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专访（下）丨传播学的想象力

吴飞专访下篇来喽，且听吴飞老师和我们聊聊传播学的想象力问题。同时，多领域研究又给吴飞老师的学术生涯带来了哪些启发和影响？本期，新记者小编带您进一步走进学者吴飞，探讨一下传播学和学者背后的故事。

胡翼青（以下简称“胡”） ：我们这一代学人最关注的是传播学的想象力的问题，对于现在如此贫瘠的对策研究和尴尬的传播学研究，我们的焦虑都关涉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有想象力的路径去进一步将传播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领域。您觉得什么东西会引发我们对这个学科深入的想象力？

吴飞（以下简称“吴”） ：其实我也找不到答案，可以搅局的那个力量在哪个地方。

胡 ：那换一个角度，您觉得扼杀我们学科想象力的东西是什么？

吴 ：制度的规训是最大的遏制力量。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培养了我们思考的路径，评价我们成功的指标体系已经被设为现今的样子，除非这个东西被根本性颠覆，个体自由创造的力量被释放出来，那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胡 ：那么回到您刚刚所说的传播学研究的起点。如果我们必须在一个规训的体制里面做研究，您觉得您所说的那个传播学的起点可以导致传播学的想象力吗？或者说它有可能改变现状吗？

吴 ：我不知道如何去评估，但是我希望当我们每个参与到这个场域中的个体都明白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或者我们可以去做、可以去努力的方向的时候，当一些个体的力量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一股力量的时候，这个可能是会存在的。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新媒体技术，它本身所携带的开放、民主、自由、便捷的特性可能为未来自由知识分子的生产提供新的可能性。他们的知识会变得更容易传播和扩散，并且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力量，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超越传统社会体系之下的知识布局和权力对知识的渗透。

还有就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了，当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自由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可能在文化上开始自觉，在学术上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顾忌。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胡 ：您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关键在于，您所说的思维总是被框定在某一个框架中。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思维总是在讨论功能主义的范畴，不论做什么都在讨论传播媒介对“我”和社会有什么影响和作用，那么在这种框架内，即使您有心去突破它，仍然会有一种鬼撞墙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我们没有生计的压力，我们也未必能突破既成框架带给我们的束缚而达到有想象力的境界？

吴 ：你说的很对。当我们站在一个关系的网络上，只有当我们不再把那种功能的甚至是结构的力量看做是一种很重要的知识生产的力量的时候，当我们只是纯粹去思考一些知识本身的问题的时候，当这种知识生产越来越多，甚至会变成知识分子圈里的一种时尚的时候，新的知识运动就会出现了。所以只能慢慢地形成，一开始肯定是这样一股潮流，就像库恩所说的范式的革新一样。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一定要有一个振臂一呼的领袖出现，才会有一个新的范式革命的出现。但是，这个新的领袖的出现一定是所谓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说，总会有一个爱因斯坦和牛顿在那个时间点上，他代表了一个新的范式和新的革命者出现。不过，在这个牛顿的前面还有很多小牛顿，是他们成就了牛顿。

胡 ：您早期从事新闻业务，做编辑，读博期间研究新闻法，之后又转战传播人类学，这些年又在做国际传播的话题，您觉得这些年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对您来说有哪些影响？有想象力方面的贡献吗？

吴 ：站在外面看墙内的风景会觉得风景有很多不同。当我站在内部场景来看，它就是一座房子，是一种知识。我研究编辑学一开始是为了上课，后来我发现编辑技巧和编辑部里真实发生的事情并不一样，编辑背后的文本即政治和权力才是决定编辑的力量。所以我的编辑学其实是编辑社会学、编辑传播学，是从人的传播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当我发现权力要素主导着新闻生产的时候，就决定放下技巧，专注地研究权力，然后我把焦点集中在传播法上。之后我又发现我不能仅仅研究表达自由，因为不只有政治力量，还有商业力量等，于是我开始思考，到底新闻行业内在的法则是什么？于是这时候又开始研究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条线索，没有冲突。其中有个插曲，和郭建斌老师一起研究独龙族。但是我其实一直都在围绕新闻生产来做事情，我不只关注新闻，也把它放在人的脉络下，研究人的传播的问题，所以我去研究独龙族，来探究人类的关系网络究竟是如何建构的。当我研究完了之后，我又开始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新闻生产、新闻和传播的关系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两年来我对于传播学的反思。其实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

胡 ：所以您是站在一个核心点，向外发散，你一直是一个新闻生产的研究者？这种说法我从来没有听您提过。

吴 ：那不是从来没有人这么问过我吗？是的，其实我关注的就是新闻生产究竟被一些什么力量所左右。它内在的力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新闻抗衡政治和商业的那种力量，比如新闻专业主义。而后来又出现了技术的力量，于是就会关注新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胡 ：那么如果把新闻生产作为一条主线往下研究，这个路径很有可能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连在一起。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您的研究还是自由主义的。您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倒向赵月枝老师的那个方向？批判既可以是自由主义的，也可以是实证的。您觉得这是中国的国情导致的吗？还是您所理解的中国和赵老师理解的中国是不同的？

吴 ：其实我没有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发现自己不能站在赵老师那个方向来思考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学术积累是不同的，站的视角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