
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可再生能源企业认为，电网应以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为主，哪怕成本高一点，至于火电站，调峰辅助就好；而传统能源企业认为，现阶段保障安全能源供应非我莫属，也为当地提供不少就业岗位，甚至投资成本还未收回，为何要被过河拆桥，关停并转？
在欧洲，燃煤电站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竞争性丧失，相继关停；在中国，火电机组年发电小时数逐年下降，更在终端限价与燃料涨价的夹击下，火电企业举步维艰；在美国，共和党、民主党轮流坐庄，反复加入或退出各种气候协定。
在国际层面，气候谈判任重道远。碳排放“四巨头”中、美、印、俄四国，只有中美明确减碳目标，所谓的1000亿美元气候扶持资金也不见踪影，更遑论欧盟意图重拾“碳关税”大棒，不见硝烟的碳排放大战将愈演愈烈。
碳排放大战不是临时性、短暂的、毕其功于一役之战。这将是旷日持久之战，涉及各行业主体、各行业之间、各企业之间、各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政府与企业居民之间的长期博弈和不断均衡。
虽然异常艰难，但我们依然期待中国的企业、行业和政府在这场世界大战和世纪大战中占领先机。
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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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大战②
2021新年伊始，历经多场闹剧的美国总统交接仪式，在紧张郁闷的气氛中终于完成。
上任第一天，新总统拜登就迫不及待地签署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的行政令。他的前任特朗普，在四年前的那天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上上任总统奥巴马，正是这一协议的主要促成者，也是其在任八年最重要的政绩。
碳排放成为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交锋简单、直接、粗暴——“你进我退”，一方积极推动，另一方却不屑一顾。
抛出“绿色新政”的绿党（Green Party）与支持减税的茶党（Tea Party），在美国各地正面交锋。所谓茶党，即Tea Party，1773年发源于美国的波士顿，重生于2009年，并将Tea创新定义为“Tax Enough Already”。
与碳排放相关的社会动荡也是风起云涌，人们对2018年11月爆发的法国“黄马甲”运动仍心有余悸，其直接起因就是法国政府为履行碳排放目标，启动加征燃油税。
碳排放问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制造出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对个人、组织和国家影响深远。
一、欧美社会动荡因何产生？
社会动荡大致发源于税收增加、物价上涨、大批失业以及若干不公平、不平等等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若导致大批民众收入下降、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对当政失去信心，对未来没有指望，只要有人振臂高呼，配以一定的组织能力，社会动荡就像炸药桶一样，随时点燃爆发。
例如，高税收孕育出美国茶党，以及之后的美国独立运动。茶党发起于1773年，当时波士顿民众，为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高税收，发起了倾倒茶叶事件，这是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暴政的开始，参加者被称之为茶党（Tea Party）。此后，茶党也就成了革命的代名词。
茶党重生于2009年2月。当时，美国广播公司电视主持人桑特利，在节目中表示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房屋救济贷款政策，并呼吁茶党再现，即所谓新茶党。当年，重生后的茶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田纳西州召开，600多名代表出席。
2009年4月15日，美国纳税日，茶党发动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示威规模庞大，上百万人参加，口号是反对高税收、高支出和医保改革，并要求缩减政府规模。2010年1月底，全美茶党分支就达1134个，其中，加州113个、得州97个、佛州73个。
与绿党类似，茶党不是一个政党。茶党只是草根，是右派民粹主义运动。茶党的支持者大多是男性白人，年龄主要在40岁以上，大多数在选举中支持共和党。
拜登政府雄心勃勃重启“绿色新政”，并在刚结束的2021年4月22-23日的气候峰会上表态，2030年美国碳排放将比高峰的2005年减少50%-52%；2035年实现无碳电力；2050年目标碳中和。联邦政府计划2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
2万亿美元从何而来？联邦政府的主要办法是提高税率、增加税种、增印货币、发行债券、出卖联邦资产等。
近期，拜登政府的提议是提高企业所得税以及富有家庭的税率，特别是资本所得税，中产家庭增税有限。
如果通过，是否会刺激到茶党的神经？货币放水，全球美元和美债持有人将毫无疑问地被“割韭菜”，美国国内民众也同样面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实际收入下滑的窘迫。另外，国债还需要通过未来的高征税来偿还本息，大部分偿还留给后续执政者。
可以预见，拜登的“绿色新政”，如果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结构性失业，推高就业率，增加GDP和社会利润，社会矛盾就会激化，茶党与共和党在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上必然紧密合作，拜登的计划或将大打折扣。如果下届选举，共和党重新上台，拜登的承诺就成了泡影。
又如，2018年，为履行《巴黎气候协议》，法国将燃油税上调了6.2%，并表示未来将通过继续提高燃油税来推广新能源汽车，其直接后果是油价暴涨，法国民众负担的燃油成本随之增加，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抗议。
2018年11月17日，法国民众穿着“黄背心”展开抗议。抗议示威活动首日有逾28万民众参与。此后，每到周末，身穿“黄背心”的抗议者们就涌向巴黎的各种公共场所。
抗议延续到2019年。当年11月16日，数万名示威者在法国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多数城市出现严重冲突和暴力事件。这一天，法国警方拘捕了254人。
法国“黄背心”示威抗议运动得到多个国家“黄背心”阶层的积极响应。随之，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色列、加拿大等国也出现了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黄背心”抗议示威活动以及类似的诉求。
持续一年多的“黄背心”运动导致数十人死亡、上万人受伤，数千万民众卷入，不少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经过各种试错、沟通和努力，最后法国政府的加税措施，反以政府首脑道歉、取消增加燃油税、一系列减税和其他承诺草草收场。
法国政府在碳排放问题上的雄心受到“黄背心”运动的打击，政策并不到位。近期，四个法国非盈利组织，携230万网上请愿签名者，联合起诉法国政府，未能按期实现《巴黎气候协议》的承诺，而巴黎一个法庭最后判决法国政府败诉，并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达国家，也无法在履行《巴黎气候协议》目标的同时，保证政府任期内税收中和、就业率上升、结构性失业降低、居民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更好、物价温和。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是不是更难堪？矛盾更多？压力更大？社会动荡是否更易演变为政治动荡和政治危机？
二、谁推动了巴黎协议？
回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碳排放权”被首次提出——国与国之间可以进行碳排放权贸易，即没有完成减碳目标的国家，需要支付额外费用从别国购买碳排放权额度。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顺应而生，一种凭空产生的商品，开始有了实际价值。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发起者试图根据IPCC研究报告约定各国碳排放权限额。而碳排放权，实质上就是各国传统能源使用权，关乎经济，关乎民生，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空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分配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会议结果不言而喻。
单凭绿党的鼓动，即使有执政党的情怀加持，若无利益关系，任谁都难以相信，为何各缔约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给自己的发展套上“紧箍咒”？究竟是哪些力量在背后推动？
绿党是欧洲各国大党必须拉拢的政治力量，如此卖力推动《巴黎气候协议》似乎有据可循。这只是表象，深层原因有三重。
一是欧洲作为发达经济体，经济与能源消费基本脱钩，限制碳排放对经济发展并无太大影响，依靠技术与金融优势，反而能利用能源清洁化和节约化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欧洲普遍高福利、高税收，制造业竞争力受制，通过碳关税可以制造贸易壁垒，而碳排放限额，更是直接打压后发国家。
三是欧洲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势力版图依然遍及全球，通过主导碳排放分配，打造气候政治与气候金融，不仅有助于维持现有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更可能在“美元-石油”的金融体系下撬开一个口子，赚取额外利益。
因此，推动《巴黎气候协议》成为欧洲各国、各主流党派和上层社会的一致共识，当然，“自上而下”分配碳排放指标也是欧盟所坚持的。
经济学著作《世界是平的》曾火爆一时，经济全球化思潮和浪潮风靡全球。在此浪潮下，美国积极推动全球产业分工，并占据利润最高的高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并利用美元收割全球。
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民主党眼中，实体工业并没有那么重要。而推动《巴黎气候协议》是符合这一战略的，一方面可与欧洲保持良好关系，避免碳关税造成的全球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则可进一步固化现有分工体系，在“碳排放权”的约束下，该卖矿卖矿，该生产衣服玩具就别想着芯片、飞机和高端装备。
不过，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自下而上”分配指标，由各国自己定目标——国家自主决定贡献（NDC），缓和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也缓和了与国内共和党的矛盾，这才是成功达成《巴黎气候协定》的关键点。
三、为何奥巴马特别积极？
奥巴马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称为“绿色总统”。在国内，他顶住国会压力发布《总统气候行动计划》与《清洁电力计划》；在国际上，他与中印等排放大国签署了气候合作协议，积极表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最终成功达成最具影响力的《巴黎气候协定》。其中的艰辛，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参与国想必都深有体会。
在国内，背后利益集团的推动创造了有利于国际协议达成的条件。奥巴马上任伊始，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收拾08年金融危机的“烂摊子”。就如拜登之于“新冠”，处理方式如出一辙——美元大放水。作为民主党人，在背后清洁能源行业及环保组织等利益团体影响下，自然倾向于用清洁能源来提供就业和发展经济。
杜邦董事长就曾公开表示，“若政府能提供清洁能源激励措施，杜邦将会投建一批太阳能电池和生物质燃料项目。”事实上，奥巴马上任次月发布的《美国经济振兴方案》中，就有800亿美元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占整个投资计划的10%。
在国际上，《巴黎气候协定》是美国重新掌握国际气候治理领导权的一个机会，可以为国内清洁能源和环保集团布局全球打好基础。自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后，美国甚至成为国际气候治理的绊脚石，欧盟领导作用与日俱增，甚至试图通过建立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打造“欧元—碳排放权”的新经济循环体系，这自然是对美国全球化战略的重大挑战。为此，奥巴马主动出访中、印两国，达成气候协议与其他利益交换，为美国主导《巴黎气候协定》奠定基础。
与欧盟抢夺国际清洁能源市场也是其重要考量。《巴黎气候协定》中各国达成的减碳目标，就是一个个待开发的清洁能源市场，从装备、技术、产品到服务，规模巨大。当然，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融资。为此，在奥巴马离任前，美国已经向联合国设立的“绿色气候基金”(GCF)提供了10亿美元，并承诺今后将继续出资30亿美元，借此掌控基金会，推动清洁能源产能输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四、特朗普为何果断放弃？
上任五个月后，特朗普兑现了自己竞选时的承诺——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在政府预算中砍掉了奥巴马承诺的30亿美元“绿色气候基金”。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在美国国内也质疑不断，奥巴马与担任前国务卿及现任气候特使的克里自不必说，从学校到企业，从小镇到部分联邦州，均有表态要自行遵守《巴黎气候协定》。
为何特朗普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其实，共和党的身份就决定了他在气候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沿海地区更易从全球化中受益，因而支持民主党；而中西部地区并未享受到全球化利益。
中西部地区虽然盛产能源与矿产，制造业也多集中于此。但在全球化浪潮中，制造业受他国廉价商品冲击，举步维艰；传统能源开发也面临污染排放乃至碳排放的诸多限制，众多蓝领因此失去工作，中低层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拉大，种种不满无疑使中西部地区更加支持逆全球化的共和党。
以商人身份从政，并一直以“美国最伟大总统”自居的特朗普，追求连任是其首要目标。背靠钢铁、煤炭、石油等传统企业，以草根阶层为政治底盘，满足选民的要求是保证连任的基础。所以，特朗普必须果断放弃《巴黎气候协定》。
五、拜登如何重新出发？
特朗普最终还是没能连任，民主党再次重掌牌局，推动美国继续实施全球化战略。如奥巴马一般，拜登认为应对气候问题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对内经济复兴的同时，对外还能修复特朗普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损伤。
与奥巴马时期的800亿美元相比，拜登更是承诺要在四年任期内投入2万亿美元用于气候行动。“当特朗普想到气候变化，他脑子里只有一个词——骗局；气候变化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词——就业。”拜登接受采访时曾说道。
在国内，以环保名义控制住传统能源的同时，无论是加大清洁能源科技创新以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还是加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内需，亦或是补偿传统能源产业工人以维护社会稳定，都体现出拜登版“绿色新政”对于“就业”的重视，其竞选团队曾估算这一计划将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
在国际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更是一种战略武器，不仅可以用来团结发达国家，更可以有效打压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例，拜登政府认为中国需要为“一带一路”部分项目的污染及碳排放行为负责，并要求停止对沿线国家化石能源产业投资的金融支持。气候问题可让拜登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联合多方对挑战现有国际分工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行为施压。
此般武器，拜登如何能弃？重返《巴黎气候协定》，甚至“气候至上”，水到渠成。
于是，在执政不到100天，2021年4月22-23日，拜登就组织了第一个全球会议，即全球气候领导人网络峰会，邀请了38个国家的领导人及两位欧盟领导人参加并向全球公众开放直播。
六、发展中国家如何决策？
面对《巴黎气候协定》这一明显有给发展中国家挖坑嫌疑的协议，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下自处？特别而言，发展中国家如何设定碳高峰和碳中和的时间点，并规划路径图?
发展中国家有大国也有小国，有发展较好的也有欠发展的。在传统能源相当长时期内还必须占主体的能源结构中，传统能源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动力和基础。设定碳高峰时间过早，自然限制了国家经济特别是实体产业的发展；设定太晚，必然受到发达经济体的谴责、限制和孤立。
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菲律宾、埃塞俄比亚、越南等国家，人口众多、实体经济薄弱、能源消耗总量和人均消费量都处于较低水平，基本上还没有达到能源全社会普及，还存在很多无电无油气地区。碳高峰时间点的设定，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决策。
传统能源的投资开发，无疑需要大额资金的投入。遗憾的是，全球而言，传统能源大规模投资开发所需要的大额资金，再也难以获得国际银团和国际基金组织的贷款和投资。这些财团和组织大多在发达国家掌控之中，因此，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发展传统能源的企图几乎被扼杀，未来连天然气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对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可再生能源支撑是其主要选择。但可再生资源可及性、系统成本和技术装备等构成了新的约束条件。
在不得不选择的碳高峰和碳中和道路上，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资本、技术、装备等诸多制约和限制，碰到的困难和窘境更多更突出，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率升高、贫困增加等将彼起此伏，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或一触即发。
为梦想而战是绿党和发达经济体主流的行动纲领，虽然背后也有各种各样、甚至不可告人的企图。茶党、中低收入阶层、欠发展国家关注的是眼前的现实，现实的物价、现实的税收、现实的收入、现实的就业机会、现实的油盐酱醋和小日子。
梦想与现实的冲突，必然引起社会纷乱和政治动荡，不但在发展中国家，也会在发达国家。
围绕“碳排放权”这块蛋糕，有的国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试图主导“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有的国家志在经济发展，自然不甘受限；还有的国家左右为难，只能消极被动地跟随。
联合国气候大会一年一开，达成协议文本无数，却收效寥寥。大会之外，大战暗流早已在科技、经贸、文化乃至外交等多领域涌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拜登重回《巴黎气候协议》，新一轮大国博弈的主战场从“石油大战”（详见《
石油大战①：阴谋笼罩？
》《
石油大战②：大国博弈？
》切换到“碳排放大战”。
发起国目的何在？优势如何？又有那些措施和手段？哪些国家将被动应战？又将如何应对？有无胜算可能？
一、谁主导大战？
美国，当今世界头号强国，发起并主导“碳排放大战”。
目标
：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固化现有国际分工，强化美国主导地位，继续通过金融收割全球；占领新能源产业链顶端，扩大并占据国际新能源设备市场，通过标准及技术授权收割其他设备制造国；增加美国国内就业机会，稳定执政基础等。
优势
：从能源及经济结构、技术装备、国际关系和全球影响等方面看，优势明显。
从能源结构看，自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煤炭消费一路走低（见图1蓝色线条），老旧煤电机组自2012年开始大规模退役，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陆续被天然气、石油超越，2019年更是被再生能源超过。时至今日，煤炭仅占美国一次能源消费的十分之一。而在新冠疫情肆虐时期，可再生能源依然保持增长，势头如虹。“碳排放”不再是能源消费增长的瓶颈。
从经济结构看，美国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牢牢把持着高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基本脱钩，降低碳排放对其经济影响有限，其结构性失业或可通过新能源创造的就业机会弥补。
从技术装备看，美国可再生能源起步早，技术底蕴深厚。以光伏为例，各类型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记录保持者均为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相关机构；另外，风电、储能、氢能、新能源汽车等装备制造业，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明显甚至绝对性优势。
从国际关系看，美国盟友众多。联合国等诸多国际组织大都受其操纵或影响，更遑论其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与金融触手，胡萝卜加大棒之下，一呼百应。
从全球影响看，经过数十年潜移默化的运作和宣传，绿党坚持的“绿色转型”理念已经渗透全球、深入人心，发展中国家很多知识精英深信不疑，甚至已经成为左右政府决策的支柱力量。
劣势
：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内的草根和政治力量（详见《
碳排放大战②：政治博弈
》）。
从就业前景看，传统能源和传统制造业等产业衰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是否能很快被新能源相关行业吸纳？否则，或引致茶党和“黄背心”们联手行动，为共和党所利用，在中期选举中失手。
从政府支出看，拜登雄心勃勃的政府支出计划，短期内将有效推动疫情后的美国经济复苏，并在全球范围内“大割一批韭菜”，但同时面临美元贬值、国内物价普涨、税负普遍提高等尴尬局面。如果经济复苏的成绩不能持续，抵消不了负面效应，下届总统选举或将易党。
从政治对手看，虽然共和党在参众及总统选举中失手，但输赢面很小，共和党支持面和群众基础依然坚固。在未来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拜登的政策效果失衡，甚至一个小小的政治黑天鹅事件，都可能是共和党未来四年决胜成功的机遇。
措施
：作为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始作俑者，拉联盟、定规则、贸易制裁、技术垄断及金融控制等一系列组合拳轻车熟路。
1、与欧、日、韩、加、澳等发达国家及地区结成“气候联盟”，形成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绝对话语权；
2、通过联盟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则，通过规则控制大多数国家，少数不接受的国家将被美国及其盟友全方位限制，尤其在国际经贸领域；
3、依托美国技术建立各种国际标准体系，实现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垄断，并通过各种“莫须有”罪名打压竞争者，如华为5G;
4、有条件的金融援助，在打开各国绿色能源市场的同时，也输出美国“制造”；
5、控制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停止对传统能源项目贷款；
这场大战，美国可利用的工具很多且效果卓然。如果拜登能维护住民主党的主动权，这场旷日持久的“碳排放大战”中，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都将看好。
欧盟，绿党的发源地，无论是欧盟各国精英的呼声，还是化石能源紧缺带来的隐忧，欧盟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最积极的呼吁者，也是“碳排放大战”的发起者。虽然欧盟加总规模大，但各个国家体量小，单个国家难以挑起重担——成为主导者。在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也仅仅用了“pity（遗憾）”小声表达不满。
纵使不能主导战局，这场大战对于欧盟依然意义深远：一方面依靠技术与金融优势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通过排放限额打压后发国家；更重要的是，可为打造“欧元-碳排放”体系参与全球金融收割打好基础。所以，欧盟的目标很清晰。
欧盟的优势与美国类似
：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基本脱钩；可再生能源占比冠绝全球，接近20%，部分国家甚至接近80%；节能、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全球领先；风电，特别是海上风电等技术至今无人匹敌。
全球影响力不足的欧盟，自然是紧跟美国，成为“气候联盟”二当家，狐假虎威，在技术、金融乃至国际贸易等领域一起围剿发展中国家，其一手打造的“碳交易”市场与“碳关税”概念也将成为气候联盟的有力武器。
至于日、韩、新、澳等发达“小弟”，自然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求现有秩序不被后来者打破，分享国际分工固化下的利益。
二、谁被动应战？
早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大多实现了“碳达峰”，碳排放均处于下行通道。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待建，工业加快发展，碳排放与日俱增，没有例外。“碳排放大战”剑指何处，昭然若揭。
所谓“发展中国家”，发展才是第一要务。在政权稳定的前提下，
优先目标
：实现本国经济高速增长（5%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以及相关的能源供给安全和能源普及化等。
次要目标
：污染和环境治理、教育普及和全面提升等。
当优先目标和次要目标冲突时，当然以牺牲次要目标为代价，例如很多国家都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这一发展阶段。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各种污染依然非常严重。
至于“碳排放”，虽然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名义上将其作为政策的主要甚至首要目标，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赶鸭上架”，勉为其难。
既然这场大战并不以发展中国家意志为转移，那么被动应战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有任何优势？
世界人口排名前列的发展中大国，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埃塞尔比亚、菲律宾、埃及、越南、刚果等国（先不考虑中国和北美的墨西哥）。在“碳排放大战”中，没有任何优势，但劣势显著。
首先，资金不足
。实现能源低碳转型非朝夕之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发展中国家多以传统能源为主，若不计成本投入升级改造，本国能源成本必将急速上升，对本国工商业的国际竞争力将是巨大打击，甚至连能源普及率都将倒退，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当然，无法获取外部贷款也将限制本国传统能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以印度为例，煤电占比超过70%。2018年，莫迪政府宣布所有村庄实现电力供应。“各村庄都通电了,然而约有1.63亿印度人仍然过着没有电的日子”，《印度时报》当即打脸。事实上，一个“高达”55美元/户的太阳能LED灯方案，就因成本过高被印度政府放弃。
其次，技术短板
。可再生能源种类繁多，技术要求门槛较高，单一可再生能源难以满足一国所需。在各种“绿色”基金的诱惑下，本国市场极易拱手于人。一旦形成依赖，本国技术性企业再难有出头之日。
最后，能源安全。
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传统能源，不少国家的油气对外依存度较高，能源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能源普及性较低，能源安全始终是发展中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如果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及终端电气化程度，发展中国家能源安全，包括电源、电网、运维、技术、系统、制造等将更多地依赖发达国家，更多地被发达国家掌控。
三、冲突的焦点？
气候灾难作为高悬人类头顶的众多“达摩克里斯之剑”之一，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升温速率已成为众多国家精英之共识（详见《碳排放大战①：前生今世》）。
已经并正在制造气候问题的发达国家，一边理所应当地享受着高排放生活，一边却毫无愧疚地要求追求同样生活的发展中国家做出牺牲来保护地球，甚至连责任都不肯明确分担，冲突的焦点非常突出。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理直气壮指责他国的发达国家，并非“气候斗士”所标榜的那般清白无辜。毕竟，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骤升的趋势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
从工业革命以来（1850-2018），保守测算，美国累计排放598亿吨，是中国的两倍以上，超过所有发展中国家总和，是当之无愧的“碳排放之王”。欧盟也以385亿吨“屈居第二”。
气候变化不单单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长期累积的历史排放,才是产生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即使只看当前，从人均碳排放出发，除资源国外，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人人生而平等，所有人都应有同等碳排放权。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以美国人的方式生活，地球将难以承受！”奥巴马曾说过。那如果每个人都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呢？
美国前副总统、气候先锋阿尔·戈尔住宅的耗电量是美国平均水平的21倍。气候特使克里，哪怕是去领取环保奖章，也不妨碍其乘坐人均碳排放是客机40倍的私人飞机。不知这两位美国民主党领袖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消费国排放如何核算？
从生产者角度去核算温室气体，确实数据易得，操作方便。目前各国的排放清单也是这样编制的，但这样真的合理吗？
发达国家占据全球产业分工的顶端，高碳产业早已转移，享用着廉价资源与工业品不用担责。而发展中国家不断生产，通过外贸出口满足他国消费需求，不仅要承担“减碳”大任，相互之间还要在发达国家的“指导下”抢夺本已不多的发展空间。
能源生产国境遇相对较好，虽然世界人均碳排放前十的国家多为资源国，却少见西方阵营的指责。毕竟，真惹火他们，或许就买不到足够的油气。但是，一旦西方阵营可再生能源转型成功，资源国的“碳排放权”必将受限。
四、大战之走向？
以上种种不公，让“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被广泛认同，发达国家必须对气候变化承担更多责任。然而，涉及到具体的减排责任、资金与技术支持等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不打过一场“大战”，势必难见分晓。
对于西方阵营而言，大战动员早已开始，发达国家纷纷结盟，各种手段推陈出新，只待“对手”入毂。
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尽管劣势颇大，不得不被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优先级，按照发达国家要求，打造“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碳排放核算体系与交易体系，为本国发展套上枷锁，以应对可能的贸易与金融制裁。
但发展中大国并非没有一战之力，首要条件是团结一致，不给西方阵营逐个击破的机会，才能不惧制裁，打破发达国家“先到先得”的丛林法则，在未来的全球利益分配中，取一杯羹。
其次，必须抱有鱼死网破的底线思维，才能在这场大战中置之死地而后生。毕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一是继续大力发展工业，逼迫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对本国可再生能源、节能、污染治理等方面无条件支持，而不是趁人之危；
二是组建或加入全球碳交易市场，要求发达国家以购买本国碳排放配额的方式，减少本国碳排放，获取经济补偿；
三是组建贸易同盟，抵制“碳关税”，推行“碳消费税”。
对于小国而言，由于工业体系尚不完备，毫无谈判筹码，无论是何方取胜，他们大概率只能止步不前，安心于农业与旅游业，为地球生态保护出一份力，区别仅仅是经济补偿的多少而已。
中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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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大战④
继《碳排放大战①：前世今生》、《碳排放大战②：政治博弈》及《碳排放大战③：大国之争》三篇网文传播后，不少网友反馈，在外部环境险恶、内部挑战巨大、发展中国家期待的背景下，中国有什么选项？
美国民主党发起、牵头并推动“碳排放大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全球的绿党与“革命”的茶党之间、精英阶层与底层“黄马甲”之间、传统行业与新行业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等一直在纠缠、博弈、争斗。美国执政党的轮替随即会让“碳排放大战”偏航甚至偃旗息鼓。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代表，在拜登时代和后拜登时代该如何担当和自处？
中国的担当和选项，不但对人类和平与全球发展，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未来及中国百年大业，都至关重要。
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地区、城乡和贫富三大差别依然严重，各种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质和土壤污染形势严峻，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低端，所以中国未来的优先目标选项，依然是：
“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重的就业压力，不发展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硬道理”。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仅产业升级转型失去动力，止步于发达国家的门前，现有市场份额也将被后发国家蚕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发展不仅仅是增长，更是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和升级。
尽管中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按中国的现行标准，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按照世界银行标准，2020年中国仍有1.949亿贫困人口，“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与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差距很大。另外，缩小地区、城乡和贫富三大差距也是当务之急。
图1：世界主要贫困人口分布（数据来源：The World Bank）
美国发动“碳排放大战”的原因之一就是提升本国就业率。中国的失业率在大国（G20）中虽处于较低水平，但与日、韩等东亚近邻相比，仍有差距，乘上中国世界第一的人口基数，加上广大农民工的非典型就业状况，失业人口数量相当“可观”。
图2：G20国家/地区失业率排名（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s）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最初的发展机会是靠牺牲环境从全球市场争取过来的。沿着“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老路，中国已走完了前半程，后半程更为紧迫，毕竟水不能饮，气不能吸的后果只能自己承受，更事关后代，账还远远未到还清的时候。环境治理自然成了当今中国优先选项。
除了经济、民生、就业、环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目标重要性也不遑多让。“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目标，在现阶段，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将其置于优先序列。
将“双碳”提到优先目标，中国有哪些优势、劣势？面临什么样的国际环境？能否在未来的“碳排放大战”中占有先机？
二、
中国具备哪些优势？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低碳能源领域并不乏优势，制度优势更保证了可以上下一心，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截至2020年底，可再生能源约占中国电力装机的40%，发电量的30%。水电、风电、光伏及生物质能装机容量均居全球首位，在建核电机组装机容量也为全球第一。
中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储能等低碳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水电领域具备全球最大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特高坝和大型地下洞室设计施工能力均居世界领先水平；低风速风电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国内风电装机90%以上采用国产风机，10MW海上风机开始试验运行；光伏全产业链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储能产业蓬勃发展，技术经济性处于领先水平。
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设备制造国，规模效应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额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水电业务遍及全球，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了超过四分之三的组件。
图3：2019年中国光伏产品产量及全球占比
（数据来源：CPIA）
三、中国尚存哪些劣势？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新风貌传遍全球，中国制造被更多人接受，也有更多投资进入中国。次年，中国能耗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并延续至今，能源消耗与经济同步增长。
目前，中国一次能源以煤炭为主，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57%。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23%，非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长期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给中国带来较严重的环境污染。
图4：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结构
（数据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对中国而言，打一场“减排”大战，资金并非短板，部分技术如节能、氢能、海上风电等，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最主要的劣势还是现阶段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一旦快速更替将会带来能源安全风险、能源普及倒退与能源价格轮番涨价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油气进口国，超过七成的石油与四成的天然气依赖进口，煤炭的大规模利用对中国能源安全不言而喻。如果自废武功，一旦爆发冲突，油气禁运，在近期单靠可再生能源还无法支撑庞大的能源需求。此外，随着可再生能源大比例接入电网，能源供给安全将逐步转为技术挑战和大面积、不定期的中断风险。
受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制约，在部分农村地区，煤炭仍然是主要能源。曾经如火如荼的“煤改气”运动在“气荒”面前羞刀难入，被收掉煤炉的北方地区群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如果无法做到“以供定需”，将经济性清洁能源普及到乡镇、农村和边远地区，这样的问题还将出现。
自2016年供给侧改革以来，煤炭价格受“去产能”影响，一路上涨。2020年底，动力煤价格一度破千，气价也随之跟进，火电企业及终端用户苦不堪言。近期，煤炭又开始紧俏，煤炭价格上涨助推原材料和大宗商品普涨，甚至硅料、硅片、玻璃、电池片、光伏组件和逆变器都在轮番涨价，光伏平价上网面临严峻挑战。若继续大规模削减煤炭产能，火电企业将持续亏损，电力供求将趋紧张。即便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侧可平价上网，但其对电网平衡调节要求较高，需对电网系统全面改造和升级，这些支出最终都会通过终端用能涨价，由电力消费者承担。价格轮番涨价，大大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地区、城乡和贫富三大差距更加恶化，民生改善难度加大。
四、面临何种国际环境？
当前，中国面临极其严峻，甚至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从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周边动乱、人权干涉、病毒嫁祸、全球传播等多方面，都是尽最大可能孤立、限制、打劫中国。差别只是，特政府更加直接、粗暴、赤裸裸，拜政府间接、阴柔、耍花招。
特政府和拜政府在对待中国事务上，目标一致，手段有差别。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法在国际上结盟，联合起来，孤立、限制、指责，甚至打劫中国，意图搅动周边环境，挑起国内纷争，让中国内忧外患，无暇顾及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对中国已经超过或有可能超过、对美国产业构成或可能构成威胁的高技术企业，特政府和拜政府以各种名义予以全球制裁和封杀，包括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一批企业。
未来，是否会撕掉“绿色转型”的面具，以恶性竞争、垄断经营、知识产权、强迫劳动、国有企业、不透明补贴、侵犯人权等各种名义封杀中国的太阳能、储能、风电等制造企业“走出去”？欧美等国“双反”中国光伏产品仍记忆犹新，历史大有可能在未来多次重演，宁可拖延全球能源转型步伐，拉高全球减碳成本。
近年来，搅动并直接插手香港事件、台湾活动、印中边境等周边动乱，挑拨与周边国家、地区矛盾，航母编队与联合军演在中国周边耀武扬威，为反华势力壮胆助威。
新疆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在中央和各地政府全力支援下，矛盾大有缓和。近年来，在国外势力搅和下，政治稳定中的个别事件被别有用心放大和过度宣传，甚至被欧美政客和媒体夸大为“种族灭绝”，并以此作为制裁中国的借口。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后，美国政客和媒体多次声称病毒来源于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从动机上看，中国绝不可能制造病毒毒害自己的人民，反倒敌对势力有极大可能利用元旦和春节，在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投毒。如果是中国人为制造，武汉地方政府怎可能在爆发初迟钝应对，在爆发后束手无策？他们为何不设法投毒于纽约？从特政府的一系列举动看，特政府大概率地吻合敌对势力的特征，希望引起中国内部骚乱，激化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再嫁祸于中国。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几乎行动一致、异口同声地，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广泛的负面宣传和报道，特别是聘请大批华裔写手和主播，“以华制华”，“以华骂华”，增加了国际可信度。中国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各级政府的过失行为、普通民众的不满言行等等，大都被放大和丑化，中国也被描绘为品德恶劣的“暴发户”。相比，中国的外宣确实比较外行。
五、中国未来的可选项？
接下特政府“合纵连横”的衣钵，拜政府又抓了一个“碳排放”大棒。在国际环境紧逼下，中国需要在路线、机制和路径等方面做出选择。
控制企业碳排放，可以利用碳税这种法律和行政手段，也可以通过碳交易的市场化机制。两种方案各有利弊，可择一而行，也可并行实施。
碳税至少可分为三种，一是在生产环节征税，或称“碳生产税”；二是在消费环节征税，即“碳消费税”；三是在国际贸易环节征税，即“碳关税”。
碳生产税：按企业所消耗化石能源的含碳量来征收，燃料不同，税率不同，一般而言，煤炭最高。碳税制度，成功地将碳排放成本内部化。例如，煤电在征收碳税以后，和气电相比不再具有成本优势。虽然碳生产税小部分可转移给消费者，但是它将直接提高企业能源成本，特别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如钢铁、电解铝等，极易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实施了碳生产税，但各行业税率不一，亦经常调整。其他发达国家随着政治博弈变化，忽冷忽热，推行过程中障碍重重。
碳消费税：按消费者购买或消费产品和服务中的碳含量来征收。实际上，碳消费税演变为费率不一的消费税种。虽然小部分可以转移给生产商或服务商，但由于推动终端产品和服务的零售价格上涨，上涨的部分大多由消费者承担。发达国家进口大量高碳产品，如果在消费环节征税，必然导致普通商品零售价格普遍上扬。“黄马甲”运动的幽灵始终在游荡中，为此，发达国家非常谨慎。
碳关税：也称边境调节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对进口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即高碳产品），征收的特别进口关税。碳关税将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有贸易保护主义嫌疑。碳关税讨论时日已久，并在个别行业零零星星试验，未来或将成为发达国家打劫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工具。
由于企业的性质和技术等差异，同一减排量在不同企业间的成本不一，存在价格差，因此，碳排放权顺着价格差在企业间流转和交易。
发达国家在能源结构、能效及能源技术等方面均处于优势，进一步减排的边际成本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间差距很大，同样的投入，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减少更多排放。因此，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更好的选项是，建立区域碳交易市场并推动、打通全球市场，方便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指标，发展中国家以交易模式从发达国家获取《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的补贴。
但是，碳排放限额是人为规定的，无论是“历史法”，还是“基准线法”，都无法实现绝对的公平，在分配的过程中必然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矛盾也将进一步凸显：经济发达地区配额多，欠发达地区受配额限制，进一步发展更是难上加难，若给予倾斜，如何倾斜，倾斜多少？
选项二：如果选择碳税，选择碳生产税、消费税、还是关税？
选项三：选择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如何与国际市场打通？如何兼顾区域差异？是否也会启动碳税？
作为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国，中国既有把柄，更有谈判筹码。减排行动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将会成为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真正关注并高度重视碳排放问题的严峻性，中国还是有筹码和“王炸”的。
图5：中美年碳排放对比
（数据来源：PIK）
正如特政府提出“美国优先”一样，拜政府也是以美国利益为第一考虑，中国的任何筹码或选项也应该是为保证中国优先目标实现。因此，中国需要看对手出什么牌，如何出牌。
选项一：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继续在全球打压中国，有恃无恐，中国唯有大力发展，加速国内建设，打造“内循环”经济体系。为保证优先目标的实现，中国碳排放额可以年12-15%高增长率，到2030年达峰，并在峰值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待接近2060年预设“碳中和”目标期时，急速减少。碳交易市场履约主体的交易配额将按历史基准的112-115%发放，近期内，可战略性地放弃所谓的“双控”（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
选项二：若美国释放善意，前述的国际环境彻底改善，中国可以8-10%碳排放增长率，到2030年达峰，再缓慢下降，待2050年“碳中和”技术经济可行后，开始快速下降。“双控”宽而执行。
如此选项，碳交易市场仍将供过于求，碳价格比较低廉。
选项三：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带头清除恶劣的国际环境、消除各类贸易壁垒、低价甚至无条件转让节能低碳技术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并将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的1000亿美元气候基金中的30%左右（中国碳排放所占比例），用于购买中国市场上的碳排放配额，中国可以3-5%碳排放增长率，到2030年达峰，随后以平稳速率实现碳中和。
如此选项，碳交易市场接轨国际市场，中国甚至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购买碳配额。
图6：中国“碳中和”路径选项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来华时，表示希望将气候问题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而不谈其他争议。但是，全球要实现碳减排目标，又必须高度依赖中国参与，而完成减碳目标，中国是要做出巨大牺牲的，需要或多或少牺牲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所有优先目标。为此，包括气候问题在内的一揽子谈判和协商是肯定的，克里的一厢情愿是否太幼稚？
毫无疑问，在终端用能结构中，电力将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品种。
按最保守估算，电力消费年均增速3%，预计到2060年，中国电力年消费量将超过24万亿千瓦时。根据现在可以预测的能源相关技术，我们对发电侧各能源逐项进行分析，大致如下。
燃气发电：预计到2060年，燃气年发电量较2019年增长四倍，达到1万亿千瓦时。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逐年升高，国产非常规气由于地质因素，产量远不及预期，发电成本也不具备优势。更重要的是，天然气（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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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也属于温室气体，更非“零碳能源”。美国民主党大本营加州，州内部分城市新规定，新建建筑全面电气化,不得安装天然气。
煤电：预计到2060年，煤电年发电量为目前的三分之一，降至1.5万亿千瓦时。按照“2060年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低于10%”测算，排除燃气机组。
生物质能发电：预计变化较少。发电成本受燃料限制，并无竞争优势。
核电：保守估算到2060年，核电年发电量较2019年增长两倍，达到1万亿千瓦时。可控核聚变依然遥不可及，虽然常规核电已逐步重启，考虑安全冗余后，经济性并无优势，且中国铀矿超过90%依赖进口。
水电：乐观估算到2060年，水电年发电量将较2019年增长一倍，达到2.5万亿千瓦时。水电经济可开发容量逐年减少，2019年水电累计装机增速已降至0.1%。
风电：预计到2060年，风电年发电量将达到2019年的10倍，约4万亿千瓦时。风资源丰富，但对选址及施工要求较高，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空间有限。
光伏：预计到2060年，光伏年发电量较2019年扩大超过60倍，达到14.2万亿千瓦时。无论从资源丰度、降本空间还是施工环境要求角度出发，光伏在“零碳能源”中都具备突出比较优势。不出意外，将担当中国能源转型的“一号位”，剩余电力缺口也将由光伏发电弥补。
图7：2060年中国电源结构预判
然而，大规模、大比例可再生电力的接入，对电网要求非常高。如何建设好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保证能源安全、可靠、经济和可及性，将是电力电网行业技术、管理和体制革命的主要方向。
气候问题，理论上虽然难以自圆其说，数据上却表明有极大的可能性。因此，有人认为碳排放问题就是一个烟幕弹，是一场阴谋，是一场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固化现有国际分工和国际差距的大阴谋。更多的人却深信不疑，摇旗呐喊，声嘶力竭，为碳减排不惜代价。
“碳排放大战”将是一场旷日持久、连续不断、反反复复、多国参与的世纪博弈。发展中国家总体处于劣势，如果相互合作，一揽子沟通，可以有一些筹码和选项，虽然难以反败为胜，但可以保证部分优先目标的实现。
成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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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大战⑤
发展中大国是否有机会在这场大战中弯道超车，甚至扛起大旗，做一个领导者？
在这场世纪性的全球大战中，发达国家一定不会输吗？发展中大国一定不会赢吗？
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作为表率，是否有机会在这场大战中弯道超车，异军突起，甚至扛起大旗，干脆做一个领导者？
本文继续以上四篇文章的逻辑，排兵布阵，沙盘演习大战场面。期待和读者们一起共同寻找，稍纵即变、可遇难求、以弱博强、成败一线的系列大战场景。
一、数学模型是否有效？
任何国家发展都会有优先目标和次要目标，这些目标一般是一系列目标组合。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总会有各种限制和约束条件，加上各种意外事件或事故，往往难以尽如人意。各国政府试图最优化地组织和利用好各项资源，以实现目标最大化。
其中，目标函数Y=F(L, C)，Y是目标矩阵。一般而言，最大化的目标是多个目标的组合。函数F代表现有技术和管理水平，在有限人力L和资本C的约束条件（1）和其他约束条件（2）下，最有效地调动和利用好人力L和资本C，可以实现的最大化目标组合Y。p1及p2为人力和资本的价格系数。
各国目标选项的次序不尽相同。例如，君主制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君主政权的稳定和延续，继而可能是君主家族财富积累、国家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就业率提高等；选举制国家的首要目标是选票，以保证执政党政权的延续，为此，政策必须考虑多数人的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权益。
今天，“碳中和”变成各国的优先目标之一，节能（降低传统能源消耗量）及减碳成为目标组合中的一部分，即Ft(L, C)，这里的t表示函数F中包含碳目标。同时，增加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3），即T(L,C)≤Tt'，每年的碳排放必须低于Tt'，t'是时间变量。
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节能减碳技术和管理水平没有显著提高，产出函数Ft(L, C)与F(L, C)差别甚微，但最大化目标多了一个硬约束碳条件，也就是说，每年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碳排放都将按照“碳中和”的要求在“碳达峰”后逐年减少。显然，最大化的目标将受到负面影响，产出函数从Y下移到Y3，国家产出水平下降。这包括：君主制的政权可能更不稳定，选举制下选票数降低，经济增长乏力，人民生活难以改善甚至恶化等。
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节能减碳技术和管理水平没有显著提高，产出函数Ft(L, C)与F(L, C)差别甚微，但最大化目标多了一个硬约束碳条件，也就是说，每年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碳排放都将按照“碳中和”的要求在“碳达峰”后逐年减少。显然，最大化的目标将受到负面影响，产出函数从Y下移到Y3，国家产出水平下降。这包括：君主制的政权可能更不稳定，选举制下选票数降低，经济增长乏力，人民生活难以改善甚至恶化等。
如果一个国家节能减碳技术和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即Ft(L, C)>> F(L, C)，Y上移到Yt，而且提升的幅度超过约束条件（3）的负面影响，两者抵消后，Y上移，国家产出曲线上移，这个国家才不至于因为执行“碳中和”目标而衰退，甚至，国力还会增强。
事实上，大多数节能减碳技术都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巨头企业手上。由于人才缺乏和制度缺陷，发展中国家节能减碳技术与管理水平比较低下，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系统性、大规模的技术和管理支持，函数Ft不会有显著变化，依靠自身的改进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特别对发展中大国而言。
另外，发达国家的资本支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承诺的对发展中国家每年减排的资金支持，如能执行，将有利于放宽约束条件（1），即p1L+p2C≤M中的M，增加实现目标的人力和资本投入，有助于增加函数的产出量。
事实上，事态发展有时相反。除了增加约束条件（3）外，欧美发达国家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限制条件，如碳边境调节税，即所谓的“碳关税”、各种制裁、资本抽逃、军事骚扰等，增加约束条件（4），即：
如此，发展中国家产出函数将下移到Y4，“碳中和”道路将更加艰难。例如，近期美国在国际上给中国制造的各种麻烦和制裁，就是典型的加压约束条件（4）。在产出函数Ft没有显著改进的前提下，约束条件的增加将给发展中国家增加外困内乱的风险和压力。
相比较，发达国家目标函数Ft内含的节能低碳技术和管理水平较高，基础扎实，持续创新能力强，Ft将不断升高。同时，约束条件（3）对其约束有限。一方面，能源需求与经济发展基本脱钩；另一方面，其低碳能源在成本上已经完全可以替代传统能源。
二、哪些国家承诺“碳中和”？
随着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正式联手，主动谋划，积极推动，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被动卷入，对欧盟首倡的“2050碳中和”目标不得不做出响应，加入这一场“碳排放大战”。
截至目前，共有137个国家已承诺要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些国家的排放占全球总排放量的73%。其中，90%以上的国家将2050年设为“碳中和”节点。只有5个国家设定了2050年后的“净零”承诺。中国、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瞄准2060年，而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尚未设定明确的目标。
印度、越南、印尼、伊朗、土耳其等发展中大国仍在观望，尚未将约束条件（3）植入其目标函数的限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无可避免遭遇“碳中和联盟”的各种挤压，既会强迫其接受约束条件（3），同时，必然在投资、经贸、关税、禁运、技术等方面全方位打压，强加约束条件（4）。
三、万事俱备只待号角？
在欧美强国的“倡议”下，各国不得不设定“碳中和”时间点。然而，“碳中和”承诺国拟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
最严格的承诺是将“碳中和”诉诸法律。包括瑞典在内，只有六个国家通过了“碳中和”目标的立法，即瑞典、丹麦、法国、匈牙利、新西兰和英国。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口和人均GDP，以及众所周知其低碳能源的结构，实现“碳中和”虽不是唾手可得，但难度不大。
其次是政府的官方政策。24个国家将其气候目标设定为官方政策，包括美国、德国、中国和巴西等，这些国家是世界上碳排放总量比较大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巴西。对选举制国家而言，官方政策易受政党政治和政权更替的影响，最典型的国家就是美国。
再次是拟定立法，包括加拿大和韩国，以及欧盟大多数国家。但提案要在各党派中博弈和交换，一是能否得到多数认同和投票，二是如得到认同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颁布。
最后是领导人提案。目前，137个国家中有99个目前还在提案讨论中，更没有采取正式行动，这些国家中，绝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
欧盟首倡2050“碳中和”，其底气十足。一是其传统能源以及整个能源需求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关系已经消失；二是低碳能源已经是其能源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是未来的低碳能源可以更经济地替代未来退役的传统能源。所以“碳中和”时间点以及衍生出来的约束条件（3）对其国家目标实现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
同时，欧盟正积极推动“碳关税”，及所谓的碳边境调节税，树立“碳壁垒”。为何欧盟不在其境内积极推广碳生产税和碳消费税呢？
在《碳排放大战④：
中国选项
》一文中，我们指出，虽然碳生产税小部分可转移给消费者，但是它将直接提高企业能源成本。碳消费税，虽然小部分可以转移给生产商或服务商，但由于推动终端产品和服务的零售价格上涨，上涨的部分大多由消费者承担。发达国家进口大量高碳产品，如果在消费环节征税，必然导致普通商品零售价格普遍上扬。而碳关税将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有贸易保护主义嫌疑。碳关税讨论时日已久，并在个别行业零零星星试验，未来或将成为发达国家打劫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工具。
近期，欧盟宣布或将在2023年推行所谓的“碳边境调节税”，这其实就是施加在发展中国家目标上的约束条件（4）。考虑减碳效果，欧盟完全可以在欧洲范围内实行碳生产税和碳消费税，不必大费周章地推行“碳关税”。这其实就是将减碳可能衍生的欧洲内部矛盾和问题通过“碳关税”转移给发展中国家。
在传统能源投资无法获得资金、技术和装备，而且备受严厉指责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一是发达国家能否将节能减碳的技术和管理大规模、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推动Ft上移；二是能否获得《巴黎气候协定》中约定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资金支持，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碳，以增加约束条件（1）中的M；三是发达国家能否创造宽松的国际经贸环境，给约束条件（2）松绑，更不应该施加额外的约束条件（4）。
欧洲有一定意愿，也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全球减碳责任。德国表态最好，愿意每年出资40亿欧元，与其他发达国家共同筹集100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响应者寥寥。
美国效仿欧洲，拟推动“碳关税”，而不是在国内推行碳生产税和碳消费税，也未能对发展中国家节能减碳提出系统的资金、技术和补贴方案。例如巴西提出，美国或可提供10亿美元援助，以帮助巴西完成对亚马逊雨林的保护，但美国充耳不闻。
又如，硅料是生产硅片、光伏电池和组件的基础原料。硅料生产基本上是全自动化的过程，用工甚少。美国以莫须有“强迫劳工”的理由，惩罚在中国新疆设有硅料生产的五家主流企业，这将推高硅料成本和价格，增加光伏发电的成本，这无疑是给中国施加约束条件（4）。
另外，美国从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全球传播等多方面，尽最大可能限制中国，无疑给中国发展施加了更多的约束条件（4）。
对美国民主党政府，对美国拜登总统，究竟是气候变化重要还是政治施压重要？气候问题是否就是其政治工具？
在美国国内，美国停止传统能源新投资项目的审批，联手或默许传统能源生产大国将国际能源价格维持在相对高的水平，既保护了传统能源寡头的既得利益，又有利于其政府加快推进低碳能源的投资建设，可谓一举多得。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传统能源进口依存度较高，国家发展的能源成本大增，Ft必然下移。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需要能源，需要能源行业的加快发展，在传统能源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发展低碳能源成为其唯一选择。
低碳能源主要包括核电、水电、光伏、风电等。另外，燃油汽车等交通工具，也需要低碳化，或氢能替代，或者电能替代，氢必须是绿氢，电也必须是绿电。
那么，经济的核电、水电、光伏、风电，以及配套的储能、氢交通、电动汽车等在哪里？如何保证足够的资金、可靠的技术、优质的建设和经济的运维？发展中国家能否不经过排放增长阶段（如印度），排放平台阶段（如中国），或排放启动阶段（如一些农业国），直接跳到低碳能源阶段？
如果有足够的低碳能源，不但能够全面替代原有的传统能源，还可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同时这些低碳能源更加经济、更加安全，发展中国家的Ft就会上移，各项产出更多，国家目标能够更好地实现。反之，Ft下移，各项产出减少，国家目标难以实现，内忧外患加剧。
四、如何防备外困内乱？
在《碳排放大战④：
中国选项
》一文中，我们模拟了2060年中国能源选项。其中，核电年发电量较2019年增长两倍，达到1万亿千瓦时；水电年发电量将较2019年增长一倍，达到2.5万亿千瓦时；风电年发电量将达到2019年的10倍，约4万亿千瓦时；光伏年发电量较2019年扩大超过60倍，达到14.2万亿千瓦时。
一方面，对大规模、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入，电网系统如何保证安全、可靠和可及性，将是电力电网行业技术、管理和体制一场革命；另一方面，如何保证终端用能成本更低，将是更大的挑战。
表2：2020年中国各省用电情况注：新疆因历史形成的核算体制及各价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等，没有实现各地州之间以及兵团的同网同价；西藏电网为“一大两小”格局，且骨干网架并未全境贯通，故电价数据缺失。（数据来源：国家电网、国家及各省统计局、智慧光伏）
简单估算（假设用电需求价格弹性为零），如果终端用电价格上升0.01元/度，终端用电总成本将上升750亿元人民币；如果上升0.1元/度，总成本将上升7500亿元人民币。考虑电力对各行各业错综复杂的影响力，以及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假设电力成本对国民经济的乘数效应为3倍，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终端用电成本上升0.01元/度和0.1元/度，GDP将分别降低2250亿元和22500亿元。除了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外，对政治、社会方方面面都将产生消极影响。反之，终端用电成本下降，对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正面影响也是有乘数效应的。
未来中国各省如何获得不断增长的、更经济的低碳能源？
考虑未来可增加的核电和水电规模有限，以风光储为例，粗算如下：
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我们估测，未来可再生电力到终端用户的用电成本最低区间为每千瓦时0.6-0.7元，高于中国目前终端居民用电的平均成本，约等于工商业终端用电成本，对国家总体目标的实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中东部地区工商业终端用电成本一般不低于0.7元，所以负面影响可控。而中西部一些地区的终端用电成本较低，度电0.6元的成本仍然偏高，负面影响存在，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将拉大。
终端用电价格升高明显，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会产生乘数效应和叠加效应。当然，随着电网智慧化水平提高，发电与储能效率的技术革命，终端用电成本或还有下降空间。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与中国极其相似，不少国家比中国更艰难。
如果终端用户用能成本不高于现有价格，就不需担心“内乱”；反之，如果轻易调高终端用能成本，让成本明显高于现有价格，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普涨，引发通货膨胀，Ft下移，导致经济下滑、民生不济、安全堪忧，政治、经济或社会动荡可能一触即发。
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一是在本土有没有足够的低碳能源资源，如水电资源、风资源、光资源；二是本国有没有实用的低碳能源技术和装备；三是本国有没有足够的低碳能源的投资资金；四是本国有没有经济可靠的总包、建设和运维的技术及团队。
以上四项，如果有短板，发展中国家就会陷入“外困”。一方面，完全依靠某些发达国家，国家的能源体系可能就会被“绑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将施压更多的约束条件（4），迫使其就范。
一方面，中国低成本能源转型非常困难。传统能源依然具有安全和成本的巨大优势，无论在总量、安全还是经济性上，低碳能源特别是光伏、风电及一定比例的储能配备，尚没有优势。考虑产出函数Ft不能显著下移，中国低碳能源取代传统能源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另一方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能源短缺、基础设施薄弱、普及率低、终端用能成本高等窘境，而中国在低碳能源技术、装备、总包、建设、运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优势，全球性价比最具竞争力，已经在世界各国设计、总包、建设了若干个标志性和示范性项目，既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现有能源高效化、低碳化改造，又可以整合全球资源帮助他们大规模地发展低碳能源，也就是说，可以帮助这些国家的Ft上移。
欧盟各国也会担忧中下阶层民众的反对之声。在《碳排放大战②：政治博弈》中，我们描述过缘起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因此，欧盟将重点推动“碳关税”，将国内可能的矛盾和损失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坚持“碳排放权交易”，而终将放弃碳生产税，特别是碳消费税。
美国执政的民主党同样担忧类似的“黄马甲”和“茶党”运动，更担心他们与共和党结盟。他们同样会推“碳关税”，而不会积极于碳生产税，特别是碳消费税。另外，拜登政府仍在为新冠病毒、就业率低、通货膨胀、经济复苏等焦头烂额，没有预算，更没准备为发展中国家减碳行动拿出切实可行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五、谁的世界谁的大同？
全世界都在期待2050年和2060年。那个时候，全球已经或接近实现“碳中和”，低碳能源将占据绝对主力，人们不再饱受各种污染影响，再不用担心气温升高可能引起的各种毁灭性威胁，几乎到了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世界大同”。
欧美等发达国家承担全球减碳责任不主动、不积极、不作为，甚至意图通过“碳关税”等各种经贸制裁、规则修订等方式威逼发展中国家，增加其约束条件（4）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如何自处？
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利诱”的，需要发达国家履行《巴黎气候协定》中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而且这样的支持必须延续20-30年。
发展中国家需要联合起来抵制“碳关税”，推动发达国家内部推行碳生产税和碳消费税，不要将矛盾和问题转移给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还需高度关注发达国家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约束条件（4）限制，它们或者整体施压，或者分而治之。
第一，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联合所有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全球利益，抵制发达国家施压的约束条件（4）。
第二，中国能源转型和低碳能源替代过程漫长、道路曲折，迫使中国不断研发更好的技术和装备，降低武装低碳能源的成本。
第三，中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多快好省地发展低碳能源，可以联合全球资本、技术、装备和精英企业，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规模国家建设全副武装的、经济、安全、适用的低碳能源系统和体系，既能推动Ft上移，还可以右移M。
全球碳排放大战越演越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优势，但是认清形势，联合行动，也不一定会输得一败涂地。把握好节奏，不要操之过急，控制好低碳能源替代步伐，确保能源发展的安全和成本，成败之间就在于Ft。如果Ft能上移，M右移，虽然赢面不大，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内忧外困可以消除，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仍旧可以正向发展。
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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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大战⑥
发展中国家“双碳”底线是低碳能源替代的终端成本不高于现有价格。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系列文章
《碳排放大战①：
前世今生
》《碳排放大战②：
政治博弈
》《碳排放大战③：
大国之争
》以及《碳排放大战④：
中国选项
》
以及《碳排放大战⑤：
成败之间
》发表后，客观上给全球“双碳热”浇了几盆凉水，但引起的质疑和非议竟然非常少。
在追求国家目标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被迫卷入全球碳排放大战，绑上大战战车，一方面不得不将减碳提高到国家优先目标，在国家产出函数中强行增加碳约束条件；另一方面，还须应对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国际公权力所强加的额外约束条件。加之，一年多的疫情蔓延，很多发展中国家饱受折磨，预算入不敷出，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挑战。
面临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双碳”目标和路径选择上，发展中国家如何坚守底线，保持定力，甚至有所发展，而不至于“翻车”？
一、能源底线
考虑90%以上的碳排放归因于传统能源，“双碳”问题的核心就是传统能源的使用权。
在欧美主导、全球大力推进“双碳”目标的2021年，看似意外、实质必然的全球传统能源价格一路暴涨，石油、天然气、煤炭及其推动的大宗商品价格一路飙扬，发展中国家拉闸限电、停产停工开始蔓延（详见《电力大战①：
全面电力紧张，未来如何解决
》）。
随着北半球国家开始入冬，北方地区供暖需求大增，传统能源全面短缺将延续到2022年上半年，而可再生能源在关键时可能掉链子，如水不足、风不刮、光不强，甚至无法发挥替补作用。
由新冠疫情席卷的一场全球危机尚未过去，2021年，全球能源供应短缺引发的、主要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又一场全球经济危机是否已经到来（详见《石油大战⑥：
全球危机已到？
》）？
全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与能源消耗密切且完全正相关，所以保证能源供应稳定是重中之重，这既包括能源供应总量和供应设施的保证，又包括能源价格的相对稳定。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2021年是一个极其经典的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守住国家能源的底线。如果可再生能源还不能大规模性、安全且经济地替代传统能源，那么守住传统能源底线，才能确保国家经济、民生、安全和发展。
二、“双碳”底线
在“双碳”目标和路径选择上，发达国家似乎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发达国家的碳专家及代理人经常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指点江山，指导如何在各行各业推进“双碳”。
发展中国家需要特别清醒的是，国家在未来发展的五年、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内究竟需要多少能源、多少煤油气电？如何保证？
发展中国家尚在发展中，是否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经济发展与能源脱钩，更与传统能源脱钩？是很快能脱钩，还是需要漫长时间脱钩？是遵循市场规律脱钩，还是政府强制脱钩？
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不足，民生改善任重道远，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放（“三高”产业）的火电、钢铁、水泥、化工、交通、建筑等百业待兴、方兴未艾。
对发展中大国而言，产业结构从“三高”全面转化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碳排（“三低”）几乎不可能（随后见《碳排放大战⑦：中国贡献》），少数国家即使可能，也需要各方条件具备，且耗时漫长。
定得低，未来发展中传统能源还增加不增加？有没有足够的低碳能源能安全且经济地无缝替代，以满足发展目标？
定得急，“峰”后如何减？如何确保发展低碳能源的资金、技术和装备到位，并让低碳能源在实现经济性的前提下，保质保量地顶上去，而不会关键时掉链子？
定得高，虽充分考虑发展的惯性和转型的困难，但似乎有鼓励传统能源不合理使用的嫌疑，自会受到绿党分子指责和发达国家的打压，不利于“能耗双控”政策贯彻。
定得晚，给能源替代和转型留更充足的时间，但似乎气候升温导致的全球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绿党以科学之名抢占舆论高地并实施道德绑架，让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焦头烂额。
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双碳”底线是低碳能源替代的终端成本不高于现有价格（详见《碳排放大战⑤：
成败之间
》）。
三、资源底线
发展中国家地域有大有小，资源有富有贫。在“双碳”替代上，国家是否有足够的低碳资源，包括水电资源、核电资源、风资源和光资源等？
抛开资源谈转型就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就中国为例，国土广袤，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例如，水力资源主要集中于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乌江、长江上游、南盘江、红水河、黄河上游、湘西、闽浙赣、东北、黄河北于流以及怒江等流域，西南与华南地区水力发电总量占比超过四分之三；“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风光资源很丰富；东部省份人口稠密，土地成本高昂，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或将是主流；中国应用较广的另一个低碳能源是常规核电，发电占比已接近百分之五，但铀矿超过90%为进口，对外依存度远超石油和天然气。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低碳能源资源丰富，开发、投资、建设、应用等优势明显，就具备提早“双碳”的可能；反之，如没有充足的资源支撑，承诺过早，不是哗众取宠，就得以牺牲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为代价。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双碳”目标和路径时，需要仔细测算国内可开发的低碳资源。如果本国或本地区没有足够的、甚至几乎没有低碳资源，低碳能源的替代必须从国外或区外引进，不确定因素增加，安全与经济性更不可控，强行“双碳”恐会变成灾难。
四、技术底线
如果本国或本地区确有一定的低碳资源，那么这些资源是否能高效开发出来，是否有足够的资本、适用的技术和装备，在合理的时间内安全对接并替代高碳能源的有序退出？
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低碳能源的技术与装备是可买、可用但不可造的。这些技术及装备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上，主要集中于这些国家数十个能源技术和装备的全球巨头。
中国是唯一一个具备低碳能源技术与装备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数十年的追赶，在低碳技术装备方面，可以为各国提供性价比高的供应、总包、建设和运维全产业链服务。发展中国家难得有一个靠谱、没有要挟和附加条件的合作伙伴，可以将其低碳资源转化为经济适用的能源动力。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从来就不是公平和对等的，发达国家始终在资本、技术、信息、经验等方面占据优势。在“碳排放大战”中，美欧大国更是占据道德高地和舆论优势。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可以肩负起更多责任，整合全球资源，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向发达国家争取更多的资金、技术等支持，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减排。
五、资金底线
按照“碳中和”目标要求，未来，传统能源如煤油气都将被低碳能源取代，这就意味着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储能等将无限增加。传统能源退出，需要成本；新能源投资，需要投入，还要保证盈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盈利性是吸引资金投入的必要条件之一。
发展中国家大多资金短缺，自身发展和民生保障或已入不敷出，几乎没有能力做大规模的低碳投资。而发达国家资本雄厚，投资积极性很高。通过投资，控制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电源和电网，也就掌握了这个国家发展的命脉，投资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为此，发展中
国家领导人
非常纠结。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海外投资积极性较高，且一向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本着“多方共赢”的原则，中国低碳能源产业链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联手，与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企业合作，为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做出贡献，解除发展中国家的担忧，并通过全球碳排放交易，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
全球疫情危机尚未解除，能源危机已经开始，全球性经济危机悄然而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挑战异常艰巨，2021年将是人类历史的重笔。
既然已经被绑上“碳排放大战”的战车，在科学和道德的大棒下，发展中国家已经无路可走，“双碳”转型已是必然。
正如我们在《碳排放大战③：
大国之争
》中演绎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在大战中并没有优势，但坚守底线，团结合作，尚有生机。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模范生，中国不是带领大家在“双碳”路径上急行军，而是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划好并坚守底线，保证国家经济、民生、安全和发展，而不“翻车”。
期待在“碳排放大战”中，发达国家停止对发展中大国的打压，切实改善全球经贸环境，拿出实际行动，遵守《巴黎气候协议》对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碳排放大战”不仅是科学和道德议题，还是能源、经济和发展大事，更是演变为国际政治的博弈。正如在《碳排放大战④：
中国选项
》所言，政治家们单纯谈气候变化和碳排放是不是太天真？
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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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大战⑦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在全球碳排放浪潮中，中国已经为全球作出重要贡献，还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发达国家的气候专家及其代理人一定不同意我们的认知，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20年的排放量应已超过100亿吨，而且还在增加，占全球碳排放总量达近30%。
客观上说，中国碳排放量最大，换取了全球碳排放总量最小；中国碳排放量增加，换取了各国碳排放总量减少，以一国之增加为代价换取全球碳排放更慢地增长。
一、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碳达峰”？
大家公认，在节能及能效方面，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我们也必须知道，节能及能效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得依靠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提升以及各类用能装备效率提高。技术和装备进步，依靠内生的创新非常缓慢，引进其他国家成熟的技术和装备是通常的捷径。对一个大国而言，能效水平难以短期内上一个新台阶，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节能及能效有助于“碳达峰”，但对“碳中和”边际效应递减。
那么发达国家怎么实现“碳达峰”的，又是怎么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
近50年来，全球发生了三次著名的石油供应危机，导致全球油价暴涨。发达大国一方面加大力度掌控全球石油资源，确保供应安全；另一方面，鼓励各行业节能、提高能效，包括交通、工业、建筑等各行各业，节能技术和装备在发达国家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
特别重要的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对环境污染的严厉措施和惩罚机制，迫使工商企业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使用，同时，考虑人力成本等因素，发达国家逐步将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三高”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亚洲四小龙”因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得以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以及“亚洲四小龙”梯级转移的最佳选择地。时至今日，中国成为接受“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多的国家，为配合这些产业转移，中国各地兴建以制造业为主的各类产业园区，打通产业链条，上中下游全力配套，各产业基本上形成了100公里范围内的生态圈。
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用能大国和产业工人大国。
转移出“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后，发达国家集中于设计、研发、集成、系统、教育、品牌、管理、传媒、娱乐、工程、金融、贸易、航运、绿化、高端装备和高端制造业等低能耗、低污染、低碳排（“三低”）产业，环境污染大为改善，流水线工人大幅减少，能耗与经济增长脱钩，碳排放自然容易达峰。同时，人均GDP继续增长，人均工作时间减少，全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高质量及“三低”化发展。
进入新世纪已经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能耗越来越多，污染依然严峻，碳排放早就遥遥领先。是政策失灵？是施压不够？还是产业结构固化？
换言之，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否转移出去，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小跑奔向发达国家？
其一，中国是产业工人大国，如果没有大量的制造业，大多数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将很难转移至其他产业。如果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将对社会稳定影响深远。
其二，高能耗产业很难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缺电、缺能源、缺能源基础设施，全球碳排放大战打响后，发展中国家很难新建经济而稳定的煤电厂，连中国都无法伸以援手。
其三，如果这些产业大多数能转移出去，中国的GDP和就业将出现艰难和痛苦，且是中长期的。
其四，发达国家主导的设计、研发、集成、系统、教育、品牌等低能耗产业，已经横霸全球，中国只有少数行业有竞争优势。
例如，全球富豪可以花几万美元买一个欧美名牌包，而类似质材的中国包可能才几美元；全球中高低档的酒店，都被欧美品牌管理并垄断，很少在其他国家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品牌；各种认证、检验、检测的技术、规范和管理都被欧美大品牌互认并垄断，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方机构很难在国内，更难在全球立足。
教育也是一个案例。发展中国家每年给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送去上百万的留学生，每年给发达国家大学输送上千亿美元的学杂费。相反，发展中国家每年花费很多的财政资金吸引外国留学生，顶级名校也不例外。这些案例不一而足。
发达国家花了半个世纪将“三高”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来，集中发展高精尖及其优势产业，早已实现 “碳达峰”，并成功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传统能源消耗甚至不断下降。发达国家似乎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但发达国家走过的这条路，中国难以走通。
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必须清楚中国的优势产业并不多，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的只是少数，中低端制造业是其中之一，且在全球最具竞争力。
这主要源于中国拥有最勤勉踏实的产业工人、最具拼搏精神的工厂老板、最具招商效率的地方政府、布局最优的产业链生态圈、最能控制成本的管理体系、单位产品最低的能耗、污染和碳排等。
其一，中国必须还得保持并发展“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为国内生产，还得为全球生产，作为世界上的制造大国，按照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原则，中国将淘汰全球各地落后的制造业产能。
其二，站在全球看，“Made in China, and Made for the World”（中国制造，中国为全球制造）是最有效率，最简单、最节能、最降污、最减碳的。因为全球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在增长，在一个区域集中生产、专项治理、循环利用，最节约、最经济、最有效率，也最有利于污染治理和碳排放控制；反之，如果在全球各地布局工厂，排放分散在全球各地，生产、物流效率低下，治理与控制难度加大，成本升高。
其三，虽然中国“三高”产业增加，产业工人增多、制造业GDP增长，但必须坚持全球产业专业化分工。能源资源可以从中东、非洲、俄罗斯、美国、澳洲等国进口，特种装备可以从欧洲进口，工业设计可以来源美国，航运可以由希腊主导、贸易可以来源于日本和香港，订单必须是全球的。逆全球化只是一个短暂过程，“地球还是偏平的”，全球化仍将是未来趋势。
中国承担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包括“三高”产业，虽然能耗、污染和碳排放增加，但全球总量降低，且治理污染和控制减排的总体成本下降，这就是中国为全球“双碳”的贡献。
中国在承担全球中低端制造业的同时，必须继续节能优先、提高能效、降低排放。
其一，在财务合理的前提下，一方面鼓励技术创新和装备升级；另一方面，为实现“三低”、营造绿色环境的全球目标，要求发达国家低成本转让节能、降污、减碳技术，并给予资金支持，而不是逼迫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的同时，趁人之危，哄抬技术和专利。
其二，在承担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特别是“三高”产业的同时，中国性价比最高的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储能、电动汽车等产业可多快好省地为全球能源转型服务，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快步跨入低碳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时代，降低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能源的需求。
其三，中国继续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在安全经济可靠的前提下，低碳能源不断地替代出传统能源，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和排放。不断创新分布式能源和区域能源低碳化模式，为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提供参考和经验。
作为制造业的世界大国，包括“三高”产业，中国在过去20多年，碳排放增长迅猛，超过了各个国家，但是，站在全球角度，中国客观上为全球节能、降污和减碳作出巨大贡献，因为如果不在中国生产，也会在其他国家生产，能耗、污染和碳排会更多、更广、更难控制和治理。
为此，我们认为在全球“双碳”责任上，中国已经有所作为，未来还可大有作为。
其一，让世界了解，特别让欧美发达国家理解，中国继续发展制造业，制造业全球更加集中，特别是“三高”产业，有利于全球总体减排，应该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其二，中国承担了全球责任，特别是接受了发达国家“三高”产业的转移，并为之进行产业配套，发达国家有义务和责任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中国节能、降污和减排。
其三，在现有国情的基础上，中国需要实事求是，顶住国际压力，以发展全球制造业作为己任，做好统筹规划和切实可行的部署，不能一窝蜂、一刀切地减碳，不可丢弃几十年来打造的核心竞争力。
其四，修订或者完善相关能源政策，例如近期成为焦点的“能源双控”政策。这一措施容易被地方政府按照“一刀切”方式执行，破坏能源市场效率，影响经济发展。
其五，未来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科学手段监督企业的能耗、污染和碳排，细化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节能、降污和减碳，激发企业提早淘汰落后产能，更新替代节能装备，稳健务实地推进节能、降污、减碳，而不是粗暴、简单、直接的指令。
在全球碳排放责任上，中国是一个变数，也是最大的贡献者。
与发达国家气候专家及其代理人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中国虽已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但承担了全球的中低端的制造责任，特别是“三高”产业，换取了全球碳排放的减速。
为了有效地控制全球的碳排放增速，全球制造业应该向中国更多的转移和集中，同时，发达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帮助中国节能、降污和减排。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可以反哺全球，一方面为全球提供质优价廉的中低端工业品和消费品，另一方面，中国在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及储能等方面的制造优势，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快步跨入低碳能源新时代。
中国承担了全球碳减排最大的责任，这种担当经常不被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