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准一线城市，争“上位”有多难？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从最初的聚居地交易场到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从未改变。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已经从以往摊大饼式的粗放型发展，转为注重内涵的集约型发展，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从简单的GDP、人口、城市规模等转变为多层次、多维度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提法，这个“线”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共识？

倪鹏飞：过去主要是通过行政级别、城市人口和GDP规模划分的。大概在世纪之交时，一些房地产等企业选择城市投资时，提出了市场化的分级问题。我曾遍查相关文献，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一二三四线”分级问题并没有最早的文献来源和令人信服的标准，所以，可谓是标准的现代版“传说”。目前，大家大致认同二线城市是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以及个别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三线城市是除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外的省会城市，若干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

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已经达成共识，而所谓的“准一线”或“新一线”概念的兴起，似乎说明二线城市并非一条水平线，区域性的大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对这两个概念，您有什么看法？

倪鹏飞：社会上出现的这两个概念，考虑了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群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等5大指标。概念的推出具有一定背景，也反映了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但不完全准确。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格局，正从单向极化即高端资源向少数高端城市聚集，转变为极化扩散，即少数高端资源向高端城市聚集，同时部分资源向次高端城市扩散。这就导致二线城市的分化。

某些“准一线”在发展水平和单项功能上，与一线的差距日渐缩小，但在综合功能上还是有明显的差距。这是新时代的特征，也是基本现代化在城市发展格局上的反映。当我们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时候，就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城市体系从层级关系变成网络关系，即多数城市间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顶尖的“灵蛇之珠”专项功能，城市间功能互补性增强。

今年6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6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广州、天津、北京、澳门、苏州和武汉。除去港澳台，内地城市除了北上广深外，天津、苏州、武汉也位列前10，这是否说明这3座城市进入到一线城市方阵？

倪鹏飞：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城市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区域中心城市正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判断准一线城市主要根据一个城市的经济中心度、金融中心度、科教中心度、交通中心度、信息中心度等综合标准。

天津、苏州、武汉三个城市位列前10，充分说明在综合经济实力方面，已经具备了一线城市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与北上广深相比，津苏汉都有或多或少的现实差距，因此还称不上是完全的一线城市。

除津苏汉外，还有一些城市可归为准一线城市。东部地区，长三角作为中国最发达也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其核心城市如杭州、南京、宁波等已经具备准一线城市的条件。京津冀地区则主要是天津有跻身准一线的资格。厦门、青岛、大连等城市作为各自区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具备了准一线的条件。在中部，长沙、郑州也具备准一线的资格。西部则主要是成都、西安、重庆。

从总体上看，一座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离不开人、财、产业。那么，从这些关键要素的流向上看，您认为目前哪些准一线城市最有“上位”的潜力？

倪鹏飞：我认为依序是杭州、苏州、武汉、成都、重庆、天津、郑州、合肥、长沙、西安、大连等。这是从关键要素的流向上看，“上位”潜力相对较好的城市。

我重点说一下武汉。过去一年，武汉的对外交往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位、区域创新型城市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2016年GDP和常住人口分别位列全国第9位和第8位。在中部六省的所有城市中，武汉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综合增量竞争力和综合效率竞争力3项均排第一位。

之所以说武汉的潜力很大，首先在“人”的方面。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高房价、城市拥挤等因素形成了离心力，中部地区和城市相对经济地位提升、就业居住吸引力增加，人口持续向一线城市集聚的趋势有所减弱。在此背景下，2016年武汉共增加常住人口15.85万人，并且积极落实《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20条》，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在产业方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国务院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红利，进一步巩固了武汉作为全国重要创新城市的地位。

第三在交通方面，作为全国高铁中心、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城市，武汉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日益突出。

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您认为，准一线城市应该如何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

倪鹏飞：克服“大城市病”是现代化城市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城市病问题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和特大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蔓延到许多二线城市，体现在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安全弱化、就业困难等多个方面。

规划和构建中国城市体系，除了重点发展城市群外，还应放开对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要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体系。第二，要强化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用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弱化拥挤效应对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抵消。第三，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目前，评价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指标有很多，中国社科院为什么要构建综合经济竞争力、宜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三大指标体系？

倪鹏飞：总体上说，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这个“价值”有两层涵义，一是当前创造价值的能力，一是未来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

我们构建的三大指标体系中，综合经济竞争力是指当前现实的竞争力，从产出的视角，评价城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长和综合经济效率。采用GDP连续5年平均增量和地均GDP来合成衡量。GDP的增量综合反映了城市收益扩展的速度及规模变动，克服了增长率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可比性较差的缺陷。地均GDP，严格讲是地均绿色GDP，则综合反映了单位空间上的经济收益，以及对土地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就反映了城市创造和聚集财富的效率。

宜居竞争力主要从投入的视角考察。人的劳动和创造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宜居竞争力决定了城市对于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城市的产业体系竞争力。根据影响人类发展的因素框架，宜居竞争力由教育环境、医疗环境、安全环境、生态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经济环境这7个方面构成。

可持续竞争力是指未来和潜在的竞争力。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可持续竞争力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城乡一体和对外开放6大方面。

人们常说“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一座城市的好与不好，每个人都可能有其主观判断。在通往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可谓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座准一线大城市，应该是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倪鹏飞：择良城终老，“良城”可以体现在8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