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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财经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
2001年出版的《大败局》证明了严肃的商业写作也能够跻身畅销书行列。
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2015年7月27日，成为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董候选人。代表作品《激荡三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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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
我用几个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有的国民们、兄弟姐妹们干了一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
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2017年结束，我们的人均GDP达到9280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
——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
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
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
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
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1、如今的世界是一个跨界竞争的世界。
做水饺的敌人有可能不是同行，而是电商平台，如饿了么、美团，因为有了饿了么、美团之后，大家都点餐了，速冻产品、方便面就没人吃了。
而过几年后，美团表示有段时间南京、上海、杭州、北京的订单量下降，究其原因，才发现原来竞争对手竟然是共享单车。因为有了共享单车，大家不再叫餐了，而是骑车去吃饭。
2、所有产品都可能被重新定义。
比如美国最近推出一款白衬衫，用纳米材料制作的，早上穿，到了晚上这件白衬衫会告诉你，今天走了多少路，心跳最快的时候是看到谁，一天的卡路里消耗是多少…衬衫变成人体管理的窗口，所有产品在今天都有可能被重新定义。
3、未来中国很多大型品牌都被彻底击穿。
现在的年轻人追求个性化，未来中国每一个行业都会出现无数个小品牌，小众品牌、圈层化品牌会成为未来中国消费者的主力模型，而这种模型将建立在小创业和大制造的基础上。
4、工厂管理重新回到生产线。
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讲生产线管理，大家都说资本运作、品牌经营、销售渠道、互联网电商冲击，所有概念都是工厂厂区以外发生的变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就在过去两年里，工厂管理重新回到生产线。
广州白云机场如今70%的广告内容都是家居全屋定制，柔性化生产在今天是中国实体经济变革的第一条道路。过去两年多实践里，柔性化的生产方式和制造模型在传统制造业里基本得到了实践，传感器技术、3D打印的技术、人机协作的技术等等，都为制造业的生产线革命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
5、海尔、小米这两家企业是中国实体企业中在今天跑得最快的。
快在哪里？中国地区今天正在发生的对全球制造业有可能产生颠覆性管理思想和组织变革的理论，未来出现的景象是，可能没有一个公司会超过一万个人。大型公司在未来或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每一个劳动者将回归为创造的主角，工厂所有资源和能力通过平台化的方式与全球进行分享，组织变革对企业带来的颠覆力和风险是最大的。
6、精算师、律师、教师、医生等传统意义上认为非常高尚且高收入的行业，未来很可能都被机器替代。
美国最赚钱的行业是律师，律师行业最赚钱的是破产律师，IBM有一个产品叫Watson，这是他的核心竞争力。Watson把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所有跟破产有关的判决案全部记下来，你只要面对这台机器说我有多少钱、现在欠多少钱，我要申请破产，这个机器律师会给你提供最确切的律师建议。
7、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并购和降维打击的方式，获得制造环节的核心能力。
去年我去汉诺威的时候，整个德国企业界对中国企业家朋友非常陌生；今年我们去，德国人不欢迎我们，因为过去一年中中国人收购了1400多家德国工厂，其中很多是隐形冠军。记得我4月份去的时候，中国领事馆商务处王参赞说德国政府刚通过一部法令，严管国际资本对德国公司的收购，特别是中国对德国公司的收购。
不管怎么样，中国企业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和人民币泡沫所形成的资本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并购和降维打击的方式，获得制造环节的核心能力，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
8、中国在需求端的推动和变革，不同的制造业大国正在把全球制造的价值链彻底打散。
保时捷加工厂今天所有的零部件部门库存是零，因为有了工业云的计算，整个工厂已经不需要任何库存。当生产线柔性化以后，用户关系通过柔性化的方式、通过C2M或B2M来完成，未来所有工厂的效能会得到极大的改造，工厂在扁平化、人机协作和信息交互方面会得到极大的改造，这个变革是一次真正的工厂革命。
9、中国政府正在把人民币泡沫向全世界输出，提出一个伟大的战略——“一带一路”；中国企业也正在把人民币泡沫向全世界输出，叫做消费升级。
最近中央政府对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进行了限制，主要限制三个领域，一是不动产，二是娱乐行业，三是体育俱乐部，这三件事都涉及到内贷外投。但对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中国政府采取非常积极的姿态，我们要用人民币的泡沫去淹没全世界，让全世界共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承担压力。
10、从今天的技术变革情况来看，中国乃至全球很多大学，四年你所学习的知识能力，四年后可能都不需要了。
如果专业选不好，四、五年后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这个行业已经消失掉了，而且即将消失的行业往往是收入很高、与标准有关、需要海量知识的行业。
这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1、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
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
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2、容忍非均衡
《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
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学历最高的？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
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跟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3、巨国效应
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4、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
制度是可逆的。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
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吴晓波频道在很长时间里是新媒体领域传播新中产者、消费升级的一块重要阵地。我们所呼唤的、所关注的商业模式，都跟这部分有关。
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1、买好资产投穷国家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泡沫是什么？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多一点，人民币的发行总量却超过了美元发行量。有泡沫是好事，问题是有泡沫以后怎么办？
三十年前，日本跟现在的中国一样，也有泡沫。日本当年的泡沫大到什么地步，大到东京地区土地价值总和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所有土地价值总和，加上纽交所所有上市公司市值总和。
当泡沫很大时，日本人特别嗨，认为自己很快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要把美国的好东西买走，买了美国最高的楼、最好的棕榈滩、最大的电影院以及俱乐部。美国人特别高兴，因为日本人用泡沫买了美国人的泡沫。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人非常感谢日本人带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不能拿泡沫去买人家的泡沫，那是傻子才干的事。我们拿泡沫买别人家最好的东西，即买好资产投穷国家。
（2002-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图）
什么叫买好资产呢？2002-2017年这15年间，中国对外投资额增加了将近20倍（18倍多一点），但为什么2016到2017年时，出现了陡状的下降？就是因为在2017年，有几个人犯了日本人三十年前犯过的错，去买楼、买海滩、买酒店、买电影院、买足球俱乐部。这些都是非标资产，都是泡沫。
中国人以非常土豪的姿态，甚至比日本人当年更土豪的姿态去买这些泡沫，傻不？为什么出现陡状下滑，因为2017年政府把这些傻人请回来了。
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他们拿自己的钱去买这些当然无所谓，但他们在中国地区的银行大规模举债，拿大家的钱去买人家的泡沫，这不可以。
那要去买什么？要去买别人的机器人公司、医药公司，要去买别人最好的资产。所以，在2017年度的这次调控后，2018年我们会看到，跨国并购会继续加大，但资本将趋于理性化。
那什么又是投穷国家？我们当年也是穷国家，现在稍微有点钱。穷有时候是一个优势，意味着这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有机会。
前两天有个90后同学，跟我说，他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在他爸爸的服装厂工作，他爸爸派他去缅甸办服装厂，他不知道该不该去。
我跟他讲，缅甸今天的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1982、1983年，缅甸曾经是南亚地区最大的粮仓，有非常好的生产水稻的平原，缅甸有1亿左右人口，那里的人民非常温顺。缅甸有孟加拉湾最好的海港，中国的石油管道从缅甸通到昆明。
这么一个一亿人口的南亚国家，拥有广袤粮田、资源的国家，给它20年的和平，它会怎么样？会成为南亚地区非常繁荣的国家，二战之前的1940年，曾经的首都仰光就是当时南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这位同学的爸爸为何要把服装厂从广东搬到缅甸，因为在今天的缅甸，1块钱人民币能买3个玉米，缅甸女工的月均工资仅为东莞女工的十分之一，你说该不该搬去？
这就是今天发生的景象，这些后发展国家就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只要给它以和平，中国的很多经济模式，管理经验，产业能力，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进行输出。
中蒙俄经济走廊，蒙古国“草原之路”，越南的“两廊一圈”，柬埔寨的“四角战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起中国，经济落后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但这些国家正在出现新的商业机会。
所以在2018年，“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国内的产业转型、消费升级，将形成一种呼应性关系。它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我们仍然会看到货币适当泡沫化，仍然有很多中产阶级在中国买不到好资产，出现理财恐慌。而其中一部分人以及这个国家，正以国家能力的方式，将慢慢形成中的人民币泡沫去干一件事情，用它去“淹没”全世界。
2、大城聚能中部崛起
我刚写完的《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有很多数据，其中一个数据特别惊人，今天中国高铁的里程数，已经占到了全球高铁里程数的70%，是中国十年前的186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