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要做李文星这个选题的时候已经周五下午。心里其实有些忐忑。一方面，新媒体已经对这个事件报道了一轮，还有什么角度可以选择；另一方面，李文星的家属亲人已经应对了一拨又一拨的媒体，在这个节骨眼上，身心俱疲同时又伤心过度的他们是否还有心情接受我的采访。
李文星
我先罗列了下可能的采访对象。我的同事王海燕一直在关注这个题，她给了我李文星在北京的室友的电话，以及一个同样被骗入传销组织，同时又见过李文星的人的电话。我又辗转找来了李文星妹妹和姑父的联系方式。剩下的就是看这些人能否接受采访并且提供新的联系人。
最先联系的是李文星在北京的室友许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正在上班，果真如我所料，他已经不太愿意谈这个事情，但并没有将话说死。我们俩加了下微信。我特别理解他现在的状态，他刚20出头，与李文星大学同学四年，毕业后又租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出了事后，他一直在帮助李文星的父母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勇气和责任感的小孩。但毕竟是孩子，内心应该有着很多的恐惧和无助。我给他发了几条微信，阐述了自己对他的理解，最终，他回复了我。后来我们决定约到一个地方，像朋友一样聊聊天。
这趟收获不小，对李文星的性格以及所处的环境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许明跟我讲了他和李文星乃至他们整个班级的情况，以及面临的共同困惑。在家人乃至外人眼中，他们读的是名牌大学，却不知作为学校边缘的专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群对大学生活充满憧憬的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起点站就迎来了困难或者说迷茫。“我们是理科生，但是很多主要课程，比如说岩石学，都是需要背诵的。让一个理科生天天这样做，真得特别难，只要不挂科基本都能拿奖学金。除非成绩特别好，可以转专业。”他对我说。
让他们更为头疼的是就业。不少人希望早点工作。他们跟上一级的师兄师姐联系很密切，还曾邀请他们过来指导就业。不过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让他们觉得很不乐观。
这是他们就业面临的现实条件。有同学选择转专业作为解决的方式；班里有一半的人都选择考研。李文星也购买了考研资料，但是他只坚持了两个月，就放弃了。许明说，放弃的原因可能是真不感兴趣。不过在后来继续采访家人的基础上，我了解到，毕业后，李文星也曾准备再次考本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妹妹说，这主要考虑到时间比较紧迫，又放弃了。
李文星
类似的事情还有。他跟许明一起准备培训机构的考试，后面由于不记得学过的内容放弃了。通过多次的放弃不难看出，李文星有改变现状的主动性，但是对未来却没有清晰的规划。虽然他后来寄希望于通过学习java来谋得一份好的工作，并将可以想见的未来对父母和同学进行了描述。他的父母相信儿子的说法，并且深信不疑，“半年或者一两年间达到十几万的薪水，或者更多。我要把花出去的钱都赚回来。”每次李文星的母亲向我掷地有声地重复儿子的话时，我仿佛能够看到李文星在跟他说时的情形。
用“救命稻草”形容17000元的培训班对于李文星来说再为恰当不过。他希望通过这个培训证或者培训机构的承诺一飞冲天，但现实太重，压弯了稻草。以至于后来他找到了工作却很快辞职，因为“没有人带”。李文星通过十多年的努力走出了德州农村，但他的心智以及他对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那里，想到了两个词汇，“傲骨虚心”“心比天高”。这种性格成为他后来惨遭不幸的重要推手，并将失去亲人的伤痛留给了他的父母。
德州是我第二站去的地方。一方面是想去看看李文星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一方面也希望从他的父母亲属那里获得更多的关于他的信息。具体的沟通过程跟室友类似，我针对其亲属希望能够给李文星一个说法的需求进行劝说，最终相对完整地完成了采访。
李文星的母亲觉得儿子死的冤屈，她整天地待在他生前住的房间里，不愿意出来；丈夫则相反，一步也不愿意踏进那个房间。李正始终难以相信儿子已经走了，他总觉得孩子还在北京上班，哪天就回来了。他抱着手机陷在沙发里，读着关于儿子的一条条新闻。对于任何家庭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都是沉重的打击。
从各种细节中，可以看出李文星父母对儿子的重视，他们对孩子上学时的不少细节都记忆的一清二楚。李文星的家人冲我一遍遍讲述着李文星的一个故事：6岁时，李文星拉着他的手去学校找老师要求读一年级，缘由是幼儿园的课程太简单了。在被老师拒绝后，李文星说，“你别看我年龄小，我保证不输给那些比我年龄大的”。老师因此给了他一次机会，“他一直没留过级，初中在全镇数一数二，高中也是尖子班名列前茅。”类似关于学习的事情，李文星的家人讲了挺多。不难看出，李文星是家里的天。他的班主任也说，李家对这个儿子很看重，不会像别的贫困家庭，对孩子爱管不管，“他们是很娇这个孩子的。”
李文星一直在家人的保护下成长，对于社会却知之甚少，甚至从衣服到手机以及生活用品都是妹妹给他买的。他妹妹李文月觉得哥哥不够成熟。她会经常提醒哥哥，社会上不比学校，很多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害你。每次她这样说，李文星都会说，“你别管了，我会注意的。”李文月说，如果换做是她，她会要求接头人到自己指定的地点，先看对方是什么人，然后再决定出不出现，“哥哥太大意了。”
李文星聊天截图
象牙塔里的世界太简单了。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在学校学会了知识，形成了认识世界的能力。但在危机培养和人性分析上，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帮助，而这些，对于进入社会的我们来说又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在说李文星或者我，每个人都要记住一点，社会是个大熔炉，有好也有坏，它不会因为你是高材生，就会对你有所照顾。这一点上，李文星远比不上他及早步入社会的妹妹。
当然，李文星也是个懂事的孩子。他也知道父母和妹妹的难处。从上大学到现在，他一直很省钱，每次从沈阳回家都是坐硬座，不舍得卧铺，更别提高铁。他爱他的父母，家里农忙的时候，只要他在家，都会帮忙收麦子，收玉米，还会给父母做饭洗衣服。妹妹怀孕孕吐，他会大冬天的骑着摩托车出去，逛遍整个乡镇，给她买好吃的。他对同学也很讲义气，同学之间有个什么事，他一定会帮忙。
李文星生活的这个村子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受着现代科技和传统农村思想相互冲击的地方。村子里的小卖部可以微信支付。李文星的母亲去年开始使用微信跟家里人视频，父亲也能够将就着用微信收取务工所得费用，但他还不会提取。但这个村子的一些传统思想也是不容质疑和否定的。比如说，李文星的骨灰是姑父和叔叔背在书包里坐火车带回来的。他们原本开着一辆车，但是因为不吉利的考虑不能放在车上带回来。按照村里的规矩，李文星被视为冤死的，所以他就不能够进祖坟，甚至连村子都没有进就直接埋在了村外。
在这个村子里，谁家出了大学生，都会觉得脸上会有几分光彩。但是他们又互相比拼着谁家孩子出去打工赚了多少钱，谁家又在镇上买了房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文星的父母、妹妹对他寄托了非常大的希望，他们的这些希望是务实的，包括日后赚了钱给妹妹在镇上买房子，方便照顾父母；或者兄妹俩将房子买在德州，两户要挨在一起。李文星的母亲和父亲都曾提到过“回报”这个词，说李文星还没有回报他们、回报村里、回报社会，就走了。我不是很确定回报在他们口中的含义，或许这只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才会使用的“外交辞令”。
李文星购买车票的通知
无论如何，李文星的死是这个家庭的悲剧。这个从贫困环境中走出的孩子，又一次将家庭陷入了贫困。在天津，李文星的父母、亲戚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甚至连他的火葬费，都是跟殡仪馆讲了价。他的父母，也在用尽所有力气希望给他一个说法。
做采访之前，我曾经认为进入传销是很偶然的事件。直到李文星的一个同学肖羽向我坦言，他也曾经进去过，并在里面待了11天。25个同学里，就有两个，而且还是985高校的学生，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是身边处处能碰到的陷阱。
肖羽在传销组织里还碰到一个正在读大二的女生。她来自一个山区，家里特别穷，即使要交7万元钱的费用，以表示对组织的衷心，她还是义无反顾的东借西借拼齐费用，并把弟弟发展为下线。她站在大卡车上痛哭流涕，冲着底下的人群说，“感谢将我带进来的人，我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门路。”
从传销组织出来后，肖羽曾将这个事情告诉了与他亲近的许明和李文星，希望能给他们提个醒。可惜两个人都没有放在心上，反而觉得他被骗进去是因为他傻，“我觉得，对传销的忽视和戏谑已经是一种通病。”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肖羽的无奈。
李文星向好友陈栋借钱
如今想来，李文星的获救本来有着数种可能，但这些可能性都因为忽视而被抹杀了。即使李文星从来不跟人借钱，但当他找室友三次借钱的时候，室友依然没有觉得有问题，“他自尊心很强，很少找别人借钱，但我知道他走时就没什么钱，所以就没有怀疑。”他给母亲发微信说，“妈，你把你们手机号给我，我忘了。”母亲没有多想，直接将手机号发了过去；他向一个朋友讨要并不存在的去年的借款，同学说，“没有啊”，他只好说，“那就是我记错了。”
虽然警方还未查明李文星溺亡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一些原本可以规避的细节将他一步步推入了死亡的深渊。
所幸的是，这一事情的最新进展是确认李文星是被诱骗进传销组织的。这意味着，李文星的死因有查清楚的可能性。天津市也下了“死命令”：决战20天，彻底清除天津市的非法传销活动，打掉非法传销团伙，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而且，在命令下达之后，就有当地媒体报道，打击传销首战告捷，一个上午就发现了传销窝点301处。
这个事情，多少让我有些唏嘘。天津传销集团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有着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要等到付出了代价之后才去采取措施。如果说这一现象早点能够被政府重视，李文星或者更多像李文星这样的孩子，就能够幸免于难。在中国很多事件的处理和发展都会经历所谓的节点，而每个节点都会以生命为代价，这是需要政府思考的地方，也需要执政者的决心。
本周三面市的《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将刊发关于李文星之死的详细报道，敬请关注。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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