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霸占了道德高地的，常常是各种伪君子；霸占了知识高地的，常常是各种伪精英。“伪精英”与精英的区别，往往在于前者是为了价格而活，后者是为了价值而活。
作为一位历经岁月沧桑，与“六代青年”都曾有过生命的交集的“30后”，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伪精英其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特别从钱理群的作品《岁月沧桑》与《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中，精选出钱先生“伪精英”的六种病征，正是这六个重要的问题，决定了精英和伪精英的区别。
真正的知识精英，不排斥金钱，而是用金钱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人类的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一种是精神。对此，伪精英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钟摆现象”：
老是偏向一方，一强调物质就没有精神，一强调精神就反对物质。
伪精英发明了一种说法，叫安贫乐道，这是最骗人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要你安贫乐道的伪精英，自己很可能挥霍无度。
我们不能安贫，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基本的物质利益。
但是也要认识到，金钱并非万能，物质不能穷尽人性之根本。过分追求物质，人就失去了自由，就会被物欲所遮蔽，而失去人的本性。
两者都要有，只是需要一个平衡。具体到个人，总是有所偏至：如果偏重于精神追求，在物质上就要有所牺牲；如果一门儿心思追求物质，就不要总觉得空虚。
真正的知识精英，保持自由的灵魂和独立的意志，不为政治强权或主流意见所奴役。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不恰当的冲动：要把学问直接转化为政治行动。这种观念的形成，源于孔夫子的“国师情结”。所谓的“国师情结”，从根底上讲其实就是一种奴性；如果精英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国师情结”，就永远摆脱不了学术对政治的依附。孔夫子曾奔走于各国，寻找赏识他的思想、学问，给他以实践机会的明君。结果，他失败了，成了一只“丧家犬”。但是，正是这种失败最终让孔夫子成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并且开创了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始终坚持理想，“有学问道德，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不满现实”，高扬“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种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继承和发扬的。首先，“传统文化”不等同于“古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古代文化，还包括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从五四算起，也有百年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将其排斥在传统文化职位，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真正地知古。古代传统更不等于儒家传统。古代文化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儒家、墨家、法家等典籍文化，还包括存在于民间的习俗、礼仪、传说、以及口耳相传、时代相承的民间伦理、民间文化，等等。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既要“进得去”，更要“走出来”。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理解的越深入，就越容易被折服，这本也正常。但如果由折服变为顶礼膜拜，就会被俘虏，失去独立思考的愿望，也就成了 “传统之奴”，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哈耶克一生坚定反对乌托邦主义，因为正是缺乏现实落脚点的理想主义，一再将人类社会推向火坑。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面前，如果想同时兼顾二者，就要把理想划分为两个层面的理想。一个层面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另一个层面的理想是现实条件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的等待和努力准备才能实现。如果一个人只有未来的理想，没有现实目标，就变成了空想；一个人只有现实的目标，而没有理想，就会满足于现状。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身背负一种对民众的启蒙责任，但这种启蒙如若发展到极端，就变成了征服，变成了一种专制。启蒙往往分为两种，一种启蒙是启蒙者化身为真理的掌握者，把自以为的“真理”强制灌输，从而征服、控制被启蒙者，所谓“服从真理”其实就是服从启蒙者的意志，这样的启蒙必然变成专制。另一种启蒙，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启蒙的目的是建立自我与对象的双重主体的独立性，它是一个双向的激发，良性的互动，从而达到相互的生命成长。伪知识精英，一开始总是打着自由的旗号，最后导致的却是一个更加愚昧的环境。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土地，然而，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是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他们把为他人做事当做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才”正好是我们的社会最欢迎的。这种人的要害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他们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1976年8月26日晚9时45分，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突然要秘书去找一部《容斋随笔》来。此时，离毛泽东去世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是，毛泽东还向秘书索要该书。秘书很快从北京图书馆把书借来了。8月30日，《容斋随笔》大字本又印出，31日送到了中南海。9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还由别人为他代读《容斋随笔》37分钟，实践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诺言。到9月9日逝世，毛泽东再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书。可以说，《容斋随笔》是一部陪伴他走到人生终点的书。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字景庐，号容斋。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
洪迈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洪皓，在担任南宋礼部尚书的时候，出使金国，被金国扣留在荒漠十五年，但他坚贞不屈，艰苦备尝，全节而归，被誉为历史上第二个苏武。《宋史》评价说：“皓留北十五年，忠节尤著，高宗谓苏武不能过，诚哉。”洪皓生八子：尤以洪适、洪遵、洪迈闻名天下，世有“三洪”之称，与北宋“三苏”齐名。长子洪适，榜眼，官至右丞相；次子洪遵，状元及第，官右丞相、同知枢密院事；三子洪迈曾任翰林大学士，端明殿学士，副丞相。皆为正一品，因此世传“一门三丞相四学士”之美誉。洪迈生活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从小跟随兄长饱读诗书，他的记忆力不同寻常，每天读书数千言，看一遍就不会忘记。他还博览群书，即使是小说野史，也没有不涉猎的。而且，他读书还养成了作笔记的习惯。读书之际，每有心得，便随手记下来，集40余年的成果，形成了《容斋随笔》5集，凡74卷。可以说，《容斋随笔》是其读千百部书，集腋成裘的成果，其历时之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由于《容斋随笔》是文言文，对于大众来说，略有难度。1993年，我们便组织力量将此书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文白对照全译容斋随笔》，该书甫一问世，就成为当年畅销书，一时洛阳纸贵。这部白话翻译本《容斋随笔》的主编王兴亚教授，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经担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河南人才史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参与注译的，都是有着深厚功底的文史学者，几十年的长销不衰，证明此书实为古籍白话的精品。
近三十年过去，我们此次将此书再版，后出转精，校订了其中的一些不当之处，重新分为五册出版，依照洪迈编订的次第，更加适宜阅读。全书设计古朴大方，字体考究，采用高品质的胶版纸，印刷精良，是一套适合阅读、更适合收藏的古籍今译精品读物。“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读史，让人心旷神怡，让人性情豪放。这部让伟人长期带在身边的经典著作，其中魅力，想必也能带给你无穷的思考和益处。
原价256元
限时特价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