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词，频频出现在畅销书的书名中，媒体的谈话节目中，议会的提案中，政府的规划中。这当然是好事，说明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GDP多么高也不等于幸福，应该好好反思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了。
但是，我的担忧是，这会不会又成为一种政绩工程，因而流于形式？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幸福，而是保护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之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法治的实质即在于此。相反，人治则是政府拥有赐予幸福的权力，而这也就意味着拥有剥夺幸福的权力。比如说，按照法治，政府有责任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按照人治，政府却可以强制拆迁和逼迫上楼，并且宣称这是让农民过上了幸福生活。
对儿童的态度，是检验一个人的人性品质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试金石。一个人对孩子冷漠，甚至加以暴力侵害，是这个人人性品质低劣的确证。一个国家缺乏保护儿童权利的社会和法律体系，侵害儿童的事件频发，则是这个国家文明程度低劣的确证。
政府的职责是把蛋糕做大，还是把蛋糕分好？都不，这是一个假问题。政府的职责在于：一、鼓励和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做蛋糕；二、保护老百姓对所做的蛋糕的权利，不让别人抢走；三、惩罚那些抢蛋糕的人；四、最低限度，政府自己不去抢老百姓所做的蛋糕。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以让人们按照合理的比例把所做的蛋糕拿出一部分来，分给那些没有能力或机会做蛋糕的人。
用理论的语言来表述便是：在公民幸福的问题上，政府的根本责任是遵守法治社会的规则，一方面保护公民自由使之不受他人的侵犯，另一方面约束自己的权力使之不侵犯公民的自由，如此来为公民争取幸福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竞争有两类。一是精神层面的竞争，争内在的优秀，大家都力争发展自己的秉赋，实现人生的价值。在这样的竞争中，每个人的方向和道路是独特的，人与人之间会互相激励，但不会形成冲突。这样的竞争盛行，社会就和谐。二是功利层面的竞争，争外在的利益。一块蛋糕，人人都想多分一些，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不过，倘若规则明确并且得到遵守，就可以把冲突降到最低程度，社会仍能和谐。
所以，和谐社会并不排斥竞争，而是建立在精神层面的高级竞争和功利层面的良性竞争的基础上的。相反，如果低级竞争和恶性竞争盛行，社会就只会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战场了。
国民素质与民主政体的悖论：国民素质低劣，就难以建立民主政体；不建立民主政体，国民素质就难以提高。这个悖论困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
其实，二者都是从量的积累到质变的过程。国民素质进步到一定程度，才会有建立民主政体的要求，并且能够建立低质量的民主政体。随着民主政体质量的提高，国民素质会相应提高。
这就如同鸡和蛋的悖论之破解，当某种动物进化成为鸡的时候，某种动物的蛋也就成为了鸡蛋。
所以，无论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还是推进民主进程的努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都不会徒劳无功。
当然，作为个人，不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都应该也可以让自己具备高素质，而这本身是对二者的贡献。
他律靠法治，自律靠信仰，中国二者皆缺，腐败和奸诈遂成常态。
官场之清明，要做到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前二者靠法治，后者靠信仰。同样道理，市场之诚信，要做到使商人不敢骗、不能骗、不想骗，也是前二者靠法治，后者靠信仰。
朗读者：高昂，网名go on，中华文化促进会朗读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全民悦读全国联盟常务副秘书长，山西广播电视台职业播音20余年，专注于纪录片解说。听到他更多声音，公众号：全民悦读太原阅读会，ID：tyre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