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李自成没有建立根据地不是“流寇思维”，是压根就没有条件建立根据地，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第一时间就开始建设根据地了。
第二，大顺军进入北京城没有“腐化”，反而还是1644年整个中国（包含满洲在内）军纪最好的部队，没有之一。大顺军的失败是军事上的失败、战略上的失败，而不是在短短的十几天内，这个能征善战的部队因为在北京城里“顿顿吃饺子，抢了女人”就不会打仗了。
第三，大顺军失败的根源，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腐化”，还保留着农民军对抗地主阶级的传统，没有变成一个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对农民“三年免征”，对缙绅阶层“追赃助饷”，所以招致了各地缙绅的普遍叛乱，导致大顺朝难以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最终在于满清的战略决战中失败。
顾诚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总结了大顺政权各地缙绅叛乱的列表。我简单数了一下，在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到李自成九宫山牺牲的短短一年内，府县级别的士绅叛乱就高达八十五次，还不包括自主结寨这种级别的叛乱。士绅叛乱涵盖了所有的大顺统治地区，导致李自成部队在镇压各地叛乱和满清的进攻中疲于应付，无法集中兵力与异族侵略者进行战略决战。
然而作为鲜明对比的是，在大顺王朝治理的小半个中国里，出现了普遍的士绅叛乱，但没有爆发过哪怕一次农民起义。原因也很简单，农民们享受着三年免征、开垦荒地、免除高利贷的优惠政策，有些地区甚至进行了更激进的“均田令”——即瓜分土豪劣绅的土地。这时候的农民幸福着呢，为啥要造反？这与明朝贯穿始终的农民起义、流寇盗贼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顾诚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在拥有百万大军的大顺政权所管辖的地区里，军民生活是有保证的。除了地主阶级的叛乱事件以外，没有看到贫苦农民由于饥寒所迫而起来反抗农民政权的记载。在明末社会生产凋敝已极，大规模用兵之际，能够既保证兵员的供给，又使农民感到“安舒”，应当承认是个奇迹。
然而社会资源是恒定的，进行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不从农民这里拿钱（三年免征），就要从地主那里拿钱（拷掠追赃、均田）。从哪里拿钱，就能看出政权的阶级性质所在。这也是为什么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是一个农民义军政权，而并没有完成“封建化”。所以大顺军哪里是腐化堕落啊，分明是腐化堕落得太慢了！
1644年的国殇，如果以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就是中华民族的内战，导致异族侵略者有了可乘之机，所以酿成了“亡天下”级别的大灾难；如果以阶级视角来看，那就是汉族地主阶级对于农民义军政权的天然敌视，最终选择了与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满清贵族相联合，共同镇压了农民义军，然而在最后的“分赃”中，又被八旗贵族按在地下摩擦，最终整个华夏被异族的贵族阶级所统治。
第二，大顺军进入北京城没有“腐化”，反而还是1644年整个中国（包含满洲在内）军纪最好的部队，没有之一。大顺军的失败是军事上的失败、战略上的失败，而不是在短短的十几天内，这个能征善战的部队因为在北京城里“顿顿吃饺子，抢了女人”就不会打仗了。
第三，大顺军失败的根源，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腐化”，还保留着农民军对抗地主阶级的传统，没有变成一个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对农民“三年免征”，对缙绅阶层“追赃助饷”，所以招致了各地缙绅的普遍叛乱，导致大顺朝难以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最终在于满清的战略决战中失败。
顾诚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总结了大顺政权各地缙绅叛乱的列表。我简单数了一下，在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到李自成九宫山牺牲的短短一年内，府县级别的士绅叛乱就高达八十五次，还不包括自主结寨这种级别的叛乱。士绅叛乱涵盖了所有的大顺统治地区，导致李自成部队在镇压各地叛乱和满清的进攻中疲于应付，无法集中兵力与异族侵略者进行战略决战。
然而作为鲜明对比的是，在大顺王朝治理的小半个中国里，出现了普遍的士绅叛乱，但没有爆发过哪怕一次农民起义。原因也很简单，农民们享受着三年免征、开垦荒地、免除高利贷的优惠政策，有些地区甚至进行了更激进的“均田令”——即瓜分土豪劣绅的土地。这时候的农民幸福着呢，为啥要造反？这与明朝贯穿始终的农民起义、流寇盗贼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顾诚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在拥有百万大军的大顺政权所管辖的地区里，军民生活是有保证的。除了地主阶级的叛乱事件以外，没有看到贫苦农民由于饥寒所迫而起来反抗农民政权的记载。在明末社会生产凋敝已极，大规模用兵之际，能够既保证兵员的供给，又使农民感到“安舒”，应当承认是个奇迹。
然而社会资源是恒定的，进行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不从农民这里拿钱（三年免征），就要从地主那里拿钱（拷掠追赃、均田）。从哪里拿钱，就能看出政权的阶级性质所在。这也是为什么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是一个农民义军政权，而并没有完成“封建化”。所以大顺军哪里是腐化堕落啊，分明是腐化堕落得太慢了！
1644年的国殇，如果以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就是中华民族的内战，导致异族侵略者有了可乘之机，所以酿成了“亡天下”级别的大灾难；如果以阶级视角来看，那就是汉族地主阶级对于农民义军政权的天然敌视，最终选择了与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满清贵族相联合，共同镇压了农民义军，然而在最后的“分赃”中，又被八旗贵族按在地下摩擦，最终整个华夏被异族的贵族阶级所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