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做简单概括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说，美国的“重写传播学史”大致包含以下基本要素：首先，它的主要参与者，要么不在传播学界，要么身处其边缘，因此传播学史的“主导性叙事”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较弱，这也使得他们可以拉开距离，或质疑，或反思；第二，与之相应，它的研究取向，大致是“外部论”的，即重在考察知识建制与“冷战”时期的各种权力(政治的、商业的、军事的)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或者简单一点说，在它看来，如果没有“冷战”和对于各种商业利益的考量，美国传播学是否会以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面目示人，恐怕就会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三，借由这样一种历史挖掘，美国传播学在后来的自我合法化叙事中逐渐被剔除、压抑和“遗忘”的诸多历史脉络——特别是其与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并为我们重新讨论美国传播学之兴起和发展的历程，提供了某种具有批判性的参考。
但对于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来说，美国“重写传播学史”的学术思潮，具体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当然首先意味着对于既有传播学史叙述的再思考：因为有了施拉姆在1982年4—5月的“破冰之旅”(余也鲁，施清彬，崔煌芳，章琪琦，2012)，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才有了萌芽的契机；进而言之，施拉姆所带入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实际上也大致决定了迄今为止我们传播研究的走向：
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研究有两大学派。
一派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传统学派，另一派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我国传播学研究主要对象是施拉姆学派。
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离不开施拉姆划定的圈子。
研究者所写的文章或出版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对施拉姆学说的转述或阐释。
换句话，中国传播学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施拉姆的烙印(徐耀魁，2012)。
前辈学者40年之后的总结与回顾，当具有某种概括力、洞察力和说服力，如果这样的回顾大致成立，那么对于美国“重写传播学史”学术思潮的评介，便的确可以为我们再度评估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提供新的“批判性”思考。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此类“批判性”思考，对于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来说，可能又并不陌生——因为当来自域外的传播学在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大陆时，彼时尚在传播学之外的人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正是应该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
比如，在对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意义重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上，人们即已指出“传播学的产生”与“战争宣传的需要”“商界的剧烈竞争”“电子视听媒介的迅速普及”以及“美国的政治需要”之间的密切关联，会议因此提出：
对西方传播学研究中的消极因素和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有以下几点：
1.西方学者研究传播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因此，他们的研究工作，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商业色彩。
2.研究方法有些是唯心主义的，繁琐的，因此，他们往往注意细枝末节,而忽视了本质的东西。
3.过份(原文如此——引者注)夸大传播的作用，颠倒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颠倒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徐耀魁，黄林，1982)。
再比如，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介绍性著作，《传播学(简介)》在评介美国传播学时，也不忘指出其“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商业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传播研究，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美国国内外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大众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垄断资本希望了解运用何种媒介、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向受传者推销自己的新产品。”同时，它还以美国效果研究的认识过程为例，说明其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因而“走了明显的弯路”(明安香，1983：33-35)。
另一位前辈学者张黎，在最初遭遇传播学时，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目前国内流传较广的几本传播学著作(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和国家发展》等书)，在理论观点上和我们向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观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带着这样的困惑，在1983年访美时，她就这些问题向美国学界做了广泛问询，并将所得意见(其中很多都属于“批判学派”的批评性意见)向中文学界做了多方面介绍；她也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开展传播学研究，既需“博采众议”而“不可因噎废食”，又“要非常重视研究人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知识视野。”(张黎，1985)
作为传播学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最早的引入者之一，陈韵昭也对域外新知所可能造成的词义上的含混，做了积极辨析：
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称之为大众传播工具，主要是指它们运用了现代化手段，较之其他类型的传播能传达至更为广大的受传者而言的。
这个“大众”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大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后者显然是有意点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乃代表人民大众利益，既能为大众所掌握，又能为大众谋利益之意。
但是大众传播的“大众”按社会学家解释，指的是具有以下特点的“大众”：
来源于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和社会背景；
具有各自不同的传统、爱好、习惯；
彼此互不认识，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
不属于同一个组织。
按这些解释，大众传播并不包含有任何代表大众利益的涵义在内。
因此，把报纸、广播、电视等称作大众传播媒介，也只不过是强调它们面对广大受传者的这一共同特点而已，并无褒贬之意(陈韵昭，1985)。
与前引诸位前辈学者的论述路径相似，她之所论，也还是意在重申“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之间的重大区别——特别是后者在产生背景与意识形态取向方面的重大不同。
身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进程之中、从小接受马列主义教育，诸位前辈学者有如此反应，固然也可以被解读为“思维惯性”或“意识形态修辞”；并且在“反思极左”的时代氛围里，“阶级定性”往往被认为不可操之过急、“不争论”渐成时代主流；而且“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又迅速确定——这一方面固然使得他们的措辞小心翼翼，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遭遇“资产阶级传播学”，且两者之间明显存有龃龉，却又的确是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此类遭遇，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却也可能使得上述分析变得更为复杂。
在学界前辈的回忆中，施拉姆当年访华，有人问，“反馈”这个概念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什么不同、是否是一回事，施拉姆的回答是，两者“基本上是一回事”(徐耀魁，2012)；而他对“群众路线”的首肯，也使得“受众调查”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最早的领域(陈崇山，2012)。
施拉姆的这一回答，当然有谋求“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在内，但排除“策略”因素，此一回答，是否还可再加以深究？
比如，作为“发展传播学”的代表，施拉姆对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都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到1970年代末，他一方面对毛泽东时代发展道路中的“群众参与”印象深刻——
中国的发展模式已完成了诸多显著的事情，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它也达成了广
泛的参与。
将发展建立在其最不发达且缺乏教育——而非精英和接受过最好教
育——的市民基础之上，新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因此，较之大多数国家，中国在提升其弱势阶级的状况和机会方面，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传播”(特别是“人际传播”)在此一“全民动员”过程中所扮演的“上传下达”的重要角色——“在西方，大众传媒有着自己的个性，并在其用户的生活规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它直接汇入会议时间和社区讨论的宏大结构之中，汇入由干部、高音喇叭和宣传画所携带的信息之中。整个传播图景融为一体。”(Schramm，Chu and Yu，1976：87、93)总结而言，施拉姆等人的意思，就是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模式，依靠的正是群众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中国的传播体系(人际传播、大众传媒)既为群众参与服务，又与之融为一体。
对于这一点，施拉姆的学生朱谦，也有大致相似且更为系统的观察：
中国共产主义的传播方式，......并不只是少数领导通过大众传媒告知百姓他们应该如何行事。
考虑到动员和发展的手段和目的，毋宁说，它在横向和纵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意义上，是几乎所有人对所有人说话。
它包括草根层面高强度的人际传播，以及国家层面高强度的大众媒介传播。
它代表着对于传媒、学校、干部以及地方小群体的整合使用。
在此一庞大的传播网络中，参与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控制肯定也存在，但控制主要借助人民中的传播来运作(Chu，1977：
4)。
在朱谦看来，如果中国革命的基本秘诀，就在于“深入群众”并“组织起来”，那么“传播就位于这整个道路的核心”(Chu，1977：25)。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此类“借助传播的激进变革”，其目的不仅在于国家的“现代化”，它更是要“培养能够创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的中国人”(Schramm，Chu & Yu，1976：88)。就此而言，“传播”“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新人”，本就处于同一逻辑链条之上、缺一不可。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施拉姆及其弟子所描述的毛泽东时代发展道路及其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其对“群众路线”与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的强调，却是大致符合事实的。这也就意味着，当施拉姆说“反馈”等同于“群众路线”时，他至少不是信口雌黄，而是有基本的了解和研究的。
反过来说，当中国学者尝试用“群众路线”来理解“反馈”时，它实际也提示出1980年代初人们对于传播学的另外一种想象。
比如，在“读者研究”最早的提倡者看来，我们之所以要研究读者，是因为这是“党性”的体现，并且它还涉及报纸与读者之间“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我认为报纸党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就表现在正确处理同读者的关系上。我们要为读者服务，同时要从中引导和提高他们。读者问题是无产阶级新闻学中党性最强的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放在第一位。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第一章就应当写读者。”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所谓“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其实相当于“人民群众”，因此是一个政治概念，也因此，研究读者的目的，就是与“争取文化领导权”“人民当家作主”等政治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言，在1980年代的倡导者那里，受众研究是否就不仅是简单“迎合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刘海龙，2008)，而且还密切回应着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乌托邦想象？
而受到施拉姆理论“指引”、践行“受众研究”最力的陈崇山，其对“受众”的理解，大致也离不开“人民”这一思想脉络：
综观建国50年来我国的受众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是以“媒介为本位”，从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性质、任务、功能出发，从总结推广党报群众工作的经验着手，着重论证媒介同受众之间的依存关系，强调受众是媒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强调尊重受众、吸收反馈信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确认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则以“受众为本位”，将受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主体来审视，从受众应充分享有信息知晓权、言论表达权、舆论监督权等权利意识出发，强调媒介机构要主动调查了解受众的需求，听取受众的意见，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突出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这是新闻理论上的新突破(陈崇山，2001)。
这里所强调的，依然还是“社会主义政治构想”中受众的媒介信息权利，而如果从“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理解，则“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这一明显化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法，似乎也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对于受众的理解，既与美国主流传播学的“效果传统”迥然有别，又与今天主流的、从“商业”和“消费”角度所做的“受众测量”或“用户画像”大相径庭——因此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受众调查是由中国报业改革、党报的群众路线、西方传播学引进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王怡红，胡翼青，2010：20；亦可参见刘海龙，2008)
上述史实钩沉与理论迂回，大概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回答本文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界来说，美国“重写传播学史”的学术思潮，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从本文的分析脉络出发，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思考：
第一，与1980年代初施拉姆访华带入传播学新知一样，美国学界“重写传播学史”的诸多成果，同样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美国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知识谱系与分析视角——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其“批判性”姿态与思路，它为我们破解美国传播学的“起源神话”等，给出了有益的指引。然而，此类新知的引入，又绝不意味着对于既往“阶级分析”的简单回归，因为，正文本文试图展示的，1980年代初，当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来自美国的传播学做“批判性”分析时，人们大多表现得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但“批判性理解”与“主流传播学叙事”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无疑是一个仍需讨论的“真问题”，就此而言，借助“重写传播学史”来重新打开我们曾经遭遇，并且仍在遭遇的问题，可能更是意义所在。
第二，但这也即刻涉及对于中国大陆传播学史——特别是1985年之前的历史——的理解。比如，在多位学者不同时间段的回顾中，1985年之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的进展情况，均获得了大致相似的描述：1985年之前为“引进阶段”，“所谓‘引进’是指大陆学者通过翻译、译述和评介西方传播学者的论文、著作，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模式和基本方法等。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传播学研究与传播学教育并重，但进程却相当缓慢。”(吴文虎，1994)1985年之前，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传播学基本概念的传播与普及阶段(1978年—1981年)”“对传播学基本态度的确立阶段(1982年—1985年)”(廖圣清，1998)。“一般认为，可以将1978—1985年作为传播学获得正式发展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得到了初步的普及。”(张国良，2005)在众多学者看来，1985年之前，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其基本工作大致不过是“引进”与“普及”。但这一明显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历史叙述，却也可能极大简化了1985年之前大陆学者对于传播学的接受与理解——本文的分析即试图表明，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固然是忙着“引进”，但这种“引进”经常既非盲从，也不盲目，而是与20世纪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鲜明经验——特别是其革命经验——勾连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