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 1
第一章 波斯文、阿拉伯文基本史料 / 42
第一节 历史书 / 43
第二节 地理书 / 58
第三节 专业知识类书籍 / 65
第四节 其他 / 72
第二章 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的“中国”称谓 / 75
第一节 蒙元时代之前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的“中国”称谓 / 78
第二节 蒙元时代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的“中国”称谓 / 102
小 结 / 122
第三章 伊利汗国的中国移民 / 125
第一节 军匠 / 126
第二节 医者 / 140
第三节 僧、儒、道 / 157
第四节 手工匠人 / 169
第五节 其他 / 174
小 结 / 194
第四章 元朝与伊利汗国遣使活动 / 196
第一节 旭烈兀时期 / 197
第二节 阿八哈时期 / 212
第三节 阿鲁浑时期 / 227
第四节 乞合都时期 / 236
第五节 合赞时期 / 242
第六节 完者都时期 / 245
第七节 不赛因时期 / 253
小 结 / 256
第五章 玉石及中国玉石文化的西传 / 262
第一节 释名 / 263
第二节 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记载中的玉石产地 / 267
第三节 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记载中的东方玉石文化 / 275
第四节 玉石及其制品风格的西传 / 280
第五节 蒙元时代汉地玉石文化对伊朗的影响 / 285
小 结 / 296
第六章 “中国石”“中国铁”与中国铜铁器的西传 / 297
第一节 “中国石”“中国铁”名实考 / 299
第二节 元代铜铁制品的外销 / 313
第三节 中国铸铁在伊朗的传播 / 323
小 结 / 328
第七章 《迹象与生命》所见中国植物的西传 / 329
第一节 拉施都丁《迹象与生命》中的中国植物信息 / 330
第二节 茶 / 334
第三节 荔枝 / 349
第四节 灵眼 / 353
第五节 莲花 / 356
第六节 鸡头花 / 362
第七节 杨梅 / 364
第八节 粟黍 / 369
第九节 绿豆 / 385
小 结 / 392
结 语 / 393
参考文献 / 400
后 记 / 442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十年前，我受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的资助赴伊朗德黑兰大学交流学习。当时德黑兰的中国人很多，除了一些留学生外，大部分是从事各种生意的商人及其家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企业大量涌入伊朗市场。在伊朗既有中国派驻的石油、铁路等大型国有企业，也有华为、奇瑞等中国知名的民营公司，更有在异域谋求生存的小本生意经营者，他们从事矿石、机械、电子、毛纺、服饰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的跨国贸易，还有在通信、旅游、餐饮等服务类行业中工作的中国人。大到德黑兰人每天乘坐的地铁、伊朗航空的客机、伊朗国家网络防火墙，小到伊朗妇女每天用的洗碗布、小学生背的喜羊羊书包，无不展现着中国商品对伊朗的影响。
倘若问起伊朗人对中国的看法，多数伊朗人也只有“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的印象。而伊朗人对中国商品的看法则很复杂：一方面，中国为伊朗提供了大量的价廉商品，使他们在西方的经济制裁期间，基本的生活需求仍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低廉的价格往往意味着低档的品质，也导致中国商品的名声受到影响。
我在伊朗期间目睹了现在的中国移民如何生活、工作，中国的商品对伊朗经济社会的影响，也看到了伊朗人对中国影响的反应。这使我迫切地想知道在古代中伊交流最繁盛的蒙元时期，中国人、中国物产如何进入伊朗，他们所承载的中国文明又对当时的伊朗有着怎样的贡献，历史的情形与今天的现实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思考时刻伴随着我。本书既是对学术问题的专题研究，也是对我本人关于古人生存和交流这两个主题的好奇心的满足。
我的博士论文于2016年6月通过答辩，之后经过几轮修改，形成了本书。本书能够付梓，并忝为学术研究做出些许贡献，与我的导师和众位师友的指导和帮助息息相关。我的导师荣新江先生专长于隋唐史、敦煌学、西域史与古代中外关系史等多个学术领域，学问精深、视野高远。他深谙做学问之根本，即使对他个人涉猎较少的领域，也能始终掌握研究的动态，保持学术的预流。他教授给我学术规范、思辨之法和论述之道，指导我如何搜集资料、布局、考证、撰述。荣老师极其重视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博士一年级我选定古代中伊关系史这一研究方向后，他便提议让我去伊朗学习交流。出国前手续繁复、经费滞缓，他更是为我垫付资金送我留学。博士毕业之际，他又力主我去德国继续深造，为我推荐、联络德方导师，终于顺利取得公派海外博士后的机会。他教导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中外关系史研究不能只待在书屋里，也多次带我们对古代陆海丝绸之路所经过的省市做考察。更重要的是，他对学术研究彻底性的追求和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如一盏明灯，始终鞭策着我在学术道路上永不松懈、坚定前行。
在我并不算长的学术生涯中，南京大学的刘迎胜先生对我影响至深。我本科和硕士就读于南大历史系，虽不是刘老师的嫡传弟子，但受他的教导和关怀良多。硕士保送到中国近代史方向后不久，我忽然萌发了对蒙元史、西域史、边疆民族史的浓厚兴趣。于是，我成了刘老师课堂上的固定学员，跟他学习波斯语、突厥语、元史、边疆史等课程，尤其是他讲授的“审音堪同”方法，在我此后的学术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硕士毕业时，我在南大已经学习了七年，刘老师建议我换一个新的学术环境，追求更大的进步。于是在他和华涛老师的推荐下，我考取了荣新江老师的博士。之后我与刘老师一直保持联络，向他汇报学习，请教交流。我的博士论文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刘老师都做过开创性的研究。尤为感激的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也得到了刘老师的莅临指导，当时他年近七旬，却不辞辛劳奔波至京，接受我的博士成果的汇报。感念之情，无以言表。
我的博士论文是以波斯语文献为基础的史学研究，在这一领域，北大外国语学院王一丹教授对我的指导最多。王老师是研究波斯语文献的大家，也是一位极其耐心、可亲的师长。我所掌握和应用的许多重要的波斯语文献，都来自她的慷慨提点和馈赠。十年前，王一丹老师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波斯文《五族谱》整理与研究”把我领入了波斯文抄本和伊朗学研究的大门。这个项目聚集了众多蒙元史专家，如北京大学的张帆、党宝海，社科院民族所的乌兰、刘正寅，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东平等诸位老师，在一次次的交流中他们不吝赐教，令我受益匪浅。
此外，导师荣新江主持的“马可· 波罗研究项目”，为我在蒙元史和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学术训练提供了绝好的平台。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诸位老师外，还有孟嗣徽、朱玉麒、毕波、朱丽双等老师惠我良多。北大中古史中心的李孝聪教授、王小甫教授，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以及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沈卫荣教授，均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伊朗德黑兰大学乌苏吉（M. B. Vosoughi）教授学识渊博、待人真诚。他在北大访学的一年中，我与他交流甚多，树立了我研究中伊关系史的信心。此后我到伊朗学习，他担任我的邀请人和指导老师，生活上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学术上为我提供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刊本、抄本资料，还带我在波斯湾沿岸及岛屿考察。本书的撰成，与他的帮助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