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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但是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中国几千年历史，能够称得上“圣人”的，只有“两个半”，两个圣人是指孔夫子和王阳明，半个圣人即是清朝晚期的朝中重臣曾国藩。然而，45岁之前的曾国藩，却是众人皆知的“官场愣头青”。
曾国藩在北京做官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朋友家里生了孩子请满月酒，请了很多人，曾国藩也去了。一看东边角上有一个桌子上还有空位，桌上坐的呢，还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于是一屁股坐到那了。正想跟大家打招呼，结果他一坐下，这一桌人都纷纷站起来，一言不发，都跑到别的桌上去了。这桌就剩下曾国藩一个人。你说这饭还怎么吃啊？曾国藩感觉非常难堪。
这就是曾国藩后来自己说的，“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
为什么这样呢？
这是因为曾国藩年青年代，是一个官场的楞头青，不知道如何与官场中人相处，成了整个官场的敌人。在官场上四处碰壁，把官场上所有人都得罪了。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谁也不答理他。曾国藩精神上十分痛苦，多次表示想要辞职回老家。
那么后来在地方上，他也是多次和官场发生冲突。
曾国藩在家守孝时，接到皇帝的命令，要他帮着地方官兴办团练，来抵御太平军。曾国藩是一个忠心为国的人，所以接到命令，就跑到长沙去了。曾国藩为人的风格是不干这个事则已，要干就要大干一场，把事情办好。
曾国藩设了一个审案局，实际上就是湖南省社会治安严打指挥中心。曾国藩以个人名义向全省发布公文，要把全省的社会治安工作管理起来。 在这个审案局内，才四个月，曾国藩就杀掉了一百三十七人。至于他指示各地民兵杀掉的人数，那更是不计其数。
曾国藩从此获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曾剃头”。今天一提起曾国藩，大家还能想到曾剃头三个字。
湖南的社会治安一下子好了，老百姓夜不闭户，纷纷说曾大人真有本事，把湖南治理得真好。
然而湖南全省的官员，几乎都成了他的敌人，都在那日夜咒骂曾国藩。原因很简单，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侵犯了别人的权力。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我们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的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啊？
所以大家都很生曾国藩的气。
到了中年之后，曾国藩才找到如何在官场上的生存之道。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道道，有大员被他的气场震慑，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惊疑不已。
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京城一些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曾国藩晚年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
当然，曾国藩所谓的“拖延”，也并非所有事，至于其中之奥秘，我将在日后给你更详细的解答。
之所以曾国藩为官前后，出现如此巨大变化，是因为曾国藩经历了一次深刻的“中年变法”。
咸丰七年，在官场遇到了一次严重挫折后，曾国藩回了老家。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
曾国藩反思到，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是重要原因。
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经过反复回忆，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为最大功劳，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的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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