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ICU医生的生死观察

刚开始学医时，我想做外科医生，觉得帅，能做最精妙的手术。后来决定做ICU医生，是因为我弟弟。

那年我大五，父亲突然把弟弟送到了我实习的医院。当时弟弟已发了几天的高烧，尿血，全身浮肿，肾也衰竭了。

我判断他得了急进性肾炎，不治疗的话，八九成的概率会在六个月内死亡，即使活下来，也需要终身透析。我催着上级医生赶紧给他用糖皮质激素，但效果不明显，弟弟的病情反复，肌酐水平总徘徊在正常值的十几倍，靠重症医疗设备吊着命。

第三天下午，一位专家来查房，看了我弟的病例和尿液，很果断地说，他得的压根不是急进性肾炎，而是流行性出血热——一种可以治愈的病，也少有后遗症。必须立刻停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否则有消化道大出血的风险。

按流行性出血热常规治疗后，我弟很快痊愈出院。

这件事给我的震撼难以形容，看起来，是在一个小小的诊断瞬间，我弟起死回生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人在濒死时，就像一面危墙即将倒塌。放在以前，危墙扶不住，倒就倒了，人也就死了。而现代医学让墙先不倒下：先尽一切可能维持住生命，然后研判治疗方案、创造奇迹。

在医院里，把这套逻辑贯彻最彻底的，是ICU。后来我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重症医学，毕业后进入ICU工作，遇到过很多像我弟那样，先扶住危墙、后排疑治病的案例。

前阵子，我收治了一位50多岁的女病人，她得了顽固心衰。一开始，我们考虑是应激性心脏病，一般一两周可以治好。但她在ICU里治了一个月还是没好，反复发作心衰。有一天，一位小大夫提出，患者的腿因为坏死被切开，每天接受冲洗，会不会是这种冲洗导致了心脏负荷过重，才会久治不愈？但如果此时缝合伤口，又有加重她心衰的风险。我综合判断了下，还是缝合对她最有利。我们于是抓紧给她缝合，果然，第二天病情开始好转。很快，她就拔管痊愈了。

在ICU里，转机有时来得很迅速，甚至可以说是大夫的一念之差。但在它到来之前，更为漫长的时间里，ICU需要精确管理病人的生命。

病人进入ICU后，心率、心电波形、血氧饱和度、血压、呼吸、中心静脉压等等都会被24小时监控。病人的血色素、白蛋白要纠正到多少，呼吸机每分钟呼出多少气，静脉注射血管活性药物精确到0.01毫升……精确管理让病人的生命被有效延长。

在ICU工作久了，会习惯医疗仪器在耳边响个不停，多数时候是一种「当——当」的稳定节拍。但当这声音转化为急促又持续的蜂鸣声时，每个当值的医生都会崩溃。那是病人生命数据极度异常的信号，往往意味着病人心跳停了、肺栓塞了、哪里大出血了。一听到这种蜂鸣声，医生的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弹射起步去抢救。

有一回我值班，一位刚做完全麻手术的病人的呼吸机忽然打不进去气，还发出快速的、响亮的「啪啪」声。我眼睁睁看着他的血氧饱和度从90多降到80多、70多，还在持续往下掉。这种情况下，病人在几分钟内就会窒息死亡。

必须立刻找出问题。我和同事们断掉呼吸机，重启检查，机器是好的；同时有护士捏皮球给病人输气，只捏了几下，就感觉捏石头似的，坚硬无比——皮球也输不进去气；而后，我推测是病人的气道里有异物，但用气管镜一查探，病人的气道也是通畅的。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还在掉，心脏快要停跳了，原因却还未知。我强迫自己冷静，一边冒汗一边思考，最终判断是极其罕见的「寂静肺」，也就是麻醉药物导致的气道广泛痉挛，肺内空气只进不出，积气直至无法再进气。我们立刻用上了对应药物，等病人肺里的气排了出来，再给他捏皮球输气，他的状态逐渐平稳。

上述的所有判断、措施，都是在两三分钟内完成的。那真是迅速又漫长的两三分钟，再资深的老大夫在那两三分钟里也难免心慌。毕竟代价是生命啊！我们不怕忙，就怕乱，怕不确定性，怕无迹可寻的突发情况。

如果说ICU内部有偶发性的慌乱，ICU外就是一个全天候的焦灼世界。

我们医院ICU的探视时间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但不管什么时候，门口总围着一群家属，坐着、蹲着，大部分人不说话，有些人会对着门念经。旁边步梯间里放了好多椅子、板凳、纸板、饭盒等生活用品，很多家属夜里就睡在那里。

我常劝认识的家属走，告诉他们有任何问题我立刻给你打电话，你接不到电话就是最好的消息。有的家属会听话离开，有的人还是不放心，依然在门口等，我也不会再劝。

我明白这种等待的感觉。我弟病危那次就是，我无法克制自责：小时候我对他不够好、我欺负过他，最近我没关心他，才害他落到这个境地，万一他治不好怎么办？我要陪着他，我想不顾一切地把他救活。

等待患病的家人被治疗，是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感觉。这种时候，能遇到一位可以信任、值得托付的医生，对家属来说太重要了。在ICU这个充满危重症病例的科室，更是这么个道理。

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位值得托付的医生？我一直说，医学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性格，医学就像个「倔强老头」，它坚持原则，用数据说话；它阅历多、沉着冷静，但它的慈爱就藏在它冰冷的面具后面。患者想托付的医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ICU工作23年了，治疗过两万多个病例。ICU的医治成功率很高，80%以上的病人都能走出去。但往往是那20%的不理想的病例，更让我刻骨铭心。

第一次在ICU哭，是刚开始工作不久后。我还是个小大夫，跟着上级医生接诊了一位80多岁的老干部。他得了慢阻肺晚期，一来就是抢救状态，镇静、气切，上了呼吸机。气切就容易感染，感染就要用抗生素。他经受了一轮一轮的用药，身体已产生耐药性了，但感染还在继续，陷入了恶性循环。

老干部的每一位子女都特别友善，总用询问和请教的语气与我沟通，问我「您觉得怎么换药好？」那时候我只有28岁，刚入行，很容易就「入了戏」，想不遗余力地对他们的父亲好。我每天不计时间精力地守着那位老干部，如果我的上级医生提出的疗法没有起到好的效果，我会暗自怪他，认为是他不够用心，当时的感情就强烈到那种程度。

但在ICU里住了两个月后，老干部还是去世了。那天我躲到楼道里大哭，情绪非常复杂。最深刻的就是无力感吧，我明明那么努力地去救了，为什么还是治不好？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种无力感会伴随每个医生的完整职业生涯。

刚开始工作那几年，后楼道经常是我宣泄的地方，有时候会哭，骂「他妈的怎么没给人治好」。但哭完喊完了，就要继续正常工作。

正式做医生的第一节课，就是要学会收起人类的不良情绪，或者说至少把它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否则，你怎么用理性的态度去为病人看病？病人不需要一个哭哭啼啼的医生。

这说难也不难，其实就是一种训练。医生和律师、警察一样，都要见证人的悲欢离合，都要训练出自己理性的刚强来。就像一个伤口，总被打开，早晚会结痂、变得坚硬。做医生的年份上去了，我会告诉自己，只要对待病人时尽心尽力，我就问心无愧，这是其一。其二，大多数病人来得快，转出去也快，我不用也不该和病人处成家人。客观中立地对待病人，更能让病人获益。

但有的时候，对病人和家属的亲切感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眼下我主管着一个男大学生，他在睡梦中动脉瘤破裂出血，脑功能重度损伤，昏迷不醒。他父母放下外地的工作，在ICU陪了他半年。有一回，那个孩子的父亲和我说，「特别后悔，以前太少陪儿子，觉得他小，没什么可以跟他说的。等他躺在病床上了，才知道来不及了。」我也是做父亲的，眼泪立刻掉了下来。

我也喜欢求生欲强的病人，求生欲强能让他们更加配合治疗方案，这是提高治疗效果、实现治疗目标的重要前提——原则上说，医生当然要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但实际上，我们对病人的治疗方法是一样的，情感绝不会完全一样。人类的情感很微妙。

曾有位病危的女患者，因为格林-巴利综合征，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瘫痪了，甚至无法自主睁眼、闭眼。但在医护帮助她合眼的时候，她会用眼神示意拒绝。她康复后告诉我，那是因为她怕自己闭上眼，就再也无法睁开。

十年前，有位43岁的肺癌晚期病人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助她再活一年半左右——她的儿子正上高二，她想活到他高考完的那天。她当时的情况其实很糟糕，不能做手术，也难说有保守治疗的方法。但在我和同事的建议下，她做穿刺检测，竟找到了合适的靶向药。后来，一直到我写书想要回访她时，她都好好地活着，几乎可以说是痊愈。

还有个患腹膜后纤维化的女孩，下腔静脉出现血栓，极端情况下可能猝死。她每天在病房里叠星星，和我说，叠够了一千颗，她的病就好了。我会自发地抽休息时间，泡一整天的图书馆，为她查阅病例文献。

在治疗那位顽固性心衰的患者期间，我原本要去休一场早就计划好的年假的，机票和住宿都订好了。但是，听到我说明天要休假时，她家属的眼神一下就暗淡了。我瞬间有一种强烈的被需要感，那种感觉压倒了想度假的心情。我立刻和老婆打电话商量，咱把票退了，之后再休假吧。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医生高尚、伟大，其实压根谈不上这些。我只是担心我走了，这个病人就死了——如果替换新的主管医生，还需要时间来重新熟悉她的病情。

更何况，我也在这场治疗中得到安慰。那天下午，我和病人家属说，我不走了，明天继续陪着你们。他眼里又亮起光来，那是我感到异常满足的时刻。

还有一次，我连夜抢救了一位羊水栓塞的孕妇。清晨，在ICU门外，她的丈夫得知她好转的消息，从地上弹起来，沉默了好久，和我说，我给你去买份早饭吧！

给医生最大成就感的，是挂在办公室里的锦旗吗？不是的，是病人家属关心你有没有吃过早饭。

多数进入ICU的病人是神志不清的，换句话说，他们失去了做决策的能力。那么，那些生死攸关的决策由谁来做？

近十年前，我参与抢救了那位羊水栓塞的孕妇。她有穿透性胎盘植入的情况，在剖宫产术中突发羊水栓塞，心脏一度停跳，凝血功能也垮了。接受子宫切除手术后，她被送进ICU时，包括呼吸系统在内的多个器官都衰竭了。之后她又经历了多次室颤，症状凶险，死亡率极高。

我判断她并发了严重的脑水肿，需要立刻脱水抢救。但她的肾已衰竭，没有尿液，只能通过CRRT来脱水——穿刺她的股静脉，置入一根粗细长短像筷子一样的导管，把血液引出，过滤清除掉里面多余的水分、炎症因子和其他毒素，再把血液导回人体。这会有再次室颤和失手大出血的风险。

当我把这一大堆概念告诉病人的丈夫时，他只是不停地说，「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他没有相关的医学知识积累，又在几小时内面对妻子的安危巨变，已经无力思考。

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医患间要「共同决策」：医生告知诊断、治疗方案和可能的风险，患者或家属在评估后自主做出选择。这是一种理想的医患合作关系。但是，当患者命悬一线时，患者或其家属真能做出正确决策吗？

更现实的情况就像那位孕妇的丈夫，他的人生阅历、储备知识、决策思路在此刻都没有用处，他正经历「理性休克」。

最终我告诉他，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选择让妻子做CRRT，「我不能替你做决定，但我也是个丈夫，也是个父亲，我希望你能同意做这项操作。」

他同意了。采取措施后，病人开始好转。

关于治疗方案，医生从来不是决策主体，但作为更专业的人，医生也不该将决策全盘「甩」给患者或家属。医生应该通过沟通，表达出适当的倾向性。

比方说，许多家属最初会抵触给病人做气切，认为把亲人的气管切开是让他活受罪，且未必能治好。我会告诉他，这是你个人的经验，根据循证医学的证据，做气切对病人是有好处的。

曾有一位鼻咽癌患者，因大出血做了血管介入手术，而后转入ICU。由于患者持续昏迷，前途未卜，家属想把他接出ICU。我组织了肿瘤科、放疗科、耳鼻喉科等专家会诊，得出共识，患者有一定概率长期存活，此时放弃太可惜。几科的大夫都围着家属劝导，最终，他们同意再治几天。三天后，患者醒了。

有些医生可能会担心，给患者或家属的建议多了，是否也要相应地承担风险？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的话，会不会反过来被家属责怪？

我们科室有过一位出了名的难缠的家属，他母亲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出血，他三天两头找当值的医生，要求医生用一些他亲戚教给他的土方子来给母亲止血。我们不同意，他就和我们吵架。最后他的母亲还是没能救过来，我们都认为他一定会去投诉，但他没有，不声不响地走了。他对医生没有恶意，他只是偏执地对病人好而已。

对大部分病人家属来说，医生帮着做决定，是在替他们分担责任与压力。至少，不论日后的结果好坏，他们已经让病人跟着医生做了最理性、最充足的治疗。

我理解人在疾病面前的非理性时刻。事实上，遇上疾病时，医生自己都未必能有完美的理性。

两年前，我的同事老梁突发脑疝。此前他已确诊烟雾病八年，我们多次劝他做手术治疗，他总以「没啥大不了」推脱，要不就是说手术有1.7%的可能性出现出血并发症。他拖了八年，终于在一次医院交班时，爆发了脑出血。被抢救后，老梁仍陷入深度昏迷。就在前段时间，他去世了。

作为资深的ICU医生，老梁怎么会不知道烟雾病有引发脑疝的风险？但他的个人经验影响了判断——他见到太多手术失败后转进ICU的患者，他大概本能地对手术有些抵触。但其实还有更多手术成功的患者们，他们根本就不会进ICU来呀！

老梁是专家，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有想要逃避的事物，面对自身的安危有非理性的时刻。一位医生尚且如此，普通人生病时更是难以选择。只有病人愿意把自己交付给专业的医生，医生也愿意承担责任、给出有倾向性的建议，才是对双方都好的选择。

ICU里，最让人痛心的，是能救却不愿再救。

曾有一位心梗导致肾衰竭的老年患者，头一晚送进来抢救，第二天病情就稳定了，这不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儿吗？但他儿子找到我说，特别后悔治疗，这样治疗是在延长父亲的痛苦。他信誓旦旦，父亲以前嘱咐过他，如果得大病了千万别给他治。过了十几天，他父亲又心脏病发作，他选择了放弃治疗。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的放弃是真正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还是他不想再付出财力、精力。

还有位三十来岁的卵巢癌晚期患者，住在ICU里接受治疗。我们给她用镇痛药，为她穿刺放腹水，纠正她的呼吸衰竭。我和她的目标一致，至少让她能够不那么痛苦地离开世界，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一定的医疗辅助。但她丈夫来探视时，和我们的护士争吵，闹着要把她脸上的胶布撕了，尿管和呼吸机都拔了，最好立刻停止任何治疗。他问我：「她为什么还没死？我们不想让她再痛苦了，让她走得有点尊严。」

又过了几天，她的父亲来了，也劝她立刻转出ICU，还说她弟弟刚有了孩子，家里的活儿耽搁不起，所以做父母的也没法久留。父亲走后的第二天，这位病人转回了普通病房，没过两天，又主动要求出了院。我不知道她后来过得怎么样。

ICU是一个烧钱的地方，如果是大抢救式的治疗，每天要花一两万块钱。如果病人状态平稳，只上基本仪器，一天也要花三五千块左右。面对这种现实压力，ICU也是最能见证人心的地方。我不会对家属做道德判断，尊重家属和病人的选择。但面对上述类型的家属，我会变得保守，不敢为病人做任何含风险的决策，也遗憾于病人可能失去的生存机会。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能体会到，ICU里的亲情分量很重。

前些天，我去一个地级市会诊，当地医生和我说，基层医院的很多病人，在ICU住了一段时间后，钱花完了，就被家属接走了。我俩讨论，能到北京看病的，都是被筛选过一轮的，不管物质条件好坏，家属多是极有韧性的，拼掉一切也要治病。

我治疗过一个高位脊髓损伤的老人，干活时摔得截瘫了，动手术后在ICU康复。我发现，他女儿不常来探视，大夫们有事找她，也常常联系不上。但是每次她又都能按时交费。

有一天，我终于碰着她了，才知道她在廊坊打零工，挣点钱就来医院交费。她说她要紧着她爸多住几天ICU，等实在没钱了，也借不起了，再把爸爸拉回去。最后她父亲在ICU里住了两个多月才走。

还有一个得了扩张性心肌病的女士，从年轻时开始发作顽固性心衰，没有工作，一直靠姐姐帮助。她要彻底治愈，必须做心脏移植，但移植源不好找，她的身体和经济承受能力也都十分有限。她在ICU里住了一个月左右，姐姐找到我说，实在治不起了，想把妹妹拉走。我完全理解姐姐的选择，如果她不爱妹妹、不珍惜她的生命，又怎么会从她年轻时起就为她治病？

出院的时候，妹妹拉着床档，不愿走。姐姐凑在她脸前说，姐真没钱了，你听我的，咱回老家我还继续给你治，那样能便宜点。妹妹就特别乖地松开了手。她们都在为彼此考虑。

医学之中有感情吗？我认为是有的，许多无法完全清晰阐释的医学现象，或许可以用爱来解答。

我刚工作那几年，遇到过一个溺水陷入深度昏迷的8岁男孩。他的脑功能严重受损，还合并了严重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可以说，他苏醒的希望十分渺茫。但男孩的母亲每天到ICU探视，在他耳边呼唤，坚持了半年，一天夜里，男孩醒了过来。

同样在那几年，我参与救治了一位因冠心病、心肌梗死引发心脏骤停的老太太，到医院时已瞳孔散大，我们判断预后不佳。后面半年，她的丈夫一日不落地来ICU探视，给她擦头发、擦身体。

有一天，他穿戴正式地来到医院，请求我们允许他为老伴过一次生日。我和几个护士陪他一起来到床边，他开始回忆两人年轻时上山下乡的故事。而后他唱起一首我叫不上名的老歌，边唱边去拉老伴的手。我突然看到两滴眼泪从老太太的眼角滑下来。当天，她去世了。

我原以为这位老太太是听不见的。深度昏迷、脑功能都严重丧失了，难道还能有听觉吗？但是从那天起，我开始坚信，或许冥冥之中还有别的力量能够让人听见，或是至少感受到，亲人就在身边。谁敢说爱不是一种治疗？

我时不时会问自己，ICU的治疗目的到底是什么？「放手」或「不放手」，取决于什么？

答案是个性化的、因人而异的。不放手不是无谓地抗拒死亡，也不是一定要用最贵的机器、最好的药物推迟死亡；不放手是不抛弃病人，使用科学的手段舒缓他们的痛苦。

一位24岁的患癌女孩，意识到病情已无法挽回，抱着「不想让父母穷一辈子」的心态，强烈要求离开ICU，入住普通病房。几天后就去世了。

一位74岁的慢性肺病、呼吸衰竭患者，来ICU治疗，希望早日摆脱呼吸机。他住了一个多月，大概是治疗时间和花费都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挣扎着用笔写下「回家」两字。子女们多次劝说无果，最终把他接回了老家。

这两个案例里，我都没有硬劝患者留下。尊重他们想离开、想回家的愿望，也是一种不放手。

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到最后一个志愿都填的医学。那时我自恃成绩好，认为医学是一个纯技术性的行当，想挑战自我。但真正从业后我才知道，做医生，不仅要有知识，还要保持适度的温情。

8岁溺水男孩的母亲曾找过我，希望我能在每天一小时的基础上，多给她一些探视的时间。她保证不打扰别的病人，也不耽误我们的工作。我和同事们纠结再三，让她夜里从后楼道偷偷爬上来，值班医护给她留门。她就天天晚上来。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临床呼唤半年后，她儿子醒了。

教条之上有人心，如果谨遵教条，不许这母亲增加探视时间，我不知道男孩是否会照样醒来？

今年10月中旬的一天，是那位脑功能受损的大学生的生日，他父母向我申请早点进去陪陪他。我也同意了，找值班大夫行了个方便。

其实我多次向这对父母提过，孩子治愈的希望微乎其微。但他们似乎保持着一种朴实到天真的信仰，总和我说，今天给孩子按摩的时候，他好像有一点点反应！他的腿好像有了一点点力量！他们不肯给孩子做脑死亡的评估，生怕结果出来，最后的希望也流走了。我不催他们，后来也很少提治不好的事。没必要在伤口上撒盐。

有时他们会给我建议，可以试试这个药、那个药吗？要在年轻时，我一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这是伪科学，不管用。但在今天，我不会这么说了，如果他们提议的治疗对孩子没有负面影响，我会愿意尝试。

发现没有？治病人，也要治病人家属。面对家属，医生不可有知识层面的傲慢。关怀和理解他们，就是给他们的最好治疗。

对病人的治疗结束后，ICU医生通常就来到和家属的交往终点。毕竟，对病人和家属来说，入住ICU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只想快快摆脱。

偶尔也有例外。我收治过一个80多岁的老人，肠破裂、多器官衰竭。老人最终不治身亡，他的儿子却和我成了朋友，总约我喝茶、聊天。

他当时也是ICU门口等待者群体中的一员，总穿件黑色棉袄蹲守在那儿。他告诉我，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病危那天，我的同事小李大夫向他介绍病情，一边说一边呜呜地哭，重复着「对不起，真对不起。」他体会到情义、尊重和珍视。

两年前，为了写书，我再次联系上那位曾患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女患者。和接受访谈的许多患者及家属一样，她认同那段ICU时光的残忍，但也愿意帮助我，帮助更多人了解疾病与医学。

她告诉我，在她全身瘫痪、不能动弹的日子里，她默默记下了ICU里每一位治疗她的医护人员——为她置换血浆的李大夫、帮她剪头发的护理员大姐、管床的护士阳哥；当然也有我。每次我查房，夸她今天又进步了，她无法回应，但心里特别高兴，「就像小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一样。」出院后，她把大家的名字都写在记事本上，永远不愿忘记。

现在回看做ICU医生的二十多年，行业变化是明显的。镇静镇痛、脓毒症抢救甚至血糖管理都有了指南，指导得事无巨细，重症医学的理念越来越完善。ICU药物与技术也在不断更新迭代，使得大量八九十岁以上的、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也能动手术了。可以说，ICU的进步，就是整体医学的进步。

但二十多年来，有一件事没有改变：我始终看不透死亡。一方面，就像一种新的疾病会让全人类恐惧，我不知道死亡后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自己是否会丧失所有的感情、记忆与职业技术。这种未知让我恐惧。

另一方面，我恐惧死亡可能预示着的、永恒的别离。我觉得人生最悲剧、最无奈的地方就在于，不论你怎么努力，你终归是要和最亲的人说再见的。这种恐惧也是一种分离焦虑吧。

兴许是年纪大了，我这几年越来越怕死——小孩子很少有怕死的，因为太遥远。有时晚上睡着觉我都会惊醒，想，我是不是离死亡越来越近了？我要是突然死了怎么办？真不想死啊。

这些体会反映在我的生活里，就是我极其重视身体健康，除了一周一次的24小时值班，其他时间我不会熬夜。值班熬夜已经让我的头发变少了。此外，我定期体检，控制饮食，身体指标没有一点异常。

每个中年人都会开始经历或设想亲朋的离去。比方说，老梁走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深。还有我父亲，一天饭后忽然对我说，「以后我们要是没了，我和你妈哪儿也不去，你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我说你提这些干啥？

其实我很少和家人聊死亡。中国的家庭里，说起这些总有些不可控的躲闪与伤感。我从不鸡娃。我见过太多孩子的不幸了，从楼上跳下来的，动脉瘤说破就破的，脑死亡的……在疾病与生死面前，学习呀、成绩呀，一点儿价值都没有。我对我孩子的唯一期待就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过去我总讲人没有来生，我现在不说这种话了。没有人可以确认、证明的话，我为什么要去说呢？

有时，ICU里的家属对着弥留之际的病人喊，爸你往前走！你朝着有光的地方走，你别害怕，咱们还会再见的！

我就觉得他们喊得太对了，这是很好的告别语，死亡甚至可能只是「暂别」——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不妨想象得美好一些。

关于生死，我还想讲两个故事。

曾有位35岁的男性患者，在山路骑摩托出了车祸，头部受剧烈撞击，已陷入脑死亡状态。他生前登记过器官捐献，但在签署捐献文献当天，他的妻子临时提出反对意见，「我以后怎么对孩子说，我说你们的爸爸被妈妈送上了手术台，却不是为了救他，而是为了切下他的器官？」几天后，他的心跳还是停了。妻子崩溃大哭，抱着他反复地说「对不起」。

我也填写了人体器官志愿捐献卡。为了说服我的妻子，我为她讲了另一个故事。

有个外国女孩接受了肝移植手术，当地鼓励器官自主捐献，捐献成功一段时间后，获得器官的人有机会得到供体信息。女孩得知了供体是个男孩，便与男孩的母亲开始通信。通过交流，女孩得知男孩喜欢吃汉堡——她在移植手术后的第一餐就想吃汉堡，而此前她从不爱吃汉堡。这对她来说简直是神迹！

男孩的母亲也从丧子之痛中释然了。她儿子的肝脏，以及肺、心、肾、角膜……都在他人的生命中，以另一种形式存活着。她儿子的部分生命因此得到了延续。

我妻子听完故事，泣不成声，同意了我想捐献器官的提议，但前提是要我先「拼命地好好活着」。

死亡是什么？每个人、每种文化与信仰大概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做医生的也没有标准答案。无论答案是什么，我的工作职责是救命。这包括延长生命让人活着，也包括让人在生或死时，都拥有尊严和价值。因为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图源剧集《人间世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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